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赤子的艱險歸國路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臨行前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郭沫若給遠在英國的李四光帶了一封信，邀請他早日回國。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回到祖國，李四光選擇一條“曲線回國”的線路——他隻身從英國到法國，再輾轉到瑞士北部邊境城市巴塞爾，這才通知妻子、女兒從英國劍橋來到瑞士匯合。最終在新中國政府的幫助下，在意大利熱那亞乘坐客輪，於1950年5月回到百廢待興的祖國。從英國出發前，李四光寄出一封信，坦蕩昂揚地表達心聲：“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多少年來日思夜想的理想國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是我竭誠擁護的政府……我已經啟程返國。”

李四光來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來總理便去他的住處看望。得益於李四光的回國，新中國開始了地質事業的全面發展。

“祖國需要你們”

1949年11月15日，新中國成立不久，周恩來總理在百忙中，專門發函給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新華社駐布拉格分社社長吳文燾，指示他們，“李四光先生已秘密離英赴東歐，准備返回，請你們設法與之接觸。並先向捷克當局交涉，給李以入境便利，並予以保護”。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恢復經濟亟須技術人才。1949年12月18日，周恩來總理通過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熱情地向海外知識分子發出“祖國需要你們”的號召，表達了對海外人才的渴望和尊重，並代表新中國政府邀請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識分子回國參加建設。

據統計，當時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及已就業的教授、學者共約有7000人。分布在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等國家。為了有效爭取留學生回國，1949年12月6日，我國成立了第一個辦理海外知識分子回國事宜的文化教育委員會——“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設置了調查組、招待組和工作分配組等職能部門，作為留學生回國事務的領導機構，統一領導有關留學生回國事宜。其主要任務：一是調查尚在國外的留學生，動員其早日回國﹔二是對留學生回國前后進行宣傳、了解及教育﹔三是負責留學生回國后的招待﹔四是統籌解決回國留學生的工作。1950年“辦委會”在全國一些大城市都設立了歸國留學生招待所，負責招待回國后的留學生和知識分子，並且和教育部合作，給海外留學人員寄送《人民中國》等書籍，讓海外留學人員了解新中國。

為了補助留學生回國的費用，1950年10月“辦委會”制訂了《回國留學生招待辦法》《對接濟國外留學生返國旅費暫行辦法》兩項規定，提出了“接濟旅費的七項原則”。針對留學生的不同情況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留學生國內經濟來源斷絕，回國后可以設法歸還者，借給他們歸國所需的旅費﹔留學生經濟困難，無力籌借旅費，回國后亦無力償還，可以申請補助﹔與留學生一起在國外的家屬,如確有需要，亦可酌予接濟。

很多海外歸來者在回國時缺乏入境証，“辦委會”馬上給這些在外人員各發出了一份中英文信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歡迎你及所有中國留學生回到自己的祖國,參加建設工作，為人民服務。你們可由任何地方進入國境，不需要入境証。但你們如攜帶任何足以說明你們留學生身份的文件,則更能享受到許多便利。”

廣州作為留學生返回國門的第一站，地理位置特別重要。1951年11月9日，中央教育部就留學生歸國入境問題與廣東文教廳規定：那些與我國沒有建立邦交的國家，歸國的學生隻要具有足以証明自己是留學生身份的文件，都可入境﹔那些未持有証明的留學生，問清楚來由，酌情處理。就途經廣州的海外留學生旅膳方面的問題，規定了火車待遇、分房原則及伙食標准等。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對於海外知識分子歸國工作，有著比較細致周密的安排。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不僅衣食住行可以得到照顧，在招待期間還組織參觀、游覽、舉行晚會等活動。考慮這批回國人員急於參加工作的需求，要求對他們的工作分配“應當力求迅速,要簡化分配工作中的手續”，盡快讓他們走上工作崗位。對留學回國人員的伴侶工作問題、子女讀書問題，回國之后的落戶問題以及良好的居住環境等均盡力加以落實解決。

1956年9月,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學子回國，周恩來提議成立“留美學生家屬聯誼會”，並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成立分會。一年后，周恩來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留學生家屬聯歡會，在會議上懇切地說，留學人員回國后所學到的東西不一定能夠全部用上，設備也不見得全，幫手也可能不夠……我們要諒解他們的生活和處境的困難，更不應該去增加他們的困難。最后，周恩來宣布：政府對於留學生回國，不管先后我們都一律歡迎，一視同仁，而且允許來去自由。現在國外的留學生想回來看看再出去，是可以的，已經回國的願意出去，也可以。

