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革命先行者童庸生：在重慶多地建立起團組織

■他是中共四川早期黨團組織的重要領導人，中共重慶地委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他制定“務以實力充分”“漸漸發展”的工作策略，使重慶團的發展日漸走向正途，並在涪陵、綦江、南川、江北、巴縣等地建立起了團的組織。

■劉伯承曾在信中說：“我於1926年在四川擔任順瀘起義總指揮時，童庸生同志任黨代表，這個同志是一個對革命忠誠，善於做宣傳鼓動的好同志。”

“真的就把這些書放在我這裡了麼?”上世紀20年代，巴縣長生鄉(現南岸區長生橋鎮)一間大宅內，一位婦女向一位戴著眼鏡的青年輕聲詢問。

“姐姐，就暫時麻煩你替我保管這些書籍，以后我再來取。”說完這番話，男子轉身走進了黑夜……

“這名男子就是我的表外公童庸生，當時他挑了一擔書放在我姑婆童顯貞家裡，再也沒回來取過……后來，這擔書大多沒保存下來，隻剩下幾本他批注過的，都捐給了博物館。”9月2日，童庸生的后人張繼琳指著她收藏的童庸生的照片對重慶日報記者說。

積極行動，重慶多地成立團組織

在巴南區惠民街道宜家橋，有一處已經垮了一半的農家小院。1899年，童庸生就出生在這個小院裡。1919年，20歲的童庸生考入成都高等師范學堂，並在那裡遇到了改變他一生的導師、四川舉起共產主義旗幟的第一人——王右木。

據《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第一卷)記載，擔任四川高等師范學堂學監的王右木於1920年組織成立馬克思主義讀書會時，童庸生就是讀書會的重要成員。也正是在成都期間，童庸生先后認識了惲代英、吳玉章、楊闇公等人。

1922年10月，在王右木的指導下，根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章程》和團中央的要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SY”)成都地方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童庸生當選為首任書記。同樣是在1922年10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重慶團地委”)宣告成立，周欽岳當選為首任書記。

1923年初，一直在成都從事團的工作的童庸生回到重慶，受聘到巴縣國民師范學校擔任教員。此間，他一邊按照團的宗旨積極開展活動，一邊去函向團中央請示，在積極發展和訓練新團員的同時，制定了“向機活動，務以實力充分”“漸漸發展”的工作策略，得到團中央的批准和支持，使重慶團的發展日漸走向正途。在童庸生、楊闇公等人的努力下，涪陵、綦江、南川、江北、巴縣等地很快也建立起團的組織。

“重慶多地成立團組織，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宣傳和共產主義運動在重慶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介紹，重慶多地的團組織成立后，在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參與和發動以學運和工運為主體的群眾運動中起到主導作用，對推動重慶地區革命形勢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顧全大局，童庸生幫助楊闇公加入重慶團地委

“回顧童庸生的革命生涯，我們不難發現，他的身上不僅有著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堅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的求索精神。更重要的是，他總是勇擔責任，顧全大局，為了黨的利益嘔心瀝血，不遺余力。”黎余說，這在他促成楊闇公等人加入重慶團地委之時特別明顯。

史料記載，1924年1月，吳玉章、楊闇公等人在成都秘密成立中國青年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國YC團”)，並在《中國YC團綱領》指出，解決世界和中國的問題，惟有採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方式，實行社會革命最為適合。

“不久后，楊闇公等人就得知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在詳細了解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經過和活動情況后，楊闇公意識到，中國YC團已無存在的必要，但YC團中的傅無雙等人表示反對，雙方意見產生分歧，一時難以統一。如何妥善解決YC團的問題，也成了擺在楊闇公等人面前的難題。”黎余說。

考慮再三后，楊闇公決定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合作，盡快解散YC團，並按照中共黨章標准吸收符合條件者入黨。“在接到楊闇公等人的請求后，受團中央委派，童庸生作為重慶團地委的代表，與楊闇公商議YC團與重慶團地委的合作事宜。”黎余說。

“在楊闇公的日記裡，對此次合作也有著明確的記載。”黎余說，楊闇公就曾在日記裡寫道：“午間赴庸生處，籌議對於YC與SY今后合作的方向。這個問題，確實關系很大，我們稍一處置不當，就會種下今后的惡因。”

1925年1月23日，在位於成都市娘娘廟附近的楊闇公住所，童庸生將促成中國YC團與SY合作的《致蓉YC的一封信》交給楊闇公。楊闇公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下自己的感受：“晨起庸生即來寓，給蓉YC一信，我們共同署名，促其與S校合作……”

“在童庸生等人的努力下，楊闇公於1924年9月加入重慶團地委，並於1925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吳玉章經童庸生、趙世炎介紹也加入中國共產黨。楊闇公、吳玉章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主動宣布解散中國YC團。”黎余說。

惹惱軍閥，劉湘點名緝拿楊闇公童庸生

“舅舅，有人來了。”1925年的一天，童庸生的外侄女趙佐珍跑進屋內，對正在開會的童庸生說。

“撤！佐珍，等會兒有人問起，你就說沒有見過我。”童庸生說完，就從后門離開了。

看著童庸生離開，趙佐珍才打開了大門。

“你看到一個戴眼鏡、穿灰布長衫的人沒有?”門外，幾個大漢氣勢洶洶地問。

“沒有，沒有……”趙佐珍話音未落，幾個人又往外追去……

“自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童庸生以更加高漲的熱情投入到重慶團地委的工作之中。”黎余說，據《楊闇公日記》記載，為了吸引更多進步青年加入SY，童庸生經常帶領學生前往校外進行演講。“我曾經聽我婆婆說過，表外公說話聲音洪亮，演講特別有說服力。”張繼琳說，有一次在演講中，童庸生指著長江中橫沖直撞的外國輪船控訴帝國主義的罪行，還摘下自己的帽子，問在場學生：帽子的材料多少錢？帽子做成后在市場上又賣多少錢？工人得到了多少工資？資本家又從中賺了多少利潤？以此來說明剩余價值的含義。

就是在不斷演講的過程中，童庸生被當時的四川軍閥劉湘盯上，劉湘曾點名要緝拿楊闇公和童庸生兩人。“從宜家橋到重慶城，一般都要經過巴縣長生橋，以前舅公總會在路過時到姑婆家坐一坐。在劉湘下令抓捕后，為了不連累家人，舅公幾乎很少回家。”童庸生的外侄孫趙朝敏說。

楊闇公曾在日記中稱贊童庸生：“庸生真是同人中的健者，他精神貫一的樣子，在他的來信中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勇於敢為，富有思想的和機變的人，不是其他許多有信仰而無實行的勇氣方法的人可比擬。”

順瀘起義失敗后，童庸生潛行出川，由中國共產黨保送至蘇聯東方大學學習。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童庸生從蘇聯回國后，在上海乘船返回重慶的途中失蹤。

“1956年，劉伯承在寫給時任四川省委負責人李大章的信中說‘我於1926年在四川擔任順瀘起義總指揮時，童庸生同志任黨代表，這個同志是一個對革命忠誠，善於做宣傳鼓動的好同志。’”黎余說，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新的歷史起點上、新的發展進程中，當代黨員要向童庸生學習，堅持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決不彷徨，決不動搖，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記者 黃琪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