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影講好政協故事

　　人民政協已經走過了70年的風雨歷程，我有幸在人民政協這個大家庭裡履職20年，3次走上人民大會堂講台發言。期間最難忘的，是我用電影表達對人民政協事業的情感記憶。

　　生活是無字的劇本，劇本是有字的生活。當我面對原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出版的、浩瀚如海的文史資料時，總會從中感受到每一位全國政協委員都是非凡的人物。當我與委員們一起參政議政、近距離接觸時，總會感覺到這些人和事比以往寫劇本時發現的人物，更直觀更親切、更接近生活……

　　人民政協成立50周年創作《共和國之旗》

　　國旗是誰設計的？又是怎樣被選定為國旗的？在當下中國的年輕人中，能說清楚的並不多。

　　1998年我成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為了迎接新中國成立50周年，北京市委宣傳部領導希望我創作一部劇本。一次偶然機會，我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參觀了《國旗在我心中》展覽，一個陌生的名字揪住我的眼球——曾聯鬆。他設計的復字三十二號圖案，即五星紅旗，被新政協會議選定為國旗。

　　曾聯鬆是何許人也？當即我就問策展者，他告訴我：曾聯鬆先生是上海人，現住在山陰路145弄。這令我非常驚奇。從小長在五星紅旗下，並不知道國旗是一位上海職員設計的，而是想當然地認為國旗是中央領導設計的。看過這個展覽，發現了一個好題材，一位普通上海市民和新中國國旗的故事，他是怎麼構思“五星紅旗”圖案的？這樣一個普通市民設計的國旗圖案，怎麼會被最終選為新中國的國旗呢？

　　這個巨大的問號，成為最大的戲劇懸念，人所共見的國旗而不知其來龍去脈，作為一名編劇，我的工作就是要挖掘背后蘊藏的故事。

　　一個平凡的人做了一件非凡的事兒，國旗的神聖和曾聯鬆的平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懷著對國旗誕生神秘感的好奇，我飛到上海，在山陰路找到了曾先生的家。這是一座非常普通的老式住宅，一間房和一個閣樓，幾家共用廚房廁所。曾家在這裡住了48年，家裡沒有一件值錢的家什，那簡朴的家庭環境，打破了我對國旗設計者所有的預想。於是，我有了最初的創作激情。

　　曾聯鬆當時已82歲了，因輕度腦血栓病住進醫院，我去看望他時，他言語不多，介紹了一些情況，給了我一些材料。我開始對所有熟悉他的人進行訪問，從他妻子到孫子，從鄰居到朋友，從同學到同事，能採訪到的我都要問問。

　　我在山陰路住了半個月，為了加深對曾聯鬆的了解和理解，我又飛到廣東珠海與他的長子曾一沖談了三天三夜。

　　1949年7月，曾聯鬆看到了人民政協籌備會發表征集國旗、國歌、國徽的啟事，稿件截止日期為8月20日。當時曾聯鬆33歲，是上海現代經濟雜志社的編輯，他懷著對新中國的感情，也抱著試試看的心理，精心設計了五星紅旗：大星代表共產黨，中間他還畫了鐮刀和斧頭，四個小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他把這個圖案寄給政協籌備會。在2992幅國旗圖案中，有朱德、郭沫若、吳玉章、艾青等名人的設計稿。第一屆政協會議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委員們的意見，最后選定了曾聯鬆的圖案。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政協全體會議正式確定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曾聯鬆先生早年畢業於中央大學，1938年在學生運動中加入中共地下黨，后來因國民黨實施白色恐怖，組織上讓他轉移。於是，他離開重慶投奔新四軍。皖南事變發生后，他回到浙江老家瑞安中學當教師，從此脫離黨組織。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到上海現代經濟雜志社做職員，后來加入上海供銷社，任科長，后轉到日雜公司任副經理。脫黨一事成為他文化大革命中難以說清的歷史問題，由於他對共產黨信念不渝，終於在1985年重新入黨，時年已是68歲。他曾任政協上海市第七屆委員會委員、常委。他的故事在平凡中潛伏著曲折，他的性格鮮明而有魅力。