這一系列政策，猶如一顆定心丸，緩解了海外留學生的疑慮﹔周恩來總理的真誠言語，溫暖了海外留學生和家屬的內心。

梁園雖好，歸去來兮！

194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學的中共黨員徐鳴專程回國，他在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時，周恩來就指示：“你們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在美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技術專家回來建設新中國。”

自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學子赴西方先進國家留學的熱潮迭起。二戰期間，因歐洲受戰爭破壞嚴重，日、德是敵對國，學生、學者們大都選擇去美國留學。抗戰勝利后，以“講學、考察、參觀”等方式出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也與日俱增。這批留美人員總數超過5000人，主要集中於美國東部和中部的大學。1948年底，國民政府停止向留學生提供“官價外匯”，這使得公派生失去了經濟來源。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曾一度依據移民法律對許多留學生下過驅逐出境令。爾后出於本國戰略利益，美國司法部下令各移民局禁止一切受過“科學訓練”的中國留學生離境，明令警告已經掌握了專業知識技術的中國留學生“不得離開或企圖離開美國”，否則“違反該項法令將被處以5000美元以下的罰款或5年以下的徒刑，也可以兩者並罰”。直到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就僑民回國問題達成協議，美國才取消了這一禁令。

一時間，滯留在美國境內的中國留學生處於困窘狀態，找工作非常困難，行動受到約束與監視。身處異鄉，留學學子深感“異鄉人”的苦悶，民族自尊心異常強烈。錢學森的博士生、留美學者鄭敏哲曾說：“那時留學生是聽不進壞消息的，隻要有人說中國不好，我們這些中國人就一定要跟他頂牛。這種感情是原來的文化培養出來的，無法逃避。”新中國成立的消息，讓海外學者為之振奮，回國效力、與家人團聚成為海外留學生回國的內在驅動力。

早在1945年，周恩來在重慶就建議成立進步科學家團體“中國科協”，之后陸續成立“留美科協”“留英科協”“留法科協”等，這些實際上是“中國科協”的海外分會。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科協”向海外各分會發出號召：“諸學友有專長，思想進步，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國，參加工作﹔我們謹此向你們伸出熱情的手，歡迎你們早日歸來，共同為人民服務，為我們新中國的生產和文化建設而努力。”

1949年6月底，東自紐約，西至西雅圖，“留美科協”已成立了13個區會和10個學術小組，會員發展到340余人。“留美科協”由徐鳴和薛葆鼎組織管理，其主要工作不僅給想回國的會員提供服務，並且要動員非會員回國。“留美科協”以召開討論會、座談會、學術報告會，出版《留美科協通訊》等方式，宣傳新中國的政策。1950年暑假，美國東部與中西部夏令會以“建設一個新中國”為主題召開。當時《華僑日報》的負責人唐明照給留美學生介紹新中國的政策，解答了留學生的疑惑和關心的問題，進一步提振了留學生歸國的決心。據1950年第6期《留美科協通訊》登載的舊金山海灣區會員討論回國問題的記錄，大多數留美學生都以“祖國建設需要我”為行動口號表示願意回國，關鍵問題在於什麼時候回去，以及怎樣把自己的所學同國家建設的發展需要結合起來。

“我這次回國，完全是憑著我的良心，新中國是大家的，建設新中國是我們大家的事情，因此我決定早日回去，盡我的能力為建設中國而工作。”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在“留美科協”為他舉行的歡送會上，說出肺腑之言。華羅庚時任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終身教授，1950年初他以到英國講學為名給全家人弄到船票，他毅然舍棄了洋房、汽車和半年的薪水，帶領妻兒4人在舊金山登上一艘郵船，踏上了歸國旅途。2月，華羅庚一家到達香港。他在香港發表了一封致留美學生的公開信，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愛國之心：

朋友們：

不一一道別，我先諸位而回去了。千言萬語,但愧無生花之筆來一一地表達出來。但我敢說,這信中充滿著真摯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吐出來的。

坦白地說,這信中所說的是我這一年來思想戰斗的結果。朋友們,如果你們有同樣的苦悶,這封信可以做你們決策的參考……

中國是在迅速地進步著，一九四九年的勝利，比一年前人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一九五O年，我們有了比一九四九年好得多的條件，因此，我們所將要得到的成績，也會比我們現在所預料的更大些、更快些。

