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城防圖

解放戰爭時期，譚善和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出色地完成了清匪反霸、爭取群眾、組織地方武裝和創建鞏固根據地的任務，1948年調任中共鄂豫三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期間，他將城市工作和對敵工作推進到了武漢城內，指揮地下工作者取得了白崇禧司令部絕密的《武漢城防圖》和《武漢外圍軍事部署圖》，為渡江戰役的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

1948年2月，譚善和調任鄂豫軍區獨立旅副政委，上任伊始，他便參與指揮了在商城與湖北黃安交界地區進行的阻擊國民黨桂系第七軍的戰斗。獨立旅原計劃先期渡過長江，以劉鄧大軍十六縱隊名義到九龍山一帶開辟游擊區，后因敵人對長江封鎖甚嚴，找不到渡江機會而放棄原計劃。譚善和旋即被任命為鄂豫區三地委書記兼鄂豫軍區第三軍分區政委。

當時，鄂豫軍區部隊的主要任務是：分散部隊，掩護土改，消滅國民黨地方武裝，發動群眾，創建根據地﹔同時堅持內線，配合主力粉碎國民黨軍對大別山的重點“圍剿”。譚善和上任后，立即率軍分區武裝與敵軍相持多日，相機殲滅了國民黨九十八師一個營，攻佔了黃安縣(今紅安縣)城，隨后深入發動群眾、鎮壓惡霸、清剿“小保隊”等反動民團，在禮山四姑墩地區繳槍100余支，開辟了包括黃安、黃陂、孝感、禮山四縣在內總面積100多平方公裡的根據地，控制了通向武漢的交通要道。

鄂豫區位於長江中下游，是此后渡江戰役發起的重要地段之一。如果能提前獲取國民黨長江中下游要塞圖，那對整個戰役的進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上級將這項任務交給了譚善和。在上級的印象中，譚善和的勇挑重擔是出了名的。什麼艱巨的任務交給了他，他總能想辦法完成。

1948年春，為了獲取敵人情報，中共鄂豫三地委和鄂豫軍區第三軍分區決定設立城工部，開展武漢的地下斗爭。譚善和重視開展城市工作和對敵工作，將三地委和第三軍分區雙重領導下的城工部組織得非常活躍，不久便將工作推進到了敵人嚴密控制下的武漢城內。他派遣年僅20歲的古正華進入武漢，開辟地下工作。譚善和給古正華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聯系各條戰線的地下工作者，滲透到國民黨軍政機關中去，收集軍事情報並對敵人進行策反。

在此之前，城工部已經成功策反國民黨湖北省郵局幫辦(相當於副局長)梁紹棟。梁紹棟在漢口長春街郵局三樓的公館已經成了鄂豫三地委城工部在武漢市內的一個前線指揮所。古正華以親戚身份住進了梁公館，開展地下工作直到武漢解放。為了地下斗爭的需要，城工部為古正華偽造了教師、學生、工人等七八個公開身份的証件，使他可以自由出入各種場所，向所屬各條地下戰線傳遞來自上級組織的指令。

不久，古正華就接到譚善和命令他設法潛入國民黨重兵守護的軍用圖庫，獲取長江中下游要塞圖的指令。

進出圖庫，守衛都會查看通行証，為了能夠順利拿到地圖。古正華通過關系，聯系到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多年，但一直心向黨的共產黨員、老中醫張道性，並通過張道性等人發展了希望棄暗投明的國民黨軍官張力(真名張逸生)成為地下工作者。中共地下黨專職交通員張陶向張力傳達了取得敵人城防圖的秘密任務。

張力經過研究，決定首先利用關系，打入管圖紙的部門。當時，國民黨國防部測量總局在武漢有兩個直屬機構：一個是漢陽圖庫，一個是測量第四隊，這兩個機關是姊妹關系，人事上也是相通的。測四隊隊長陳濟坤和張力的父親是老同事，新調到漢陽圖庫當主任的高維揚，與張父也是世交。張力就去找陳濟坤幫忙在測四隊找個位置，陳濟坤看在張力父親的面子上，答應給他安排一個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干部訓練班本部總務副官”的職務。

