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的用兵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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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人民軍隊名將，羅榮桓近40年的軍事生涯，就是人民軍隊由小到大、以弱勝強的一面鏡子：1927年9月，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特務連黨代表，參加秋收起義，開始戎馬倥傯的歲月﹔1930年6月，江西紅軍組建紅一軍團，代理紅四軍政委，與黨的政治工作結緣﹔1932年3月，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與軍團長林彪、軍團政委聶榮臻搭檔，成為一時佳話﹔1933 年6月，任紅軍總政治部巡視員、武裝動員部部長，為擴大紅軍積極奔走﹔1937年8月，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政訓處主任，又與林、聶搭檔，揮戈山西抗日﹔1938年冬，任一一五師政委，揮師挺進山東敵后﹔1943 年3月，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一一五師政委兼代師長，領導山東抗戰取得最后勝利﹔1945年10月起，又和林彪共事解放戰場，參與運籌決勝遼沈、南下平津﹔1950年4月、1960年12月，兩度出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運籌抗美援朝戰爭、對印自衛反擊作戰中的政治工作。在波瀾壯闊的軍事生涯中，他從一介書生成長為開國元帥﹔在艱苦卓絕的軍事斗爭中，他從不諳軍事鍛造成用兵常勝。

爭取民心，政勝為本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義部隊撤退到湖南瀏陽文家市，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部住進市西頭的裡仁學校。20日晨，全師千余人在校操場上開會，毛澤東發表即席講話：“同志們，革命總是要發展的，總是要勝利的。我們現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總有一天，我們這塊

毛澤東講話的基本精神，就是革命軍隊應該確立“爭取民心，政勝為本”政治思想工作觀念。這是羅榮桓首次見到毛澤東並聆聽其講話。從這時開始，他便非常尊重和敬仰毛澤東，也在思想上和實踐中逐步樹立了“爭取民心，政勝為本”的政治立場。

到1930年春，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經羅榮桓等政治干部不斷的實踐和總結經驗，已形成一整套較成熟的群眾工作“七部曲”：分發土豪的谷物給貧雇農以發動群眾﹔進行口頭和文字宣傳、化裝講演、召開群眾大會以宣傳群眾﹔建立工會、農會等以組織群眾﹔組織赤衛隊以武裝群眾﹔建立黨的支部或區委以領導群眾﹔舉辦群眾領袖、黨的干部訓練班以訓練群眾﹔分配土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這7項都要進行調查研究，使做群眾工作的過程同時成為調查研究的過程。顯然，這是紅軍“爭取民心，政勝為本”政治思想在革命實踐中結出的碩果。

就在1930年春，羅榮桓升任紅四軍第二縱隊政委，率部到達贛南安遠、尋烏地區。由於在斗爭中堅持了“爭取民心，政勝為本”政治立場，他很快打開工作局面。部隊走到哪裡，標語就貼到哪裡。部隊一駐下，戰士們主動向群眾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調查土豪劣紳的罪惡。部隊打土豪，除完成籌款任務外，把全部東西都分給了群眾。每次出發前，戰士們把大街小巷都打掃得干干淨淨。部隊黨支部還派人挨家挨戶檢查群眾紀律的執行情況，看看借東西還了沒有，損壞東西賠了沒有。這樣，紅軍的政治影響擴大了，軍民關系也更加密切了。幾個月功夫，不但群眾積極參加支前，第二縱隊自身面貌也發生顯著變化，羅榮桓等的工作得了紅四軍前委的贊揚。