在信末，華羅庚真切地呼喚：

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

3月11日，新華社播發了這封信，這在留學生中掀起了巨大的波瀾。一時間，要求回國的海外留學人員倍增。

帶回先進設備和一腦袋的知識

新中國成立前夕，整個中國的科研機構隻有四十多個，科研人員不到1000人，科技成果寥寥無幾，新型學科近乎空白。有些海外歸國的知識分子甚至冒生命危險從國外攜帶所需的科研設備回國。

1950年8月底，趙忠堯和鄧稼先、涂光熾、庄逢甘、鮑文奎等近一百余名留學人員踏上歸國行程。臨行前，他和鮑文奎商定，冒險把經典加速器的圖紙、真空管的零件放在鮑文奎的行李箱裡。由於鮑不是學原子彈的，所以當他們登上“威爾遜總統號”郵輪時，鮑文奎是相對安全的，行李也沒有受到嚴格的檢查，從而順利地將科研設備帶回祖國。當郵輪抵達日本橫濱時，趙忠堯、羅時鈞、沈善炯等三人（羅為生物化學博士，沈是航空工程博士、錢學森的弟子）被要求攜帶行李從三等艙到頭等艙接受檢查。此后，三人便被押送下船、上岸訊問，遭到扣押。經中國政府的交涉，約兩個月后，趙忠堯等人方得以途經香港，回到了祖國。

與趙忠堯同船回國的鄧稼先，后來擔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當有人問他帶了什麼回來，鄧稼先說：“我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於原子核的知識。”

帶回先進設備和一腦袋的知識，這是海外留學人員的赤子之心！

20世紀50年代，從美國回國有抵歐坐火車和乘船兩種方式。乘船一般由舊金山上船途經檀香山、橫濱、馬尼拉、香港、天津方可到達北京。而且隻能乘總統輪船公司的船，別的輪船公司一概不給辦理，並且還要達到規定的人數才能辦理過港簽証。乘火車要經過歐洲、東歐到蘇聯西伯利亞，然后南下入中國境，最后到北京。乘火車需要取得途經國家的過境簽証，到莫斯科后再到中國駐蘇使館把原來的舊護照換成新中國的護照。因此，不論是乘火車、乘船，回國途中需約二十至六十天的時間。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的曹日昌教授（中共黨員）處是“中國科協”同“美國科協”的一個聯絡站，接待和介紹了許多旅外科技專家取道香港回來。政治封鎖阻擋不了海外留學生的歸國熱情，一路流離顛簸，但海外留學人員回國的心情卻是自豪激動的。

1951年，30歲的謝希德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后，即以赴英國結婚為理由，申請離開美國。在英國劍橋，她與夫君曹天欽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1952年8月底，他們告別劍橋，登上“廣州”號海輪離開英國，經過蘇伊士運河、印度、新加坡、中國香港到達深圳。

離深圳碼頭隻有幾十米了,我聽到了岸上擴音器傳出雄壯的歌聲：“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嘹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心中激起翻滾的波濤。這次從美國取道英國之行,經歷不少曲折,耗費許多精力,回國的目的總算達到,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

謝希德晚年回首這段往事，仍然記憶猶新。當伉儷二人從廣州轉車到上海火車站停下時，就看到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們到車站迎接。夢牽魂繞的上海，熨平了盼歸游子的心靈。隨后，謝希德在復旦大學任教，在半導體物理和表面物理的理論研究方面成果卓著。

據統計，1949年8月至1957年底，陸續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約有2500多人，其中主要是來自北美和歐洲的回國人員。他們在“五年規劃”的過程中、“兩彈一星”等領域發揮了極大作用，是新中國建設極其珍貴的人才資源。在20世紀50年代末，新中國就已經建設了包括兵器、航空、船舶、電子等大中型企業一千多個，初步形成了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和科技體系，建設了比較完備的高等教育學科體系。

后記

“趕快回去，從頭做起……無論被驅在祖國的哪一角落，我將愛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誠地做，即使國內情況更糟，我仍願回來。”

畫家吳冠中先生的感言，道出了海外留學人員的心聲。他們拋棄了歐美國家舒適的生活條件，與當時經濟還很困難的祖國患難與共，不計得失，胸懷理想。

新中國成立前后，有相當數量的海外留學人員承載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從世界各地輾轉歸來。回國后，盡管遭遇了各種困難，但他們仍然不忘初心，在科技創新、人才隊伍的建設上默默奉獻終身，他們的貢獻將永遠鐫刻在新中國的豐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