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鼎京華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過28年浴血奮戰，中國共產黨終於帶領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中國的歷史進入了新的時代。

新中國定都在北京。九個月前，1949年1月31日，還被稱為“北平”的這座城市宣告和平解放，讓馳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於戰火完整地保存下來，為新中國定都奠定了基礎。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北平”改稱為“北京”，確定為新中國的首都。

新中國定都這件載入史冊的大事，是從驚心動魄、艱苦卓絕中拉開大幕的。伴隨著解放戰爭波瀾壯闊的進程和取得中國革命勝利的堅實腳步，中國共產黨開始描繪新中國的藍圖，對首都的選址早有謀劃。

“北平”改稱“北京”，最終成為新中國的首都，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北平不要打”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九月會議”，這是抗戰勝利后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進程，提出了大約用5年左右的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日程表。

差不多相同的時間，沈鈞儒等一批民主人士先后到達了東北哈爾濱，10月，在那裡召開了三次座談會，為一年后新政協的籌備和召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中共中央當時曾指示東北局和民主黨派，計劃在哈爾濱籌備、召開新政協會議，宣布新中國成立。

哈爾濱，有“東方莫斯科”之稱，是全國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所在地，也一度被作為新中國首都的備選地。考慮到哈爾濱是當時全國最安全的大城市，與蘇聯最近，便於取得蘇聯的支援和幫助，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為“特別市”，准備在這裡建立新中國。

更早之前，抗戰剛剛勝利，中共中央就曾考慮將哈爾濱作為中央駐地，還曾選擇承德作為中央轉戰的中轉地。但是國民黨政權很快挑起了內戰，向全國解放區大肆進攻。1947年，中共中央撤離延安，轉戰陝北期間，東北局還曾致電中央，建議遷往東北。但是毛澤東回電：“中央必須留在關內，我亦暫時不能離開。”

這時的國共實力對比，國民黨在軍事上佔據著絕對優勢。但是，正如毛澤東在1946年8月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所說的，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1947年6月，人民解放軍開始了戰略進攻，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失去人民支持的國民黨政權兵敗如山倒。

事實証明，“九月會議”提出推翻國民黨政府要用“五年左右時間”都是“保守估計”。“九月會議”僅僅兩個月后，1948年11月，毛澤東在《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中斷言：“現在看來，隻需要從現在起，再有一年左右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

兩個月，遼沈戰役結束，東北全境解放。這之后不到一年，新中國宣布成立。

也是在“九月會議”期間，毛澤東同當時負責一兵團在山西作戰的徐向前進行過談話。聽了徐向前的匯報，毛澤東講：“看來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來新中國的國都。

“北平解放是全國打出來的”

“北平不要打”，不打，就要和平解放。可是和平與否，還要看據守北平的傅作義是何態度。

據時任華北野戰軍司令員聶榮臻回憶，爭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設想萌生於新保安、張家口殲滅戰之后，即1948年12月下旬。“我先同羅榮桓同志談了這個想法。我說，我們應該努力爭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這個文化古都免遭戰火的破壞，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免遭損失……如果黨中央決定定都北平，那麼打個稀爛，機關那麼多人連個住處也沒有。”

羅榮桓聽后表示同意支持，而林彪認為和平不可能實現，還是要靠打解決問題。

事關重大，聶榮臻就以個人名義向中央發了一封建議和平解放北平的電報。中央回電表示完全同意。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戰役總攻打響，僅僅29小時后，天津解放。在戰與和之間搖擺的傅作義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傅作義便派代表與聶榮臻等人再次會談。雙方達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協議，終於使北平完整無損地回到了人民手裡，創造了解放戰爭中著名的“北平方式”。

在北平和平解放一個月后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北平入城式是兩年半戰爭的總結﹔北平解放是全國打出來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軍的入城式。”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於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開，是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奠基的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會議。這次會議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確定了新中國的大政方針，為促進和迎接全國勝利的到來，為推動和發展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保証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作了充分准備，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佔領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

“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

選擇北京作為新中國的首都，中共中央有長期的思考過程和各方面的綜合考量。在毛澤東和王稼祥的一番對話中，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最合理的抉擇。

1949年1月，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赴西柏坡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去看望了毛澤東。交談中毛澤東說：“我們很快要取得全國的勝利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在何處？”毛澤東接著又說：“歷史上，歷朝歷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開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裡合適？中央雖有個考慮，但還沒有最后的答案。”

對這個問題，學者出身的王稼祥早有考慮：“依我看，現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雖然自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隻要翻開歷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歷史宿命論的色彩，我們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這是一個很大缺陷，我們定都最好不選在南京。”

“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中國的疆域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那時長城就是邊境線，現在長城橫臥於中國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點。這樣一來，選西安為都也不合適。”

王稼祥再論：“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經濟落后，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短期內所能改觀的，加之交通以及黃河的水患等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毛澤東一笑相應地問道：“那麼，哪裡可以定都呢？”

王稼祥直指北平。“北平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命脈之所在。同時，它又鄰近蘇聯和蒙古，無戰爭之憂。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的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於接受。”

毛澤東連聲稱道，他說：“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

3月中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西柏坡遷往北平。北平開始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半年后，這座飽經滄桑的古都改名北京，成為了新中國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