1937年9月下旬，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開展“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的指示，羅榮桓奉命率領一一五師政治部、騎兵營、教導大隊等部，奔赴河北阜平縣一帶發動群眾，開辟抗日根據地。受國民黨軍隊一潰千裡的影響，阜平上下早已人心惶惶。為打響北上抗日的政治仗，羅榮桓堅持“爭取民心，政勝為本”，一到阜平便把宣傳隊撒向街頭巷尾刷寫抗日標語，宣講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群眾情緒頓時穩定下來。抗日景象生龍活虎，阜平面貌煥然一新。當晉察冀臨時省委成員王平向羅請示阜平抗日工作時，羅建議：可以因勢利導，以當地士紳和青年學生組織的抗敵后援會為基礎，成立動委會。利用這一合法陣地，大刀闊斧地發動群眾。動委會很快正式成立，王平當選為主任，羅派了10多名紅軍干部協助王平工作。他們到各區宣傳組織群眾，建立抗日武裝。不到一周時間各區都成立了動委會，領導著全縣人民的抗日運動。另外，全縣還組織了400多人的抗日義勇軍。

瓦解敵軍，勝敵益強

《孫子兵法》 講過，戰場上有俘獲，“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關於瓦解敵軍，毛澤東高度重視：“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對此，羅榮桓極其認同，形成了“瓦解敵軍，勝敵益強”的策略思想，並運用到政治宣傳工作中。

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的他，積極發揮紅軍政治工作的作戰功能。曾委托羅瑞卿組織過一個文化娛樂訓練班，學員結業后組成“戰士劇社”。隨著演出水平的提高，劇社影響越來越大。不過，演員仍是業余的。在一次戰斗中，部隊抓了不少俘虜兵。他們受了國民黨欺騙宣傳的影響，對紅軍很不信任。為了對他們進行教育，羅榮桓要戰士劇社為他們組織一次《血汗為誰流》的專場演出。這是一出以寧都暴動為背景，描寫國民黨士兵因不堪忍受軍官壓迫而起義的三幕歌劇。演出開始時，俘虜們神情淡漠。演到第二幕，台下傳來唏噓聲。第三幕開始后，許多人坐不住了。他們扔掉拐杖、扯下白布，連呼自己上了國民黨的當，紛紛要求加入紅軍。最終，紅一軍團成功實現“瓦解敵軍，勝敵益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后方嚴重空虛。為更多榨取華北的人力物力，日軍轉而推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加緊對抗日軍民的“政治進攻”，以挑撥抗日軍民的關系，瓦解八路軍。羅榮桓仔細研究了敵人這種陰謀，在一份報告中適時針鋒相對地提出“瓦解敵軍，勝敵益強”：對此最好的辦法是貫徹黨中央提出的“政治攻勢為主，游擊戰為輔”的原則。

根據羅榮桓這一系列指示，各地利用敵佔區的士紳、商人、偽軍家屬等關系，以夜間喊話、散發宣傳品等方式，對偽軍、偽組織人員展開有力的政治攻勢。普遍採用了記“紅黑點”“善惡錄”的辦法爭取偽軍：偽軍中誰做了一件對人民有利的事，就給他記個紅點，反之就記黑點，並把這些事登記起來，記紅點可以贖罪，記黑點要受到懲罰﹔在喊話時，先將這種辦法通知偽軍，然后不斷公布記錄的結果，對不接受警告的，則堅決給予打擊、鎮壓。1943年起，各地還對偽軍家屬進行登記並常召集他們開座談會，以此了解偽軍內部情況，講解八路軍寬待俘虜的政策，宣傳抗戰形勢，要求他們勸說偽軍改邪歸正。即“喚子索夫運動”。在此基礎上，各地在偽軍偽組織內部物色對象，與其交朋友乃至促其反正，以便在敵人內部積蓄力量，或讓他們成為表面應付敵人，實際為共產黨、八路軍服務的兩面政權。對於一般偽軍人員，民主政府頒發了寬待回家的條例，訂出獎勵偽軍攜帶武器歸來的辦法，成立了接待回歸偽軍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頒發了偽軍“歸來通行証”。經過以上工作，1943年山東共瓦解偽軍7000余名，在偽軍中建立了1000多個秘密關系，長期隱蔽以待時機。

