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父親左權

印象中的父親

我於1940年5月27日出生在八路軍總部，那正是百團大戰籌劃時期。1940年8月20日，百團大戰開始了，因為父親前線指揮工作的需要，母親准備帶著我離開八路軍前方總部，趕赴延安。當時我出生還不滿百日，父親特意抱著我與母親合影留念。誰能想到，這一別竟成永別。我是看著這張全家福長大的，這也是我們一家唯一的合影。當時威武剛毅的父親露出了難得的笑容，年輕漂亮的母親一臉幸福，依偎在父親溫暖懷抱中的我更是悠然自得。

1942年5月，日軍糾結3萬多兵力，對太行山之麓的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首腦機關進行鐵壁合圍。突圍中，父親犧牲於山西省遼縣，也就是左權縣。

父親的戰友告訴我，那次戰斗很慘烈，收尸的時候邁不開腳，尸體連著尸體。經歷戰爭的人都不願回顧戰爭，隻有一次，彭伯伯（彭德懷）回憶起父親，深情地說：“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敵人打的第一顆炮彈是試探性的，第二顆炮彈准會跟著來，躲避一下是來得及的。可他為什麼沒有躲避呢？要知道，當時十字嶺上正集合著無數的同志和馬匹，你爸爸不可能丟下部下，自己先沖出去。他是死於自己的職守，死於自己的崗位，死於對革命隊伍的無限忠誠啊！”

父親犧牲后，大家一直有意瞞著我奶奶。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軍揮師湖南時，朱德指示路過父親家鄉的部隊要派人去看望她老人家。當進入醴陵的部隊高唱《左權將軍之歌》，派人慰問奶奶時，才告訴她：“左權沒有回來，我們都是您的兒子。”奶奶顫顫巍巍地摸出了一個布包，裡面有1942年9月周恩來委托秘書錢之光從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寄來撫恤款時的書信﹔有1949年3月葉劍英設法由香港轉道寄來的一個金戒指和一兩黃金。

我在延安保育院長大。新中國成立后被送進北京八一小學讀書。我本來是個普通的孩子，從老師和同學對我的關心上，我就感覺到父親很偉大。學校裡的主要活動都讓我去做代表，1952年6月1日，學校派了7個同學給毛主席匯報，去講我們進城以后的學習生活，就讓我去了。毛主席見了我，一聽是左權的女兒，特意拉著我的手，問我家裡的情況，還跟我照了一張照片。周總理在北京初次見我時勉勵說：“你是左權將軍的女兒北北嗎？長得挺像你爸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學習！”

1957年，因為母親到外地工作，我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讀書，就被接到了彭德懷伯伯的家裡，一住就是兩年多時間。彭伯伯對吃特別注重，他並不講究吃得好不好，但是很在意大家吃飽了沒有。每次看到我扒拉兩下就把飯菜一掃而光，他都一副高興的樣子。我想，彭伯伯對飢餓的感覺體會太深了，他當初參加革命就是為了大家都有飯吃。我永遠都記得1962年彭伯伯為我題的字：“送太北，希望你永遠青年。”我從不為享受不到父愛而遺憾，我的生命中有爸爸、彭伯伯兩個偉大的人，我覺得特別幸福。

雖然和父親分別時不足百天，但父親的形象在我的印象裡極為清晰。二年級時，寫了作文《我的爸爸》。文中說：“我的爸爸是左權，他是抗戰時期八路軍副參謀長。1942年5月25日，爸爸在山西遼縣麻田十字嶺與日寇激戰時壯烈殉國。我為有這樣的好爸爸自豪，我要向爸爸學習，做黨的好孩子！”

父親與母親

我媽媽從小生長在北京，和她的6個姐妹個個如花似玉，被譽為“七仙女”，她身段玲瓏，肌膚雪白，講話時聲音清亮。不僅如此，她博覽群書，文採好，下筆千言﹔更有一手好書法，北師大女附中的不少同學以其字為帖。母親曾經和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平師大女附中讀書，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是學校的組織者之一。1936年投身革命工作，193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經擔任北平市民先區隊區隊長。

1939年2月，母親隨中央巡視團到太行山巡視，代表中央婦委講話，一下子引起朱德夫婦的注意。父親從蘇聯學習回國10年一直獨身，朱德很關心他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克清商量著要給他介紹個合適的對象。朱德親自出馬，找到了我母親。問明情況后，就坦言向她介紹父親左權：“這事用不著多考慮啦！我看你們二人彼此都不會有意見。”康克清也對我母親說：“像左副參謀長這樣的人，這樣的條件，怕你到別處再難找到第二個了。”