　　一個道具可以演繹出一部好戲，由一面國旗作為一部電影的核心道具，那將會結構成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有國家的命運和曾聯鬆的命運，有人的歷史和旗的歷史。我在上海日雜公司採訪時，很多人回憶起曾聯鬆的重新入黨，都眼含熱淚深情地說：“總算葉落歸根了！”他妻子項佩瑜向我介紹，當年曾聯鬆躲在閣樓上，幾天不下樓，也不知道他在搞什麼！后來，當接到通知時，才知道他在閣樓上是設計國旗。這次採訪令我找到了支撐曾聯鬆一生的力量，他把情感都熔鑄在這面旗裡，這面旗又成了他終身追求的信仰。找到了這個人物的內心靈魂，就有了結構故事的鑰匙。

　　我還有幸訪問了參加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之一雷潔瓊同志。她向我講述了當時選擇國旗的情況：新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做出《國旗圖案參考資料》的選編印制，入選國旗圖案共38幅，讓代表發表意見，投票選擇，作者的名字都是隱去的，讓大家坦率地發表意見。開始大家並沒有選擇五星紅旗，多數代表都同意紅旗中間劃有一條黃杠的設計方案，黃杠代表黃河———母親河。后來有人反對，經過民主協商討論，才確定了五星紅旗。

　　我至今難忘在中央檔案館，查閱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有關國旗、國歌的史料和會議記錄看到，當多數代表同意一顆紅星下一條黃杠的紅旗圖案時，張治中說：“我反對這個圖案，紅地國旗代表國家和革命的，中間這一杠也代表不了黃河，老百姓會聯想到一根棍子，像孫猴子的金箍棒。”

　　9月25日晚8時，毛澤東、周恩來召集的小型座談會在中南海豐澤園舉行。會議記錄上記錄了毛澤東的發言：“過去我們腦子裡老想在國旗上畫上中國特點，因此畫上一條，以代表黃河。其實許多國家國旗也不一定有什麼該國家特點。蘇聯之斧頭鐮刀也不一定代表蘇聯的特征，哪一國也有同樣之斧頭鐮刀。英美之國旗也沒有什麼該國特點。因此我們這個圖案（毛澤東拿起五星紅旗指著說）表現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因此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

　　毛澤東講完后，大家鼓掌表示完全贊同。我記得其中還有一個細節，就是關於國旗紅的顏色，交由徐悲鴻來確定。我在檔案館還看到了曾聯鬆投稿時寫的設計說明，是用毛筆寫成的。

　　人民政協成立60周年創作《建國大業》

　　我在第十屆政協時，有幸進入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在籌劃修建中國政協文史館時，時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王蒙說起了1948年中共發出“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新政協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前來解放區參加政協會議，歷經艱難險阻，有的委員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故事：馮玉祥在美國接到參加政協會議的邀請，離開美國途經黑海，他和小女兒被輪船大火燒死﹔李濟深從香港冒險北上，喬裝成商人一路闖過重重風險到達大連﹔張瀾在上海險遭反動派特務綁架沉江暗殺，被地下黨營救北上赴會﹔新疆的政協代表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達列力汗、阿巴索夫、羅志，在赴會途中，乘坐蘇聯飛機在西伯利亞撞山遇難，連同機組人員19人全部犧牲﹔為阻止民革中央常委楊杰前來參加大會，國民黨派特務在香港寓所將他暗殺，他是唯一名字劃有黑框的代表。看似開會，實際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有很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我們不講，別人是不會知道的。

　　每當我佩戴胸卡，步入人民大會堂開會之時，都會想到參加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們，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從香港、從敵佔區奔向大會，都會倍加珍惜政治協商制度，都會想到民主團結之花是用鮮血澆灌的。

　　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親歷記》中，劉白羽清晰地記載：“毛澤東以557票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怎樣激活文字資料轉化成電影藝術的形象，把人民政協會議從創建到完成建國大業的史實寫成劇本，抓住“發布五一口號、召開政協會議”這個核心故事，展開國共兩黨大集會與大阻截，大團結與大暗殺的生死較量，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會，充滿危機四伏的懸念，這是一部能夠寫出史詩大片的電影題材。

　　我把寫電影劇本的想法向王蒙主任匯報，他讓我寫個報告。2007年12月7日，時任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對電影《建國大業》做出“同意立項”的批示。

