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解放戰爭求解放

抗日戰爭的勝利洗雪了中華民族的恥辱，然而飽經戰亂之苦的中國人民卻沒能得到渴盼已久的和平。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了維護其專制獨裁的反動統治，決意用內戰的方式來剝奪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

一場關系中國走向光明還是黑暗的大決戰不可避免。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斗智斗勇﹔在遠離戰火的大后方，同樣有一條看不見硝煙的戰線，進行著關系中國命運的較量。

（一）

早在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就提出召開黨派國事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之后，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的國共談判中，周恩來再次提議先召開黨派會議，討論召開國事會議和成立聯合政府事宜。但是，由於國民黨的反對，直至抗戰結束，政治協商會議一直未能召開。重慶談判和簽訂的“雙十協定”中確定，於1945年11月20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各項問題”，但再度被國民黨挑起的國共雙方的軍事摩擦所擱置。直至馬歇爾來華調處，促成國共雙方簽訂停戰協定，政治協商會議終於在1946年的1月10日，在全國民眾的殷殷期盼中拉開序幕。

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共38人，其中國民黨代表8名、中國共產黨代表7名、中國民主同盟代表9名、無黨派代表9名、中國青年黨代表5名。由於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這些基本問題上有許多共同之處，中國共產黨以開誠布公的態度，求同存異的胸懷，爭取民盟和無黨派代表的同情和支持。會前，周恩來代表中共向各派代表建議：（1）要相互承認，不要互相敵視﹔（2）要互相商量，不要獨斷﹔（3）要互相讓步，不要獨霸﹔（4）要互相競賽，不要互相抵消。這些建議對政協會議的召開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會議圍繞改組政府問題、施政綱領問題、憲法草案問題、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問題等進行討論。經過中國共產黨和民盟、無黨派代表的共同努力，會議通過了一份政協協議，要求改組國民黨一黨政府，成立政府委員會為最高國務機關，委員的一半由國民黨以外的人士擔任。改組后的政府負有召集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的任務。此外，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規定，實行“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整軍原則和“以政治軍”的辦法，決定由軍事三人小組（由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美國特使馬歇爾組成）商定辦法對中共軍隊進行整編，國民黨軍隊按照國民政府軍令部的計劃整編。

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的協議雖然還不是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綱領，但它實質上是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內戰政策的否定，因而在當時條件下，基本上符合全國人民實行民主政治、和平建國願望，受到全體民眾的歡迎。協商會議的達成和通過，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同國民黨中堅持民主進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取得的政治勝利。

（二）

國民黨頑固派難以接受任何真正的民主改革。為達到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目的，頑固派無視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冒天下之大不韙，竭力破壞政協會議的成果，乃至接連多次用暴力打殺異議人士，制造了一連串血案。

較場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國民黨特務有計劃、有預謀地破壞陪都重慶各界人士在較場口舉行的慶祝政協會議成功大會，打傷大會主席團成員、民主人士李公朴、章乃器、施復亮、郭沫若、馬寅初等60余人。國民黨官方喉舌——中央社，在發表的消息中隱瞞真相，顛倒黑白，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國民眾的公憤。

下關慘案。1946年5月5日，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50多個單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發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實施政協會議決議。6月23日，上海150多個人民團體的近10萬群眾在北火車站廣場召開反內戰大會，並歡送由大會推舉的代表馬敘倫、雷潔瓊等赴南京請願。馬敘倫等一行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國民黨特務圍毆，造成12人受傷。

李、聞慘案。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在昆明舉行招待會，和各界人士共同發起呼吁和平的“萬人簽名運動”。7月11日晚，國民黨特務用美制無聲手槍將民盟領袖、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暗殺在回家路上。李被害后，著名詩人、大學教授聞一多冒著生命危險，出席於7月15日下午召開的李公朴追悼會並發表講話。當日下午5時，他在歸家途中，又遭到國民黨特務殺害。

