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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人口、地盤呈幾何級數擴張

中共根據地在逆境中生長

黃金生

2019年09月02日09:36    來源:天津日報

原標題:中共根據地在逆境中生長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克服了重重困難,不僅頑強地生存了下來,而且在不斷地發展壯大,在抗戰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抗戰前,中共在陝北有紅軍9萬,南方紅軍游擊隊有1萬上下,但到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共力量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在迅速增加。周恩來在1944年年底時說:“中共擁有正規軍五十七萬,民兵二百萬,幾已達到國民黨現有部隊的相等數目。”並且,中共又在敵后建立了591個縣政權,“幾已達國民黨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縣的百分之八十二”。

中共所領導的敵后戰場在抗戰中面臨著極其惡劣的環境,但是,中共及其根據地在這樣的環境下堅持抗日,並一步步地發展和壯大。

“擴軍”是硬道理

抗戰開始后,毛澤東就意識到發展壯大武裝軍隊這一“硬道理”,隻有自身力量的強大,才能提高自身的威懾力。而蔣介石對中共的政策是“寬給其經濟”“嚴限其軍額”,他同意中共紅軍改編三個師的番號,並根據協議對三個師按4.5萬人計算每月發給軍餉。這些軍餉對於剛到陝北不足一年的紅軍來說,的確非常關鍵,但中共也意識到,軍隊絕不能限制在蔣所給定的數量上。所以就需要放手發動群眾,擴大征集給養,並擴充軍隊。

中共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晉察冀在1937年年底開創之初,各種人員加在一起不過3000人。當時同志們開玩笑說,要問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夠吃了,一條炕就夠睡了。聶榮臻表示:“為了創建抗日根據地,給予敵人更大的打擊,最關鍵的是必須要更多的武裝力量。”當時,北自雁門關,南至風陵渡,西起呂梁山脈,東至平漢鐵路,均有八路軍的部隊發動民眾,擴充武裝。到1945年,晉察冀已發展到正規軍三十二萬余人,民兵發展到九十余萬人。

抗戰初期八路軍抓住時機,大量擴軍,動員號召群眾,取得了顯著成效,八路軍原有的3個師很快得到了充實,新建部隊的數量則是成倍地增長。作為中共指揮抗戰的總后方,陝甘寧邊區政府在抗戰打響后,邊區各部隊派出大批指戰員,深入各縣城鎮、鄉村,宣傳抗日,動員群眾參軍參戰。由於戰爭形勢和革命發展的需要,中共沒有通過制定標准的兵役制度進行征兵,而是通過宣傳動員招募新兵,發展人民武裝和地方武裝,建立各種游擊隊、義勇軍等,擴大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規模。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到1940年,陝甘寧邊區動員參軍的青壯年共約3萬多人。當然這種快速的擴軍難免會出現隻管湊數,不顧質量,有的就是直接收編的某些地主聯庄、土匪等游雜武裝。所以在1939年年初,在大量擴軍基本結束之后,開始有計劃、有系統地集中整軍,對部隊進行全面的整頓、訓練和規范。通過對軍隊的集中整治,軍隊的素質和戰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供給部“清家底賣破爛”

1940年八路軍擴大了10倍,達到40多萬。八路軍兵員雖越來越多,但多以獨立團、軍分區、武工隊的名義存在,八路軍的正式編制依舊是3個師的番號,國民政府也隻對原協議中的4.5萬人發餉。而到1940年10月,這4.5萬人的軍餉也被國民黨切斷了。早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明確提出了“整頓和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証戰時生產品的自給”方針,把經濟建設列為全面抗戰路線的重要內容。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毛澤東判斷:“長期抗戰中最困難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以后會有那樣一天,沒有錢,糧食困難,怎麼辦呢?不餓死不解散就得要生產。以后我們要自己解決物質上的供應。”

當時,陝甘寧邊區部隊生活相當艱苦,每人每天隻有1斤小米或雜糧,要靠挖野菜充飢,一年當中最多能吃一兩次肉。龐大的軍隊經費支出,壓得供給部喘不過氣來,最后被迫“清家底賣破爛”應付急用。一次,供給部將值點錢的幾匹老牲口和幾輛不能用的大車,統統賣掉后得現款數百元,解決了急需解決的問題,花300元買了一批通信器材。

為了解決部隊的經費問題,供給部想到了創辦實業。比如開辦騾馬店。第一個騾馬店,每天能賺20多元,利雖不大,但天天有錢進賬。后來逐步在邊區開了20多個店,生意越做越紅火。騾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緩解了供給部的財政困難。為了加強領導,供給部又把騾馬店、交通與兵站三家合一,統稱兵站,對整個邊區的經濟,特別是通郵起了很大的作用。