　　電影劇本是用“腳”寫出來的，編劇必須要到故事的實際發生地感知，我去了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和阜平縣城南庄，在這裡，中共中央發表了“五一口號”，毛澤東修改了第五條，明確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與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表達了“召開政協會議、建立新中國”的願望，毛澤東主席發出了“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動員令。這就是電影要展現的主要內容。

　　我去南京、上海採訪，在上海的宋慶齡故居，看到了毛澤東邀請宋慶齡參加新政協會議的親筆信。為了弄清新疆5位代表犧牲的事實，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辦公室齊立蘭同志幫助我從新疆政協文史辦借了一冊《新疆三區革命史》，了解到了1949年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達列力汗、阿巴索夫、羅志5位參會代表出發到飛機失事遇難的細節。

　　面對浩瀚的史料，面對著眾多政協全體會議的歷史名人，用什麼角度來寫？寫哪些人物？觀眾看的是故事，編劇必須要講一個好看的故事，闡明一個深思的主題，不能面面俱到做成史料羅列，更不是推出一大群人物點名亮相、走馬燈式的展示。

　　研究了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民革主席李濟深、民盟主席張瀾等人物的傳記，我們深深地被他們的領袖作風、人格魅力、政治主張所感動，深深理解了毛澤東為什麼如此尊重他們，並盛情邀請他們北上參加政協會議。

　　要實現多黨合作，成立聯合政府，必須請來這3位非中共的領袖。於是，劇本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人物的關系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主角，用“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來結構戲劇，重點表現毛澤東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3位國家副主席肝膽相照、風雨同舟的情誼，人物關系的局限性突出了人物的特性。

　　“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至關重要，“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是故事的核心。劇本著重表現軍事指揮之外的另一條戰線的政治智慧，那就是實現多黨合作協商建國的政治目標，克服重重障礙，以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團結和爭取一切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應邀代表從各地前來參加推翻蔣介石反動政府的群英盛會，完成政治使命，通過了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做出了國旗、國歌、國都、紀年的歷史性決議，選舉了領導人，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就是《建國大業》的故事。

　　我沒想到，賈慶林主席在百忙中閱讀了劇本，在2008年10月14日做了批示：“在人民政協成立六十年之際，拍攝一部反映人民政協創建的影片，有著重要意義。全國政協大力支持。以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為主，予以積極配合，提供詳實資料，爭取創作成一部精品力作。”讓我更沒有想到的是，全國政協辦公廳還把劇本分發給在京的副主席征求意見。

　　很快，張梅穎副主席約我們交流劇本意見，她平易地向我們講述了她祖父張瀾先生的感人細節，豐富了劇本血肉：作為民盟領袖的張瀾在政協會議上當選為共和國副主席，典禮要上天安門城樓，一身棉布長衫，戴著瓜皮帽，沒有穿制服，張瀾先生主動要求節省下做新制服的費用，留作新國家的建設費用，自己穿著夫人做的棉布長衫、母親做的布鞋參加典禮，廉潔奉公的品格令人感動。張梅穎副主席還送給我張瀾先生的著作和畫冊，在劇本修改的過程中，那位銀白長髯、為中國民主革命奮斗終生的張瀾先生，時時浮現在眼前。

　　中宣部的領導非常重視這個劇本，親自審閱，並決定作為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影片，經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小組審查通過，在廣電總局協調下，授權由中影集團拍攝。

　　《建國大業》電影凝集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磁鐵般地吸引了眾多知名演員加盟，影片引爆了群眾的愛國熱情，我和合作者陳寶光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同名小說《建國大業》，發行5萬多冊，在網絡上有700萬人點擊。

　　賈慶林主席在報告中說：“參與拍攝《建國大業》等優秀影視作品，進一步擴大了人民政協的社會影響。”這是政協會議第一次將一部電影寫入大會報告中。

　　激活政協文史資料創作《辛亥革命》

　　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賈慶林主席的提議下，我和陳寶光開始創作《辛亥革命》電影劇本，各地方政協和政協委員中辛亥革命者的后裔，紛紛向我提供素材和資料。我在隨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調研時，有意去辛亥革命發生地參觀考察，尋找當年一些革命黨人的生活細節。在廣州考察，原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卞晉平特別批准我去黃花崗起義指揮部、越華路小東營舊址參觀一天，廣東省政協還派了一位同志幫助聯絡展覽館的同志，使我的創作很受啟發。此后我還陸續採訪了南京的臨時大總統的就職地、上海的孫中山紀念館、福建的林覺民故居、武漢革命軍起義的紅樓，為我構思劇本提供了感性認識。

