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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是怎樣領導新中國第一年“蓬蓬勃勃的改革和建設”的?

徐忠

2019年10月15日14:04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恩來在全國政協慶祝建國一周年大會上作的《為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奮斗》的報告。《報告》一開始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現在一周年了。這是中國人民偉大勝利和迅速起步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人民在國內繼續解放戰爭的大進軍,完成了除西藏、台灣以外的全國解放﹔在國外與蘇聯等17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並與蘇聯訂立了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在這樣的內外鞏固的基礎之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了全國人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進行了蓬蓬勃勃的改革和建設工作。”讓讀者了解開國總理周恩來是怎樣領導新中國第一年“蓬蓬勃勃的改革和建設”的歷史,是有現實意義的。

一、改革舊政權——建立健全各級人民新政權

周恩來總理按照《共同綱領》關於“各下級人民政府均由上級人民政府加委並服從上級人民政府。全國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規定,用很大的精力建立健全各地方人民政府的機構和行使為人民服務的各項職能,從1950年7月至10月間,他主持審定了經過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推選出來的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市長)、副主席(副市長)、委員的名單,經政務院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到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的時候,全國已建成1個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和1個中央直轄的自治區人民政府,4個行政區軍政委員會,28個省人民政府,9個相當於省的行政區人民行政公署,12個中央和大行政區直轄的市人民政府,67個省轄市人民政府,2087個縣人民政府。廣大人民一致贊頌“人民政府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愛”。

二、改革經濟運行舊機制——“組織和保障經濟建設”

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第四章經濟政策第2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周恩來多次說過,“人民政府工作的重點,就是組織和保障經濟建設。”他說到做到,親自挂帥,陳雲具體負責,創造以精干的“小政府”管理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大市場”,打勝了兩場經濟仗:一場是周恩來早有科學預見的以上海為中心穩定金融市場的“銀元之戰”﹔另一場是以穩定物價為中心的“米棉之戰”。以上海為中心的“銀元之戰”,早在1949年5月27日歡慶上海解放勝利之時就開始了。在當時全國已解放的大城市中,上海的斗爭最為激烈。銀元投機商公開叫嚷:“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當時上海市場的本位幣實際上仍是銀元,人民幣反倒成了輔幣。銀元投機風嚴重地沖擊市場,盡管軍管會和市政府再三警告,金融投機商置若罔聞,肆無忌憚。以陳毅為主任、粟裕為副主任的上海軍管會就同平、津、寧、漢等大城市一樣,及時頒布法令,採取了把金圓券、銀圓券驅逐出市場、禁止金銀流通買賣、禁止外幣流通、取締和打擊非法經營高利貸的“地下錢庄”、兌換收清各種地方貨幣等加強金融管理、統一貨幣的多種措施,扭轉金融市場混亂的局面。6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最大銀元投機分子並沒收其財產。經過宣傳教育,許多商店老板紛紛與軍管會、市政府合作,拒收銀元,使用人民幣。6月10日,華東行政區公布金銀管理暫行辦法,上海市公安局奉命突擊檢查上海金融投機大本營証券大樓,逮捕了正在進行非法交易的投機巨頭及銀販238人。6月11日,上海中國銀行受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委托開始收兌銀元。6月14日,人民銀行管轄的各行開始舉辦折實儲蓄存款,以解除市民對人民幣的疑慮。國營貿易部門出售米、煤、油、鹽一律用人民幣,並以人民幣收購工業產品,解決工廠資金困難。使用人民幣計價的工業品價格緩慢回升。同時對失業工人進行必要的救濟。平(北京)、津、寧、漢、穗等大城市也和上海一樣,取得了“銀元之戰”的勝利。