供給部還會通過一些販運貿易籌集軍餉。比如販賣食鹽。鹽池離延安有200多公裡,運到延安出售至少是3倍利潤。按當時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國統區運鹽是“資敵”行為。但銷鹽可以換回西藥、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資。打破禁運互換有無,對瓦解敵人的封鎖也有利,1938年4月,販鹽問題被提交中央財經部專門討論,得到李富春的肯定,毛澤東也完全同意販賣食鹽的意見。鹽業發展起來后,中央決定,陝甘寧邊區成立鹽業公司。鹽業對邊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彭總見著吃肉就要罵娘”

根據地在經濟上除了“開源”,還非常注重“節流”。一方面,通過精兵簡政,另一方面,就是厲行節約。

彭德懷負責八路軍的經費供給和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工作,他對於開支預算的審查非常嚴格,除作戰經費和涉及群眾利益的賠償費可以寬打一些外,其他經費都摳得很細,特別是對特支費、招待費要求更為嚴格。他曾經多次告誡所屬部隊,領導同志下去碰上什麼吃什麼,一律不准搞招待。據擔任八路軍后勤保障工作的周文龍回憶,有一天,彭總到供給部駐地正趕上吃午飯,同志們想給他做幾個菜,彭總知道后,立即制止了。他走進伙房,掀開鍋蓋,順手抓起兩個山藥蛋和幾片南瓜,邊吃邊說:“真香啊!”大家覺得過意不去,便又商量:“隻炒1盤雞蛋,行嗎?”彭總聽了,先擺擺手,后又拍著肚子說:“不用了,這南瓜就蠻好,你們看我都吃飽了。”在彭總的影響下,各級干部都十分注意節儉,到部隊后都不讓下面招待,堅持同戰士同甘共苦。

彭德懷的艱苦朴素其實是有原則的。劉伯承、鄧小平曾用自己的津貼做了四川菜,請彭德懷過來品嘗,他就愉快地接受了邀請。還有一次,陳賡等人實在是饞了,旅裡幾個干部湊錢買了一些豬肉。聽說彭德懷就在附近,但這幾個干部怕挨罵,誰也不敢去叫他來吃。而就在他們把肉煮熟吃興正濃的時候,彭德懷到了,眾人正不知所措時,他幽默地指著陳賡說:“好啊,你陳賡吃肉也不叫我老彭啊!”一下子把這緊張的氣氛給緩和了,陳賡邊吃邊笑著說:“有眾人為証,我們都想去喊你來吃肉,有的說,彭總見著吃肉就要罵娘,我們怕你罵娘啊!”彭德懷拿起筷子哈哈大笑:“誰說我彭德懷不曉得肉好吃啊?”說著,大口吃起肉來。不過,這次湊份子的活動結束后,彭德懷對在場的人說,即使是自己掏腰包,這種打牙祭的事兒也不能多干,因為這樣會使人迷上吃喝。他常常苦口婆心地勸說下屬:“誰個不願意吃好的呢,問題是還有人在餓飯,在吃糠!問題是群眾是否都有好吃的了”“同志們一定要了解,一粒米,一文錢,都是人民的血汗和脂膏換來的啊!”

“多繳公糧等於多殺敵人”

2012年,山西婁煩縣在普查當地革命遺址時,在一間破窯洞的灶膛裡發現一卷麻紙,拿出來仔細一翻,原來是抗戰時期馬家庄鄉道人溝村的公糧簿。蠅頭小楷,記錄著全村向當地抗日政權繳納公糧的詳細數目。除了公糧簿,還有一些八路軍在特殊情況下向老鄉打欠條借糧借物的記錄。有的寫著借馬匹,有的寫著借糧食,其中一張寫著“借擇石村周模旦谷兒1擔,民國三十年秋”。

2014年4月12日,山西太原市婁煩縣人武部派人把3袋面粉、兩袋大米、一桶油和2000元現金,交到周模旦的后人周區貴、周誠貴兄弟倆手中。周誠貴回憶說,當年周家10口人在村裡包坡、墾山,種著40畝地,一年能打萬把斤糧食。當時1個人1年200斤口糧,八路軍打鬼子,找百姓借糧,他爺爺馬上借給八路軍1擔糧,相當於1個人半年的口糧。據了解,八年抗戰中,當時隻有4萬人口的婁煩縣,有8000人參軍抗日,每年上繳口糧300多萬斤給八路軍和抗日地方干部。

在抗戰敵后戰場,軍政人員的糧食供給是抗日根據地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征收公糧,是為了“確保抗戰食糧之供給”。1937年8月1日,陝甘寧邊區黨委作出了《關於征收救國公糧的決定》,要求進行最廣泛的群眾性的政治動員,“應由黨員做榜樣,鼓勵民眾繳公糧。應以‘多繳一升國公糧,就是在前線上多殺一個敵人’來鼓勵群眾,使一般民眾認識多繳公糧即是多助國家、多殺敵人的光榮事情”。

為了解決前線的供給,八路軍前線各部隊除擔負作戰任務外,均抽出部分人員組成工作團,分散到各地征收愛國公糧,在“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擁護抗日軍隊戰勝日寇”等口號下,很快就征收、籌措了一批批糧款,對克服當時困難,保障部隊供給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開明紳士們也懂得了“國將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主動捐糧、捐款。