　　人民政協積累了豐富的辛亥革命相關文史資料，如何在汪洋大海一般的資料中提煉出感人的故事？把這場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大革命再現出來，不僅是對我多年劇本創作經驗的挑戰，也填補中國電影史冊沒有辛亥革命故事的空白。面對重擔和挑戰，我並未卻步為難，政協的資源、人才、渠道三大優勢，成為支撐我創作的能源、能量和能力。

　　北大歷史系教授王曉秋委員義務承擔了歷史顧問的工作，時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卞晉平召集了劇本研討會。致公黨中央對這個劇本格外重視，孫中山與海外華僑有很深的淵源，他們對辛亥革命的捐助和參與，有史可鑒。我先后兩次聽取了致公黨中央對於劇本的意見，懷著對先賢的敬畏之心，劇作重在表現孫中山1911年領導同盟會，推翻君主，創建共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以“血染黃花崗、武昌城首義、陽夏保衛戰，創建共和制”四個篇章結構了全劇。

　　《辛亥革命》的主題“民主與團結”，再一次像磁鐵般吸引著境內外多家制片機構踴躍投資，曾四次飾演孫中山的台灣著名演員趙文瑄，放棄其他片約，出演這個角色。享譽國際的香港影星成龍看過劇本后非常激動，主動放下自己要導演的電影《十二生肖》，來演馳騁戰場的起義總指揮黃興並任總導演。在全國各地響應全國政協常委會做出的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決定之際，一批反映辛亥題材的影視片將紀念辛亥百年推向了高潮，緬懷孫中山，民族盼統一，《辛亥革命》電影在境內外上映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1年9月19日，賈慶林、王剛、錢運錄、孫家正、萬鋼一同觀看了電影《辛亥革命》，並接見了攝制組主創人員。我至今還記得賈慶林同志的講話：“運用影視藝術濃縮跨越百年的激蕩風雲，再現彪炳史冊的千秋人物，對深切緬懷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輩的崇高風范和革命精神，激勵海內外中華兒女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懈奮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回顧十一屆全國政協工作賈慶林同志再次提到：“參與創作了《建國大業》《辛亥革命》等一批優秀影視作品。”

　　跨入新時代，堅定文化自信繼續講好人民政協故事

　　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履職四屆，對人民政協歷史和人物了解得越多，越被政協委員的愛國情懷所感動，感情就越深，就越有創作的欲望。老一代政協委員，人人都有故事，個個都名不虛傳，民主和愛國是他們的思想精髓，正是一代代政協委員為民代言、為國建言、舍身直言、拼命諫言，創造了感人至深的故事。正是這些心懷崇高信念，極富人格魅力的委員形象，共同鑄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為堅持制度自信提供了強大的精神能量。

　　在紀念“五一口號”發表70周年時，我又一次去了河北省阜平縣城南庄，重溫了各民主黨派響應口號的實際行動，被那些民主黨派領袖做出堅定的選擇所感動，他們滿懷愛國熱情不懼生死，毅然北上參加政協會議，很多人為建立新中國而犧牲了，讀這些史料，看歷史存照，依然令我感動。特別是看到李濟深等民主人士55人發表的《我們對時局的意見》，其中說道：“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前行，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這份聲明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表明自此全國各民主黨派一致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並自覺接受這種領導，標志著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

　　70年過去了，盡管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們蘊藏在歷史檔案之中，但依然能感受到他們的愛國情懷。愛國主義是常寫常新的，讀政協歷史是讓人感動不已的，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第一屆一次會議在1949年10月9日，選舉了第一屆全國政協主席毛澤東，標志著愛國統一戰線和全國人民大團結在組織上完全形成。2019年我從謳歌黨的統一戰線角度出發，創作電影《偉大的戰線》劇本，已經國家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小組討論通過。

　　人民政協創造了70年的輝煌歷史，創造了講不完的政協故事，每一個故事都向世人証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帶領中國各族人民走向繁榮富強。

　　（本文作者系第九屆、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