隨著日軍反戰、厭戰情緒增長，羅榮桓指示我軍加強了對日軍的爭取、瓦解工作。其中一支重要力量，是在山東的“日本解放聯盟”和“朝鮮獨立同盟”。這一大批日本和朝鮮籍反日戰友，經常向敵人喊話，或利用敵電話線路與其通話，有時到游擊區作“現身宣傳”，講解八路軍的政策，揭露敵人的謠言﹔有時深入到敵佔區寫標語、發傳單、畫漫畫。在反“掃蕩”中，一些日本反戰士兵甚至還拿起武器，與日軍奮戰，被稱為“日本八路”。一位叫金野博的反戰義士，在一次日軍的突然襲擊中被捕。敵人審問時，無論怎樣毒打，他都絕不屈服，最后英勇就義。

敵進我退，后發制人

1936年12月，在講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時，毛澤東對羅榮桓等紅軍大學學員說過：“從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朴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后來我們的作戰原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其內核即是“敵進我退，后發制人”。羅榮桓在軍事實踐中繼承發展了這一策略思想，並運用得爐火純青。

1939年7月下旬，羅榮桓率領一一五師到達山東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由於古代有梁山泊聚義的故事，使梁山聞名華夏。而威武八路軍的到來，很快在這裡演了一出有聲有色的戰爭活劇。

8月1日晨，羅榮桓突然接到情報：有一股敵人從汶上縣出動，帶了2門大炮，有西渡運河、向梁山開來的跡象。這股敵人隸屬日軍第三十二師團，領頭的是少佐大隊長長田敏江，此人官兒不算大，卻是天皇的親戚，來華前受過天皇召見，特別驕橫。這次，他領受了護送一個炮兵小隊連同2門意大利野炮到另一支部隊去的任務。

根據偵察，這股敵人孤軍出動，無策應。梁山周圍沒有敵據點，我方雖然隻有師部4個連，但青紗帳已起，便於隱蔽活動。梁山南面楊勇的獨立旅遠不過30華裡，隨時可調來增援。且敵並不知我方虛實，隻要迅猛果敢，就能出其不意將之消滅。於是，羅榮桓、陳光決定：利用小股游擊隊充當誘餌，且戰且退，誘敵深入，尋機吃掉這股敵人。

8月2日中午，青紗帳裡揚起一陣煙塵，敵人跟著小股游擊隊過來了，八路軍立即出擊，但由於敵人火力強勁，加之增援部隊未到，羅、陳命令部隊暫停攻擊。日軍轟了半個多小時，不見動靜，長田敏江更堅信碰到的是游擊隊，遂又繼續前進，到了梁山西南角。這時，他們遭到趕來增援的楊勇獨立旅一個營迎頭痛擊，日軍被迫退守獨山庄，陷入絕境。到了晚上9時，經過一番惡戰，長田敏江以下300余人被全殲。梁山戰斗，是一次在平原地區進行的成功伏擊戰。其捷報迅速傳遍全國，中共中央軍委也發來了賀電。

1946年5月19日夜，東北民主聯軍撤守吉林重鎮四平，國民黨軍進而向長春逼近。在公主屯附近的范家屯，林彪、彭真、羅榮桓等開會討論作戰方針。討論中，一種主張是繼續堅守長春，另一種主張是撤出長春，退到鬆花江以北。羅榮桓高瞻遠矚地說：“長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於防守，防線又寬，現在部隊打得很疲勞，如果守長春，敵人從梅河口沿奉（今沈陽）吉（林）線插到吉林，就會把我們的后方打個稀爛，不但長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滿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贊成撤出長春，一直退到鬆花江以北。”經討論決定：向鬆花江北岸撤退，退到哈爾濱。

7月下旬，羅榮桓夫婦由作戰科長尹健護送，准備赴蘇聯治病。在滿洲裡辦理出境手續期間，他的心仍然牽挂著東北戰局。一天，他問尹健：司令部機關的同志們對戰事有何反映？尹健說：“不少參謀對四平撤退以后，我們一仗未打便撤到鬆花江以北，有點想不通，覺得是不是撤得太多了。”

羅榮桓解釋說：“主力北撤是對的！在中央蘇區，前四次反‘圍剿’，我們實際上都是採用‘十六字訣’的辦法取得了勝利。回去以后，你可以組織同志們讀一讀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特別是其中‘戰略防御’這一章。把這篇文章學好，對北撤就自然會想通的。”