1939年4月16日，我的父親、母親在潞城北村八路軍總部結婚。父親極為珍惜自己的婚姻，對妻子呵護有加。不久，母親懷孕，早期反應很厲害。當時她住在北方局婦委，父親每天傍晚都騎馬從總部駐地去看她，一直持續兩個多月，這在行伍出身的高級將領中實不多見。周圍的男同志都知道參謀長愛老婆，女同志都羨慕我母親有個體貼的丈夫。

婚后一年，我出生了。父親將妻女接回八路軍總部，夜裡親自爬起來為我換尿布。1940年8月，因籌劃百團大戰太忙，母親帶著我回到了延安。兩人遠隔，母親情緒極不穩定，剛離開前線又想重返前方和丈夫在一起，她給丈夫寫了很多信。父親百忙之中給妻子回信，反復安慰妻子，不厭她的牢騷，每封信裡都是字字情深。信中，父親詳細描述了前方殘酷的戰斗，說每逢敵人掃蕩，女同志和小孩子是極受罪的。他勸慰我的母親安心：“盡管我可能會越走越遠，隻要我倆的心緊緊靠在一起，一切就沒問題了！”然而，分別21個月后，父親卻犧牲在十字嶺反掃蕩的戰斗中……父親的犧牲給了她很大的打擊。那時才25歲的她，懷著巨大的悲痛獨自撫養我，還要堅強地學習和工作。母親曾給我寫了一封信，回顧並傾吐了自己短暫的感情經歷，每當讀起這些信，我抑制不住地淚流滿面。

父親很愛蘭花，因為一看到蘭花他就會想起母親，母親名字中也帶一個“蘭”字。我真切地感到，父親深深地愛著我們母女。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我們將是多麼幸福的一家啊！

父親犧牲后，母親曾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懷念父親的文章：“雖幾次傳來你遇難的消息，但我不願去相信，切望著你仍然馳騁於太行山際，並願以20年的生命換得你的生存，或許是重傷的歸來，不管帶著怎樣殘缺的肢體，我將盡全力看護你，以你的殘缺為光榮，這虔誠的期望終於成為絕望……”

1991年5月，母親被查出罹患淋巴癌，開始經受化療的折磨。10月，病重的她用顫抖的手寫下最后一紙文字：“人生實在過得太快了，坎坎坷坷，憂憂患患，直到閉緊了眼睛……”

遲到40年的父愛

我對於父親的印象是完全模糊的，只是完全沒有意料到的是，當我已步入人生第42個年頭時，卻忽然收到了母親寄給我的一疊家書。

1982年5月，母親給我寄來當年父親寫給她的11封信（實有12封，1封遺失），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查收，1981年底才返還給母親的。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這些信，也是我第一次對父親有了感性認識。原來父親在我心中就是一個英雄形象，看了信以后我才覺得，我有一個那麼愛我的父親。

“太北身體好嗎？沒有病嗎？長大些了沒有？更活潑了沒有？方便時請一 一告我。”

“記得太北小家伙是很怕冷的，在磚壁那幾天下雨起風天氣較冷時，小家伙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嗎……當心些，不要冷著這個小寶貝，我倆的小寶貝。”

“差不了幾天太北就一歲了。這個小寶貝小天使我真是喜歡她。現在長得更大更強壯更活潑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媽媽，又乖巧不頑皮，真是給我極多的想念與高興。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

“我擔心著你及北北，你入學后望能好好地恢復身體，有暇時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極需人照顧的。”

“不要忘記教育小太北學會喊爸爸，慢慢地給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遙遠的華北與日寇戰斗著。”

雖然父親多次在信裡問及我，但他一輩子隻有一句話是說給我的：“告訴太北，我在前線戰斗。”

關於我，父親給媽媽最后的囑咐是：“我雖如此愛太北，但如時局有變，你可大膽處理太北的問題，不必顧及我……”父親對所有事都是深思熟慮的，可以想見，他在指揮作戰的間隙一直在考慮我的問題。這就是，必要的時候，准備把他的孩子也獻出去。為了革命，他把自己最珍惜的一切都奉獻了。

這11封信，是我今生今世最珍貴的寶物。

（摘自2018年第4期《江淮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