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與論述

　　【紀念李大釗同志誕辰130周年】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和發展，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凝結著無數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辛探索，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李大釗即為其中的優秀代表。李大釗一生致力於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尤其通過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優越性及共性與個性結合的統一性等論述及這些思想的傳播，為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論述了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論証了“社會主義之來臨，乃如夜之繼日，地球繞日之一樣確實”

　　中國人民從接觸社會主義到接受並將其變成現實，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的最初階段，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率先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揭示了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方向，闡明了社會主義是未來中國的必然選擇。

　　首先，李大釗運用科學理性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對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向做了說明，論証了社會主義是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必然與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的必然性。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李大釗迅速對其性質和意義進行了深刻分析，比同時代的人們更早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社會主義將為中華民族解放和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帶來希望。1918年至1923年，李大釗先后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文章，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須知這種潮流，是隻能迎，不可拒的，我們應該准備怎麼能適應這個潮流，不可抵抗這個潮流。”並進一步預言隨著資本主義矛盾的激化，“資本主義趨於自滅，也是自然之勢，也是不可免之數了”，“馬克思唯物史觀講，在資本主義發達中，產生了一種新勢力。這種新勢力，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之發生，恰如雞子在卵殼裡發生一樣。‘社會主義’之想打破資本主義的制度，亦恰如雞子之想打破卵殼一樣。”隨著他對社會主義研究的不斷深入，李大釗已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至1923年8月，在《桑西門（Saint-Simon）的歷史觀》一文中，他指出，“科學的社會主義，把他的根據置在唯物史觀的上面，依人類歷史上發展的過程的研究，於其中發見歷史的必然的法則，於此法則之上，主張社會主義的社會必然的到來。由此說來，社會主義的社會，無論人願要他不願要他，他是運命的必然的出現，這是歷史的命令”，“社會主義之來臨，乃如夜之繼日，地球繞日之一樣確實”。

　　對於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李大釗是從世界和中國現狀來認識和分析、經過求真務實的科學求証的。1920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建立旨在“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社會主義研究會，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進而深入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做了大量工作。他認為：“中國國內的勞資階級間雖未發生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釗對中國未來社會主義的建立充滿信心，認為它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並主張通過革命的方式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論述了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論証了欲實現民族復興和國家富強，“非先實行社會主義不可”

　　李大釗的一生，都在探索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道路，正如他在自傳中所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也正是在這種不斷探索的過程中，李大釗發現中國落后的根源在於舊制度的腐朽。早在1913年4月，李大釗在《大哀篇》一文即指出，“今之自命為吾民謀福利護權威者”及其“保護制度”，導致“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煢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災乘之，人禍臨之”。1919年1月，在《新自殺季節》中指出，那些自殺的現象“隻應從社會制度上尋找他的原因”。在同年9月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中，李大釗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落后與罪惡，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資本家榨取工人的余工余值，“在資本主義制度發達之下，貧困日見增加”。

　　李大釗通過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比分析，總結出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首先，社會主義能振興中國實業，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在《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釋疑》等文章中，李大釗展開了關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實業的論述，提出中國“欲振興實業，非先實行社會主義不可”“所以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可以集中資金、勞力和資源使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社會主義為“極公平的分配”，“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其次，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與自由。關於社會主義與民主，李大釗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中指出：無論是在經濟上、政治上還是社會上，社會主義都體現著民主的精神，民主是作為一個要素存在於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尊重個人，消除一切壓迫和統治，“真正的德謨克拉西（民主），其目的在廢除統治與屈服的關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會主義的目的，亦是這樣”﹔關於社會主義與自由，李大釗指出“社會主義是保護自由、增加自由者，使農工等人均多得自由”，“社會主義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種權利，使之伸張，以保障每人享受極大量的平等、自由”，“我們想得到真的自由、極平等的自由，更該實現那‘社會主義的制度’，而打倒現在的‘資本主義的制度’”。最后，社會主義的公正公平，能為大多數人謀幸福，讓人人享受幸福生活。他指出，“資本主義制度能使社會破產，使經濟恐慌和貧乏，能使大多數的人民變為勞動無產階級，而供奉那少數的資本家”，而“社會主義又是須將現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實質方面又須尋出一種新方法，代替舊式之私競的經濟秩序及組織，使社會上發現新的經濟組織及秩序是正規而優良者，即主張協作的生產，並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李大釗主張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以滿足人民需要、體現真正的公平為目的，在產品的分配原則上，提出產品不僅要分配給消費者，還要分配給勞動者，強調在經濟上要使參加勞動的人都得到滿足，得到收益，“這樣一來，能夠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在這裡，李大釗闡釋了社會主義制度能消除不公正，實現人的自由、平等，實現以人為本、人與社會共同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

　　闡明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共性和特性相結合的統一性”，論証了各國實行的社會主義是共性與特性的統一，“務求其適合者行之”

　　對於中國將要實現的社會主義，李大釗從政治、法律和經濟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照政治方面言，必須無產階級專政，方合其目的”﹔“照法律方面言，必須將舊的經濟生活與秩序，廢止之，掃除之，如私有制及遺產制，另規定一種新的經濟生活與秩序，將資本財產法、私有者改為公有者之一種制度”﹔“從經濟方面言，必須使勞動的人滿足欲望，得全收利益”，初步揭示了社會主義的共性——三個基本特征，即無產階級專政、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

　　在揭示世界社會主義共性的同時，李大釗著重強調各國在實現社會主義時的特性。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他指出“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之后，隨著他對社會主義探究的不斷深入和發展，明確提出了在不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應將共性與特性相結合的思想，社會主義“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

　　共性與特性的統一，是社會主義探索中十分重要的思想，其真諦在於中國的社會主義不僅要具有一般特征，更要有自身特色，要遵循中國社會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李大釗在農民土地問題的主張即反映了這一重要思想。農民土地問題是李大釗一直關注的中國社會問題，1919年，他在《青年與農村》中明確指出“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並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裡面”。1923年，李大釗在《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中提出“有土農夫”的主張，強調不能急於將其劃為國有，而應循序漸進逐步實現土地國有化。1925年，他在《土地與農民》中主張“使小農場漸相聯結而為大農場，使經營方法漸由粗放的以向集約的，則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歷史上久久待決的農民問題，當能謀一解決”。這些觀點是李大釗關於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要“共性與特性”相結合思想的具體體現。

　　李大釗對於社會主義的認知，具有漸進性，是一個不斷深入和逐步完善的過程。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順應歷史潮流，把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確立為奮斗目標，並開創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藍圖。雖然由於時代的局限，李大釗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只是初步的，甚至未必完全精當，但他對於社會主義的論述，尤其是對於社會主義在中國實現的必然性、優越性、共性與特性結合的統一性等探索，體現了他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堅持真理、勇於擔當、敢為人先的精神，是先驅者留下的寶貴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具有重要的開拓意義。

　　 （作者：王小梅，系河北省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