東北解放戰爭的實踐証明，當年我軍撤到鬆花江以北，採取“敵進我退，后發制人”策略思想，是非常明智、正確的。

敵進我進，翻邊戰術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中，毛澤東曾指出：在十年內戰中，當國民黨用“分進合擊”的辦法對蘇區實行“圍剿”時，紅軍一般是在根據地內與敵人周旋，選擇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之一路，以最后打破“圍剿”。羅榮桓反復研讀此文，其目的就是用以指導敵后的軍事斗爭。

到了抗戰時期，敵我斗爭情況變了，正如羅榮桓當時分析的：在嚴重困難時期，由於敵后根據地地域狹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照搬內戰時打運動戰的方法，就難於突破敵人包圍。因此，必須一改“敵進我退”陳規，大膽“敵進我進”，即：不把主力部隊擺在根據地腹部，而是擺在靠近一路敵人的根據地邊沿地區﹔當敵人“掃蕩”時，在弄清敵人特別是當面之敵的動向后，趁敵包圍圈尚未緊縮、尚有較大空隙時，選擇敵之弱點，由根據地邊沿游擊區“翻”到敵人后方去打亂其部署，粉碎敵之“掃蕩”。這一戰術，他美其名曰：翻邊戰術。

1941年11月初，侵華日軍推行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日軍第十二軍司令官土橋一次中將調動3個師團、4個旅團的主力和偽軍共5萬余人，向沂蒙山區發動多路、多梯隊的“鐵壁合圍”，妄圖消滅我山東黨政軍領導機關，徹底摧毀沂蒙山抗日根據地。這是抗戰時期日軍在山東敵后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掃蕩”，也是羅榮桓主持山東軍事工作后面臨的一次嚴峻考驗。

11月5日晨，敵人從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圍，把駐扎在此的一一五師師部、中共山東分局機關困住，最近的離留田僅7華裡。這時，包圍圈裡的戰斗部隊隻有師部1個特務營和山東分局1個特務連。下午，在留田東南面的牛家溝裡，羅榮桓、陳光、蕭華、陳士榘等圍著地圖研究突圍方向。針對向東、向北兩種方案，羅榮桓卻主張向南！他分析道：南面，雖是敵大本營，但他們估計我們不敢向此前進，而其兵力又都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區，后方必定空虛。我們先向南突圍，跳出敵包圍圈后轉而向西，進入蒙山和魯南的結合部，這個位置比較機動。

這一意見，乍一聽出人意料，細琢磨又合情合理，很快得到大家一致贊同。隨著夜幕垂下，羅榮桓利用兩股敵人之間1公裡半的距離，命令部隊分成3路縱隊快速前進。八路軍未費一槍一彈，未損一兵一卒，有驚無險地跳出了敵包圍圈。

在突圍行列中，有個德國進步記者叫漢斯·希伯，度過留田突圍驚險的一夜后，他高興得像個孩子，興奮地對負責接待他的山東分局秘書處長谷牧說：“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參加過的任何一次愉快的晚會都更有意義，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這奇妙的經歷寫出來，告訴全世界人民。”說寫就寫，他的文章經譯出后登在一一五師的《戰士報》 上，題目叫做《無聲的戰斗》。

從1943年春起，敵進我進的翻邊戰術陸續推廣到山東各個根據地。在膠東，從1942年11月12日起，日軍以2萬之眾採用拉網戰術，對根據地進行“掃蕩”。開始，有的干部想安幾個釘子，來撕破敵網。所謂釘子，就是在根據地內選擇幾處有利地形，進行堅固設防。羅榮桓及時指出，在我們現有的裝備條件下，這樣做會給敵人以集中攻擊的目標，使我軍失去機動靈活的主動性，而陷於單純防御的被動地位。后來，膠東軍民拆掉工事，運用翻邊戰術，機動靈活地挫敗了敵人的拉網合圍。

來源：《黨史文匯》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