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

編者按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27年4月28日慘遭反動軍閥殺害，年僅38歲。今年10月29日是李大釗誕辰130周年，特發此文以作紀念。

“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辭。要知道，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縱觀李大釗為中國革命事業不懈奮斗的一生，堅定的犧牲奮斗觀鑄就其勇猛的犧牲奮斗精神，也指引著中國革命在犧牲者的血泊中不斷前進。

多維闡發犧牲奮斗的時代意義

目睹20世紀初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滿懷愛國熱忱的李大釗，以高站位大視野，從挽救中華民族、成厥革命大業、創造全新生活等多個維度闡發了犧牲奮斗的時代意義。

李大釗指出一個民族的生命進展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時走到艱難險阻的境界，全靠雄健的民族精神才能沖過去。雄健的民族精神，他認為就是一個民族為反抗外族侵略“竭盡其智力”“置生死於弗顧”的犧牲奮斗精神。李大釗認為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已臻奄奄垂死之期”的中華民族雖然“現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嶇險阻的道路”，民族生命面臨極大危險，但“哪能阻抑我們民族生命的前進”。他號召中華兒女唯有拿出雄健民族精神才能挽救中華民族，在這犧牲奮斗的悲壯歌聲中“猛力勇進”，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延續和發展民族生命，“再在我們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揚顯著我們的民族精神”。

在用心觀察18世紀至20世紀初法國、俄國等“世界革命先聲”國家的政治革命歷史后，李大釗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革命能夠取得最終勝利，誕生新的國家，創造新的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者付出了“最大犧牲”。他用“革命血潮”“有血革命”來形容政治革命與犧牲奮斗是密不可分的，“自由的花是經過革命的血染，才能發生的”。他感嘆民國新生命誕孕辛苦，專制政體雖被推倒了，可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相互勾結，“政治仍舊是腐敗”。要完成打倒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歷史任務，取得國民革命的最終勝利，保持辛亥革命中那股“斷頭流血以從之”的犧牲奮斗勇氣必不可少。1925年3月，李大釗在哀悼病逝的孫中山的挽聯中號召民眾“遵依犧牲奮斗諸遺訓，成厥大業慰英靈”。

李大釗主張新青年應樹立“奮發有為的人生觀”，努力做“舊生活的反抗者，新生活的創造者”。他指引激勵青年們絕不能膽怯，必須勇於犧牲奮斗，一定要拿出“犧牲的精神反抗這頹廢的時代文明，改造這缺陷的社會制度，創造一種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在李大釗看來，“愛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創造全新生活的前提就是你要愛這美好的新生活，而“犧牲的精神便是愛”。

精辟論斷犧牲奮斗的先鋒力量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以“犧牲奮斗”的視角不斷深化對中國革命先鋒力量的認識，意識到革命者的犧牲奮斗精神決定其號召力、凝聚力和戰斗力，具有勇猛犧牲奮斗精神的革命階級和政黨應當負起革命使命，奮起成為先鋒力量。他常用“先驅”“先鋒”“先鋒隊”等詞形象表述“犧牲奮斗的革命先鋒力量”。1924年10月在發表的《中國的內戰與工人階級》一文中作過一次最完整的論斷：“中國工人團體、共產黨同中國全體工人一道，應當成為反對國際帝國主義斗爭中的先鋒隊”。這句精辟論斷也終被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証明是完全正確的。

1922年1月湖南工運領袖、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黃愛、龐人銓兩人領導湖南第一紗廠罷工時被軍閥抓捕砍頭，李大釗在《黃龐流血記》序文中稱他們是勞動階級的先驅，對他們的殉死表示無限的敬意。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造成二七慘案，其中罷工前線領導共產黨員林祥謙、施洋壯烈犧牲。對此李大釗激憤地高喊：“工人階級是國民革命運動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鋒隊”“現在中國是在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試看全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誰能反抗？隻有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當先鋒的亦隻有無產階級”。

1922年7月黨的二大召開之后，李大釗曾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抱有很高期望。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時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李大釗，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分析，認為國民黨人整體犧牲奮斗的革命意志起色不佳，勇氣不足，還真不如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失望，讓他更加堅定了共產黨應當擔負起犧牲奮斗的革命先鋒的使命和信心。1924年10月30日李大釗在東方大學中共旅莫支部大會上懇切地說，“國民革命的真正分子，除了孫中山外，隻有一二人，其余的隻有我們了”“我們的團體（中國共產黨）是全被壓迫的民族的先驅，我們的革命是為全人類的，所以我們的犧牲是值得的”。

大義詮釋犧牲奮斗的壯烈情懷

李大釗說：“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這個“生命”對於李大釗來說就是“革命生命”，他以共產主義革命先驅的凜然大義詮釋著犧牲奮斗的壯烈情懷。

始終抱著准備犧牲的決心，堅持在極其殘酷的白色恐怖環境中為黨工作，如此犧牲奮斗是壯烈的堅守。1924年12月李大釗從蘇聯回國后毅然接受黨中央的安排一直堅守在北京領導北方革命運動直至1927年4月被捕就義。被捕前夕，在明知自己已暴露、北洋政府已緊急下令抓捕他的情況下，他卻毫不猶豫留下來堅持工作。危急關頭，他說得很清楚：“要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這裡的工作是怎樣的重要，哪裡能離開呢？”

在監獄中做好犧牲的最壞打算，抓住最后的生命時間多做些革命工作，如此犧牲奮斗是壯烈的盡力。李大釗常常對同志們說：列寧在流放中還在組織工人，發動群眾。他從被捕到就義，在獄中待了22天。據朱務善回憶：在監獄中，大釗同志仍然宣傳共產主義，並繼續領導指示黨的工作，在當時不但獄中犯人大為感動，即看守的兵士也願替他傳遞消息充當監獄中的交通員。在《獄中自述》中，可以看出李大釗亦在盡力向北洋政府施加影響來保存革命實力，“惟望當局對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

一切以革命為重，絕不因家庭和親情的一絲牽挂而動搖犧牲奮斗的革命意志，如此犧牲奮斗是壯烈的舍家。當時北洋政府京師高等審判庭推事何雋目睹了李大釗殉難過程，據他回憶行刑前指揮行刑官曾詢問李大釗對於家屬有何交代。李大釗說：“我是崇信共產主義者，知有主義不知家，為主義而死願也，何函為？！”獄中的李大釗明知妻子和兩個女兒李星華、李炎華同時被捕入獄，但“在獄二十余日，絕不提家事”。和她們最后一次見面是在法庭上，見妻子哭得癱在地上，也沒有對她們說一句話，臉上表情非常鎮靜。李星華回憶說：“他永遠愛我們，可是在他堅強的心中，革命事業所佔的位置，卻要比妻子、兒女、個人的安危重一千倍！重一萬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