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大字本”

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后幾年，主要的讀物是加大字體印刷的歷史、文學類古籍資料，工作人員把它們統稱為“大字本”。1972年10月，毛澤東指示，找一些專家注釋一些古籍，印成大字本給他和中央一些領導人閱讀。此事立即得到落實。大字本被制作成一種長30厘米寬20厘米的線裝書，部分文字用繁體，字號用特制的三十六磅長宋字體，全部用60克米色道林紙印刷。毛澤東的晚年閱讀了大量的大字本古籍資料，在其中作出批示，並多次推薦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閱讀。

抒情與喻政的靈感源泉

在有很多現代書籍可讀的情況下，毛澤東特意印出大字本有許多內在的原因。

首先，這與他當時眼睛不好有關。在中央蘇區和陝北期間，毛澤東經常在窯洞昏暗的油燈下通宵讀書﹔新中國成立后，他每天用於讀書和閱讀文件的時間也相當長。長期大量的讀書損傷了他的視力，到了晚年則日趨嚴重。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患上了白內障，視力更是每況愈下，發展到后期，戴老花鏡也不解決問題了，還要加上放大鏡才能勉強閱讀。

毛澤東要求搞大字本，還與他晚年的情懷有關。進入1970年代，毛澤東晚年雖仍外出視察，還堅持游泳，但許多病況已經出現，加之因視力不濟，讀書愈加吃力。即便如此，毛澤東仍需要下功夫閱讀或重讀一些古籍，讀書是他自少年養成的生活習慣，無法舍棄。毛澤東自知時間已經不多了。一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奮斗的毛澤東，壯懷激烈。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情感、一個人民領袖的愛國主義情懷尤為強烈。以毛澤東的特點，他特別需要借助於古典詩詞抒發他的晚年情懷，抒發他對國家和民族的自豪感，也抒發他對生死問題的感慨。這一時期，在為毛澤東制作的大字本中，收錄了許多豪放、慷慨、雄厚的宋詞，比如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毛澤東不僅通過大字本反復讀宋詞，還在大字本上及其他材料上的批示中提到一百多首宋詞，而這些僅僅是他晚年涉獵宋詞的一部分。

同時，毛澤東還讓黨內高級干部從閱讀古籍入手，了解一些歷史知識，並通過古文的原意、隱喻，以及他在大字本上的批示，讓黨內高層更充分地了解他如何思考國際國內大局及相關對策。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

毛澤東不僅把大字本當作閱讀工具，也注重研究、考証與修訂，閱讀十分認真。有一次，毛澤東在閱讀《晉書》中的《劉牢之傳》時，發現了一個錯字——“濉溪”的“溪”錯印成了“漢”。毛澤東隨手標了出來。兩字形似，是印刷廠工作人員排錯的，校對人員也沒有發現，后來層層把關的人也都沒有看出來，卻被毛澤東看了出來。

熟悉歷史和古籍的毛澤東，還對注釋大字本中的文章提出不少意見，指導注釋大字本。歷史學者負責注釋的《枯樹賦》印成大字本送毛澤東看后，他先后提出了七條意見。

毛澤東這樣看重大字本，閱讀又是如此仔細，使參與大字本注釋工作的人也不得不更加認真地工作。因此，當年注釋的大字本，考証之細、注釋之精當，都是無可挑剔的，為我國古籍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

毛澤東對黨內高級干部的學習歷來十分重視，但當時中央有不少高級干部不認真學習，不愛學習，甚至根本不學習。毛澤東對這種情況很不滿意。一次，他閱讀大字本《三國志·吳書·呂蒙傳》注引《江表傳》，其中有一段記述了呂蒙在孫權激勵下發奮學習的內容：“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毛澤東立即將這段文字批給中央政治局全體人員閱讀，以此激勵高級干部重視學習，認真學習。

“九字方針”的出處

毛澤東拿到新印制好的大字本，先自己看，然后批給全體政治局委員閱讀。他期望通過大字本中的典故來喻政，讓高級干部能夠汲取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智慧，指導當時中國帶有全局性的工作。

當年的國際形勢是蘇美爭霸，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亦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此情況下，毛澤東設想了中國當時應對國際局勢應該採取的大政方針。他閱讀大字本《明史·朱升傳》后，特別注意到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並在這九個字下重重地畫上線。毛澤東受到這九個字的啟發，提出了著名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九字方針。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務院《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時，傳達了這一方針，使之在當時成為指導全黨全國工作的重大戰略部署，幾乎各行各業都圍繞於此調整了工作重點，從而使“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更為具體化。