“米棉之戰”,是從1949年的10月15日開始,華北以糧食帶頭,華東的上海以棉紗帶頭,物價開始大幅度上漲,到11月中旬,糧食和棉紗的價格在一個月內都上漲兩倍以上。上海11月中旬的物價比7月底平均上漲兩倍,有的商品甚至上漲五六倍。物價的飛漲,使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威脅,人心開始波動。這是事關剛建立起來的新中國人民政權能否站住腳跟的重大問題。11月18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政務會議,專門討論物價問題。他提出了解決問題的三項辦法:一是“恢復生產”。在農村,要使全國糧食產量從2100億斤增加到2800億斤。“在城市,其重點在恢復工業生產,而不應該在商業上,寧可多注意手工業。”二是“開源節流”。農村負擔一時還不能減少,城市要增加稅收,但要適當,不能使農村的負擔太重。還要發行公債。三是“運用適當”。陳雲在會后即指示國營商業部門“在拋售物資方面大踏步后退,暫不將主要物資拋售,要保存實力,選擇適當時機,全國一致行動,一舉擊潰投機勢力,剎住哄抬物價之風”。同時,在全國范圍內緊急調撥物資。在棉紗方面,緊急清理上海、漢口紗存量,催促華中棉花東運﹔在糧食方面,為保証上海等大城市的供應,立即從江蘇、浙江、安徽、四川和東北、華中地區調撥、搶運大米、小麥、玉米、高粱、大豆等糧食。經過緊張調運,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庫存17億斤糧食,足夠一年半的周轉用量。從1949年11月20日開始,全國各地國營商店跟隨市場價格,逐步提高牌價,拋售一些冷背商品。時隔5天,全國各大城市趁市價大量拋售主要物資。投機商人錯誤地認為物價還要上漲,便不惜用高息借貸吃進。上海市場的借貸日息由11月初的12%至14%,迅速上升到當月下旬的80%至100%。國營商業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連續十天大量拋售商品,使物價逐漸下跌,僅糧價就下跌了30%至40%。與此同時,繼續緊縮銀根。投機商人不得不拋售貨物還債,但市場物價卻是越拋越賤,越賤越賣不出去。他們隻好又借新的高利貸還舊債,不但虧了本,還要償還高息,鬧得傾家蕩產。僅上海市就有幾十家糧食批發商宣布破產。全國各地市場都從11月25日起趨向穩定,至12月上旬,物價風潮告一段落。上海的一位有影響的民族資本家事后不無感慨地說:“6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這次物價風潮僅用經濟力量就能壓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毛澤東主席說:“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正是由於這樣,新中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在短短的一年中見效、三年中創造出奇跡般的成就。到1950年3月,全國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物價日趨穩定。這年8月底,全國銀行存款比1949年底增加14倍以上。到1952年底,在對內完成解放戰爭、對外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情況下,全國的財政收入已經完全平衡,物價已經完全穩定,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部恢復和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糧食總產量3年共增長45%,比歷史最高水平高9%﹔棉花總產量三年增長2.4倍,比歷史最高年產量高一半以上,工農業總產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長1.45倍,交通運輸全面得以恢復和發展,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也隨之有了顯著改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財政經濟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創造出奇跡般的成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既能打江山、又能管江山,既能建立新中國、又能建設新中國!

三、指揮改造舊江河——為民“除害造福”興水利

1949年,全國被淹耕地1.2億多畝,減產糧食220億斤,有災民4000萬人,重災區災民有1000萬人。一向以人民疾苦為憂、解救人民為上的周恩來,把治水作為關系到千百萬人民生死的重大任務來完成。1949年11月20日,周恩來總理接見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的代表,就用“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的故事,勉勵水利干部說:“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受盡了水旱災害的折磨,水利做的是開路的工作。水利工作本身就是為人民服務。”他於12月中旬,以政務院總理名義發出了《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1950年3月20日,政務院又發出《關於一九五O年水利春修工程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大力開展治水運動。6月,皖北、蘇北地區又連降暴雨,淮河決口,災情極為嚴重。周恩來總理即派政務委員曾山到實地查看,得知災情嚴重,有3100多萬畝耕地被淹,幾十萬間房屋被沖塌,995萬災民流離失所,105萬災民無糧斷炊。8月4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第44次和45次政務會議,專門聽取匯報,討論淮河流域的救災與治水問題。他心情沉重地說:“水災是非治不可。如果不洪就旱,那就土改了也沒有用。”經過周密調研思考,在第57次政務會議上他開創性地提出治淮的五項原則:統籌兼顧,標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分期完成,加緊進行﹔集中領導,分工負責﹔以工代賑,重點治淮。治淮的“總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並重,下游以泄為主。從水量處理來說,主要還是蓄水”。“這次治水計劃,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顧到,並且還要有利於灌溉農田,上游蓄水庫注意配合發電,下游注意配合航運。總之,要統籌兼顧。”8月24日,周恩來總理在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說:配合土改,我們要著手做的重要工作是“興修水利,不能隻求治標,一定要治本,要把幾條主要河流,如淮河、漢水、黃河、長江等修治好。華北的永定河,實際上是‘無定’的,清朝皇帝封它為‘永定’,它還是時常泛濫。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麼用?國民黨時期,有一個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也得不到支持,因為反動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動政府不是為人民辦事的。我們今天必須要大力治水。要開展這一工作,把全國的水利專家都集中起來也不夠。興修水利,聯系到動力,更需要有長遠的計劃”。10月14日,周總理主持起草並簽發政務院《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1951年2月,全國展開了一場治水的“淮海戰役”。1950年,人民政府用於水利建設的費用相當於國民黨政府治水費用的18倍,1951年增至42倍,1952年增至52倍。在這三年中,對一些歷來水災比較嚴重的河流,如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進行了全流域治理,同時修建了大型的荊江分洪工程。對工程浩大的淮河治理,修建水庫13處、控制工程17處和節制閘、船閘、橋梁配套等工程,疏浚很多舊河道,開挖許多新河。三年完成土石方有17億立方米之多,相當於10條巴拿馬運河或者是23條蘇伊士運河修筑時的土石方總量。三年擴大灌溉面積約有4900多萬畝,同時有1800多萬畝農田增加或改善了灌溉與排水條件。