“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隨著相持階段的到來,日軍開始對敵后根據地進行“掃蕩”,國民黨也開始了防共、限共政策並在1940年后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這樣便使根據地的財政銳減,而陝甘寧等根據地又屢屢發生自然災害,多個地區糧食歉收。

1939 年7 月至1940 年間,日本侵略軍先后兩次掘開滏陽河、運河、沱沱河及漳河堤岸,使冀南30 多個縣100多萬畝良田受淹。從1941 年到1943 年,晉西北、冀南、冀西、豫北地區旱災嚴重,赤地千裡,禾苗不生,有些地區還出現了蝗災。當時僅太行區災民就達35 萬余人,加上敵佔區逃來的10 余萬災民,多達50 余萬。1940年到1942年期間,是根據地經濟財政處於最困難的時期。糧食和物資奇缺,財政經濟極端困難。毛澤東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斗爭已進入更艱苦階段,財政經濟問題的解決,必須提到政治的高度,望軍政首長,各級政治機關努力領導今年部隊中的生產運動。開辟財源,克服困難,爭取戰爭的勝利”,並要求全軍“一面戰斗、一面生產、一面學習”。在這種形勢下,大生產運動率先在陝甘寧邊區轟轟烈烈展開。1941年年初,王震率三五九旅開赴南泥灣軍墾屯田,使“處處是荒山”的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到1943年,陝甘寧邊區開荒976224畝,耕地總面積達到1338萬畝,糧食總產量達到了181萬石,逐步擺脫了困難局面。

“八路軍的掌上明珠”

“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首《游擊隊之歌》裡的歌詞反映了敵后抗日軍民必勝的信念和樂觀主義的精神。但事實上,並不是每次奪取日軍武器的行動都能如願以償,有時甚至要付出慘重的犧牲。更為重要的是,隨著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和戰爭規模的擴大,戰場繳獲已遠遠不能滿足作戰的需要。1937年11月,八路軍總部作出“除了每個師外,各旅、各團,每個支隊以及地方政府和自衛隊都要招募技術工人,開辦修械所和炸藥廠(制造地雷和手榴彈)”的決定。1938年5月21日,朱德、彭德懷又向各部發出“要有計劃創建軍事工業”的號召。此后,八路軍各部在招募技術工人和繳獲日軍小型機具的基礎上,先后建立了第一一五師第三四四旅修械所等8個修械所。但是,這些修械所駐地分散,規模較小,設備簡陋,不能適應抗戰形勢的發展。

1938年10月,在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游擊戰爭的軍火接濟問題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一方面,大后方盡可能地接濟他們﹔又一方面,每個游擊戰爭根據地都必須盡量設法建立小的兵工廠,辦到自制彈藥、步槍、手榴彈等的程度,使游擊戰爭無軍火缺乏之虞。”1939年6月,總部組建了軍事工業部,統一領導軍工建設。

對於軍工部的組建,中央軍委極為重視,先后從抗日軍政大學、總部機關、各部隊和地方政府抽調了1000多名技術干部和工人支援軍工建設,僅當年7月初即從陝甘寧邊區抽調了300余名技術干部和工人組成“工兵營”,並從延安、西安運來一批較好的機器和器材。針對當時東南日益緊張的形勢,朱德等領導人提出,總部修械所為避免敵人的破壞,應搬遷至更為隱蔽安全的地方,並創建長久的、穩固的軍火生產基地。最后由左權選中武鄉、黎城、遼縣交界的黃崖洞。經過不到半年時間的艱苦奮斗,一個初具規模的兵工廠便巍然屹立於黃崖洞,代號“八路軍總部流動工作團”。1940年春天,第一批步槍自黃崖洞兵工廠誕生時,正值朱德總司令55歲誕辰,工廠便把步槍叫做“五五步槍”。此時,兵工廠擁有機器設備約40多台件,職工近700人,被朱德美譽為“八路軍的掌上明珠”。

據統計,在整個抗戰期間,軍工部所屬各廠共修槍數萬支,造槍9758支,生產擲彈筒2500具,迫擊炮改平射炮數十門,復裝和新制子彈223萬余發、手榴彈58萬余枚、擲彈筒19.8萬余發、各種口徑的迫擊炮彈3.8萬發。八路軍自己生產的武器裝備已經成為與日軍作戰的基本火力。

各根據地除辦兵工廠外,還根據中央“各區要建立自己的軍需工業解決自己的需要”的指示,辦起了被服廠、鞋廠、皮革廠、紡織廠、造紙廠、毛巾廠、肥皂牙粉廠等。這些軍需工廠千方百計克服原料不足和其他方面的困難,生產出大量軍需品,源源不斷地供給前方需要,對我軍在困難條件下堅持敵后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

(責編:常雪梅、王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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