《晉書》四傳合訂本的寓意

毛澤東閱讀《晉書》大字本《謝玄傳》《謝安傳》《桓伊傳》《劉牢之傳》后提出，要把這四個大字本合訂為一冊。合訂本送來后，毛澤東兩次看過，並且親筆在上面批了“請政治局同志一閱”八個字。毛澤東所以這樣做，與他當時對國內和國際大局問題的擔心、考慮、設想有關。周邊國際形勢緊張，毛澤東擔心一旦出現大的戰事，軍隊中將沒有杰出軍事將領帶兵打硬仗。

毛澤東通過閱讀大字本《謝玄傳》喻示全黨，中國要有謝玄那樣的將軍，才能像淝水之戰那樣戰勝入侵中國的強大敵人。正是按此思路，毛澤東不久就解放並且重用了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軍隊干部。在中央，毛澤東讓李先念從黨政工作領導崗位重返軍隊，擔任中央軍委領導。他還在黨內強調：李先念是“不下馬的將軍”。毛澤東推薦中央政治局成員閱讀《桓伊傳》，表明這樣的意思：在中國，有桓伊那樣的人，才能維護內部的團結。毛澤東閱讀大字本《謝安傳》后，推薦中央政治局全體同志閱讀，以此表明，中國大局的穩定，需要能夠穩定大局的人才，黨內要有東晉時謝安丞相一樣的人才方能穩定大局。不久，毛澤東陸續解放了一批老干部，並且安排在中央重要領導崗位上，這與他讀《謝安傳》有著直接的關系。《劉牢之傳》中講到劉牢之欲舉兵反桓玄，他“集眾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又反司馬朗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乃自縊而死。”毛澤東通過向中央政治局成員推薦閱讀《劉牢之傳》啟示黨內高級干部，不要當倒戈將軍。要把劉牢之當作一個反面教員。像劉牢之那樣當倒戈將軍，結果悲慘，也危害全黨。

“三將軍傳”喻政

毛澤東還特意指示，要注釋《三國志·魏書》中的《張郃傳》《張遼傳》，《舊唐書》中的《李愬傳》，並印成大字本。上海復旦大學組織人完成注釋上述三傳並印成大字本后，毛澤東閱讀后將其批給全體中央政治局成員閱讀。上述大字本所載的三篇人物傳，都是將軍的傳，張遼、張郃原是袁紹手下部將，袁紹在官渡戰敗后，張遼、張郃投奔了曹操，曹操一直信任並重用他們，讓他們統率重兵。他們也為曹操南征北戰，立下了大功。李愬則是能從大局出發、以寬厚之心待人的唐代著名將領，他夜襲叛將吳元濟，平定蔡州后，他能夠以寬廣胸懷對待吳元濟手下的人，一個也不抓，一個也不殺。他這樣做，深得人心，局面很快穩定，也扭轉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對唐憲宗的中興立下了大功。

毛澤東的用意十分清楚，就是用這三個大字本提醒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一定要最廣泛地團結干部，特別是要注意正確對待那些“犯了錯誤”的干部。毛澤東用印發大字本啟發、教育黨內高級干部的同時，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啟示黨內高級干部。也正是這一時期，他在鄧小平的來信上寫下批示，對鄧小平的歷史和能力給予肯定，為他的復出奠定了基礎。

批給周恩來的大字本

有個別大字本，毛澤東曾經專門批給某一個人閱讀，這一般是有針對性的。中央籌備黨的十大期間，毛澤東對組成黨的十大的班子有考慮，他正式決定起用鄧小平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為此，毛澤東也是先用大字本喻政。他指示，要搞《史記·汲鄭列傳》的注釋，印成大字本。這篇傳印成大字本后，毛澤東批給周恩來看。

《史記·汲鄭列傳》中講了這樣的典故：汲黯為官，善於抓大事，對於具體的事則主要交給下屬去辦。而鄭當時為官好舉賢，他舉賢唯恐緩慢。而更重要的是，司馬遷在這篇傳中講了這樣的事：汲、鄭二人有權有勢時，到他們門上經常拜訪者很多。當他們失勢時，門可羅雀。毛澤東借此提醒，不要忘記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和“靠邊站”的人。

周恩來讀后，再結合毛澤東給鄧小平來信的批示，立即領悟了毛澤東的用意。周恩來立即按毛澤東的意圖，用各種方式把一大批在“文革”中或被打倒、或被隔離審查、或被“靠邊站”的省部級以上干部保護起來，又解放和使用了一批老干部。鄧小平不久即復出。

1975年夏初，毛澤東身體已很衰弱，他提出注釋晁錯的《論貴粟疏》、宋詞《江梅引》，以及《晉書》中的《蘇峻傳》《孫恩傳》。但上述典籍付印后，毛澤東的精力卻不濟了。大字本的歷史至此結束。

大字本提煉了一批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典籍，並經毛澤東之手起到了重要的以書喻政作用，從而影響了中國在歷史關鍵時期的歷史走向，使中國更順利地邁向巨變和騰飛的時代，具有積極而深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