四、穩步地創造性地改革組織經濟結構

對於如何調整、如何改革舊的經濟結構,周恩來總理在政務院成立僅僅兩個月后的1949年12月22、23日召開的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和航務會議上,作了《當前經濟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的報告,講明六種關系問題:(一)城鄉關系,“在中國,城鄉關系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關系。”“我們必須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在工業的領導下提高農業生產水平。沒有農業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二)內外關系,“國家建設是以國內力量為主還是以國外援助為主?我們的回答是以國內力量為主。”“生產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獨立自主。美帝國主義封鎖我們,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國主義屈服。”“我們歡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礎上的幫助。這種真正的幫助,有助於我們自力更生。”(三)工商關系,“工業和商業比較,當然以工業為主。”“國家方面主要是經營重工業。我們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是以服務於手工業品的流通、服務於人民為主的,必須防止投機現象。對私人資本方面,要提倡、鼓勵和幫助它發展工業生產。對私營商業,在十分必要的情況下也可以給予幫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產幾乎都破壞了,隻剩下商業投機,這種情況要改變過來。”(四)公私關系,“在公私關系上應該確定以公為主。國營經濟應該是領導成分。”“凡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而不應該由私人操縱的企業都要歸國家經營。”“現在整個工業中有一半是屬於私人經營的,它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是有很大幫助的。在那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政府是會幫助它的。國營企業應該起帶頭作用,使私人企業對我國的生產發展有利。我們允許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存在,但要引導它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我們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使我們的國家健全地、有步驟地、不急躁地走向社會主義。”(五)勞資關系,“這個問題在國營企業中不存在,在私人企業中則是存在的。”“人民的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在勞資關系上,我們要採取保護勞動的政策,對資方也要給予適當的利潤。我們對於私人資本採取限制政策,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企業要鼓勵它經營,對有害的則要禁止。我們對於私人資本取得利潤也有兩個條件:第一,不允許有非法的利潤,隻許有合法的利潤﹔第二,不能有過分的利潤,隻能有合理的利潤。”(六)上下關系,“這裡說的上下級關系是指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我們實行的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據。要既利於國家統一,又利於因地制宜,這是《共同綱領》中確定了的。”“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否則就會死氣沉沉。”以沒收官僚資本與建立國營經濟為例,這是與土地改革一樣的一項政策性很強的經濟改革。遵照《共同綱領》第3條關於“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的規定,周恩來總理領導各級人民政府主要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和其他國民黨大官僚經營的企業,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由國民黨政府接管的日本、德國和意大利等法西斯國家在中國投資的企業,還有隱藏在民族資本企業中的官僚資本。在國民黨統治的22年裡,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官僚資本迅速膨脹,控制銀行總數的70%和產業資本的80%,並控制了全國鐵路、公路、航空運輸和44%的輪船噸位,形成了官僚資本經濟。1951年1月5日和2月4日,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政務院制定頒布了《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和《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對公股公產的范圍作出了具體規定,本著公平合理、互不侵犯的原則清理了公股公產。在清理工作中發現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尚有私股在內,與純官僚資本企業性質不同,於是決定對兩行與已接管沒收的國民黨軍政機關及官僚資本企業的債權債務,仍予清理。據接收部門統計,沒收接管的官僚資本財產事后按當時固定資產原值計算,總價值人民幣150億元(此為舊幣,當時的1萬元等於1955年新幣1元)左右。

中國的經濟結構經過三年調整和重新組織發生了重要的質的變化。國家不僅壟斷了金融,掌握了鐵路、礦山等經濟命脈,而且國營經濟在工業中的比重也超過了私人經濟,佔到了67.3%。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在批發中已佔63%,在零售中也佔到了43%。

五、改革封建土地關系——搞土改徹底解放廣大農民

新中國的土改運動,是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統一領導、劉少奇副主席具體負責的。周恩來作為黨中央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積極參與領導,於1950年3月14日,他向紡織等10個專業會議代表的講話中說:“土地改革是中國人民大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它是改變封建土地的所有制為農民的所有制。” “土改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是有著決定意義的關鍵。沒有農村四萬萬人口的解放,生產力就無法提高。”為了正確地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8月20日,周恩來總理主持起草並正式發布了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在起草過程中,周恩來總理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反復聽取各方面意見,前后共修改了11稿才發出。土地改革運動的實踐証明貫徹執行這一《決定》,對保証土地改革工作的健康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全國先后共沒收了地主階級的約7億畝土地和大批耕畜、農具、房屋、糧食,分給約3億無地少地和缺少生活資料的農民,使約佔農業人口的60%至70%的農民,從封建土地關系中徹底解放出來,同時建立和鞏固了農村基層的人民政權。