就在干訓班等候上面批文的時候，干訓班副主任劉倚衡調走了。送別時，張力機警地發現劉倚衡的辦公室房間牆上，挂著一張《武漢三鎮街道及郊區城防工事圖》。而此時，新主任尚未接任。趁新舊交接、進出人員復雜之機，張力進入辦公室，迅速把這張圖紙從牆上取下，放進了皮包。為了遮住牆上留下的空白印記，張力又拿來一張“武漢三鎮街道圖”補了上去，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覺。不久，這張《武漢三鎮街道及郊區城防工事圖》經過幾個地下黨的傳遞，第一時間送到了譚善和手裡。

譚善和接到地圖后很高興，他縝密地布置了下一步的計劃。此時，測量總局的委任狀下達，張力正式進入測四隊。他到隊不到半個月，國民黨國防部漢陽軍用圖庫遇到了長江洪水的威脅，圖庫主任高維揚向測四隊求援。隊長陳濟坤就派張力帶20幾個士兵去圖庫搬圖。

漢陽軍用圖庫設在漢陽龜山腳下的城隍廟內，圖庫也設在要塞范圍內，由憲兵十二團派了一個班來看守，加上龜山當時是武漢城防要塞，可謂戒備森嚴。這個圖庫是配備給國民黨“武漢行轅”和“華中剿總”使用的，按規定，凡需要地圖的軍事單位，必須由“華中剿總”參謀處審批后方可領取。張力進入圖庫后，找到了一個熟人———中尉銜圖庫管理員朱鬆龕。通過接觸，張力發現此人和自己一樣，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極為不滿，正設法尋找機會投向解放軍。張力便把進測量隊的目的坦率地告訴了朱鬆龕，希望他能幫助拿到組織上所需要的軍事地圖。朱鬆龕當即同意，並保証：“今后要什麼圖，我一定想辦法弄到。”

就這樣，從1947年8月到1948年底，在朱鬆龕的幫助下，中共地下黨組織陸續搞到鄂西北(襄樊、隨縣、棗陽與河南交界的桐柏山一帶)，江漢平原(包括應山、安陸、雲夢、孝感、漢川、漢陽一帶)等地區的國民黨軍用地圖。

1948年后半年，隨著三大戰役即將打響，解放軍頻頻主動出擊，讓武漢的國民黨守軍倍感壓力，於是加緊構筑城防工事，准備負隅頑抗。為了在攻城時減少損失，譚善和要求城工部向所屬地下工作者下達命令，盡快摸清武漢國民黨守軍的兵力火力部署、碉堡工事布防情況和彈藥裝備情況，內容當然是越詳細越好。

為了搞到這些重要的情報，譚善和一方面要求城工部傾盡全力，一方面還派出了多名地下工作者化裝成民夫，到龜山、蛇山、吳家山、岱家山等敵人的城防工事分布地，趁著為敵人挖戰壕、修筑碉堡的機會收集布防情報，並綜合起來繪制成草圖。

接到任務后，張力和朱鬆龕兩人經過秘密調查，在圖庫中發現了一張《長江中下游要塞圖》，圖上標注有國民黨軍從宜昌、武漢直到吳淞的沿江要塞的布防情況。1948年9月初，朱鬆龕將這張《長江中下游要塞圖》塞進了油布雨傘的空心傘柄，秘密帶出，交到了張力手上。張力則把圖紙裝進公文包，自己穿上筆挺的軍官服，帶著勤務兵大模大樣地坐火車前往孝感“出差”，把圖交給了前來接應的地下交通員張陶，再由張陶轉送城工部。

1948年9月的一天，段君毅接到譚善和打來的電話：“報告段政委!我們要向您報告一個喜訊!”

“什麼喜訊?”

“我們搞到了白崇禧司令部絕密的《武漢城防圖》和《武漢外圍軍事部署圖》!”

不久，這張地圖被送到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司令部。

（作者單位：湖南省株洲市茶陵縣歷史文化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