六、鎮壓反革命——鞏固人民新政權

根據新中國成立初期反革命勢力猖狂的情況,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保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恢復發展國民經濟的順利進行,使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有安全感,按照國家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的規定和中共中央1950年3月18日發布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精神,1950年7月23日,周恩來總理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聯名簽署《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強調“積極領導人民堅決地肅清一切公開的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與鞏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並順利地進行生產建設及各項必要的社會改革,成為各級人民政府當前重要任務之一”。“對一切反革命活動採取嚴厲的及時的鎮壓,而在鎮壓和處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又必須貫徹實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不可偏廢,以期團結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而達到逐步肅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各級人民政府和法院、公安部門在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下,認真貫徹執行《指示》的政策規定,到1953年秋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勝利結束,基本清除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余勢力,以及長期危害人民和社會安定的各種匪患與黑暗勢力,有效地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使社會治安大為好轉。全國的刑事案件發生率佔人口比例的下降就是最好的証明,1950年是0.09%,1951年下降為0.059%,1952年再下降為0.042%﹔1953年雖然稍有回升,但也隻佔0.05%。

七、清除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長期遺留下來的丑惡社會現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典禮的當天,毛澤東主席發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庄重地公告全世界:“向各國政府宣布,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周恩來總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身份在送達這個《公告》,在《給各國政府的公函》中向各國政府聲明:“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是需要的。”周恩來總理領導的政務院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政府依法收回美國、英國、法國和荷蘭等國兵營的地產權及其他建筑。對外僑持有的武器和電台,進行登記和封存。

建立人民海關,是廢除帝國主義在華特權、行使國家主權的一項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事。周恩來受命組建中央政府機構時,立刻就在1949年的10月25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12月30日,政務院批准《海關總署試行組織條例》。1950年1月27日,政務會議通過的《關於關稅政策和海關工作的決定》明確指出:“過去一百多年中,帝國主義者侵犯了我國海關自主權。”“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必須是統一集中的和獨立自主的國家機關。海關總署負責對各種貨物及貨幣的輸入輸出執行實際的監督管理,征收關稅,與走私進行斗爭,以此來保護我國不受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侵略。”這一《決定》在建立海關總署與下屬機關、建立規章和做好各項准備工作的基礎上,由政務院於3月7日對國內外正式公布實施。根據半年多的實踐,周恩來總理於10月6日,主持召開第53次政務會議,再次強調說:“我們已經掌握了國家大門的鑰匙。”“對於舊海關制度,應採取分析的態度。”“一方面,它是帝國主義在半殖民地統治的產物”,“不能像工廠的房子那樣,整套地接收過來”,“如海關的待遇和人事制度,我們不能接受,必須否定。但是,另一方面,舊海關有許多業務行政管理制度和技術方法是有用的,我們要接收過來,並加以改造”。1951年4月18日,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政務院制定和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暫行海關法》,使新海關執行公務、管好“國家大門的鑰匙”有了法規依據,開創了海關工作法制化的先河。

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妓院,是丑惡的社會現象中最慘無人道的黑暗場所之一。周總理部署,先在北京市經過調查,擬定出封閉取締的具體辦法。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出了《關於封閉妓院的決議》,在12小時內,北京市封閉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人。接著,全國各地也陸續採取措施,封閉妓院,收容和教養妓女。

對鴉片煙毒,1950年2月24日,周恩來總理簽署的《政務院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經政務會議討論通過,向全國頒布實施。《通令》嚴格規定:“在軍事完全結束地區,從1950年春起應禁絕種煙﹔在軍事尚未完全結束地區,軍事一經結束,立刻禁絕種煙,尤應注意在播種之前認真執行。”全國深入廣泛開展了清除貽害舊中國一百多年鴉片煙毒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人民的稱頌。

對於新中國依法組建的新政府依法行政的新成就,1950年9月30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前夜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國慶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滿懷豪情地向全國各族人民匯報並向全世界人民宣告說:“在中國,歷史上隻有一個政府,曾經在一年內做了這麼多有利於人民的工作﹔隻有一個政府,曾經一年內驅逐了那麼多強盜式的‘軍隊’和‘政府’,而代之以紀律嚴明、可親的人民軍隊和廉潔而講道理的人民政府﹔隻有一個政府,曾經在一年內剝奪了帝國主義國家的特權,消滅了可恨的特務機關,停止了無限期的通貨膨脹,而給予人民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這個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國內外的人民都看到:經過了這一年,中國已經比過去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經歷了更重要的變化﹔舊面貌的中國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國已經確定地生長起來了。”

來源:《世紀風採》2019年第10期

(責編:吳兆飛、任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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