1946年7月初，國民黨政府更是不顧中共和民主同盟等黨派的堅決反對，無視政協決議，宣布召開“國民大會”。周恩來於7月7日向蔣介石提出書面抗議﹔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羅隆基在7月5日跟進抗議﹔10月14日，民盟主席張瀾發表談話指出，民盟不放棄自己的意見和立場，不怕一切威脅利誘，絕不參加。11月10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等黨派的重慶分會和重慶的21個人民團體聯合發表《我們對於召開國民大會的意見》，呼吁全民起來制止國民黨當局這種分裂行動。11月15日，國民黨一意孤行在南京召開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並通過偽憲法，遭到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的唾棄，被徹底孤立。

國民黨頑固派不僅破壞政協協議，而且拒不執行1946年1月馬歇爾調停達成的停戰協議。蔣介石秘密下令國民黨軍進入東北，造成“關外大打，關內小打”的局面，先后佔領沈陽、長春、吉林等城市和鬆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區，同時，指揮國民黨軍進攻解放區。從停戰令生效到6月，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大小進攻竟達到4365次，所用兵力累計270萬人次，侵佔解放區城市40座，村鎮2577處。

中國共產黨團結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進行不懈斗爭。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先后在重慶和南京同國民黨談判。3月18日，周恩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就國民黨破壞政協協議的行徑指出：“政協的一切決議不能動搖或修改”，“誰要破壞，誰就是破壞今天中國的民主和平團結統一”。

（三）

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對國民黨頑固派而言，僅僅是欺騙中外人民的煙幕，並不能真正打消其獨裁內戰的計劃。有鑒於此，中國共產黨在捍衛政協協議的同時，並沒有放鬆警惕，採取一系列自衛措施，為一場不可避免的大規模內戰做積極的准備。

1946年6月，自以為萬事俱備的蔣介石終於徹底撕毀停戰協定，向各個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正如當時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所感嘆的：“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6月26日，蔣介石以25個旅，約21萬兵力，向中原解放區發起進攻，自此，長達三年半的內戰全面開始了。

7月到10月，蔣介石先后以58個旅，約46萬兵力進攻華東解放區﹔以28個旅，約24萬兵力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以18個旅，約16萬兵力進攻晉察冀解放區﹔以20個旅，約9萬兵力進攻晉綏解放區﹔以16個旅，約16萬兵力進攻東北解放區﹔以19個旅，約15萬兵力進攻陝甘寧解放區﹔以9個旅，約7萬兵力進攻廣東游擊區和海南島游擊區。

憑借絕對優勢的兵力和裝備，蔣介石狂妄地宣稱“5個月內在軍事上解決整個中共”。

然而，擁有解放區和國統區廣大民眾的支持，中國共產黨從容不迫。7月，共產黨將軍隊改名為“人民解放軍”，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傾覆黑暗的舊社會，換來光明的新世界。

8月6日，在離烽火狼煙不遠的延安楊家嶺，美國進步作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一次來到毛澤東的住所。斯特朗曾在1925年首次訪問中國，報道並支持中國的省港大罷工，此后她多次往返中美，向美國乃至世界人民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斗爭和解放區軍民的抗戰活動。就是在楊家嶺的這次訪談中，毛澤東發表了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格局和中國戰局的驚世宏論。他豪氣沖天地向全世界宣布：“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他還就中國的全面內戰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后將証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

據說，因為英語的習慣用法中沒有“紙老虎”這個組合詞，當時的翻譯余光生在翻譯時用了英語中類似的習慣用語“稻草人（Scarecrow）”來代替。毛澤東得知后說：“不行，我的意思是紙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是用來嚇唬孩子的，樣子看起來可怕，實際上一見水就軟，一見風就破。”聽了毛澤東的一番解釋，斯特朗不禁笑了起來。毛澤東看著斯特朗把他的話記上后，笑著說：“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也是紙老虎。”就這樣，Paper-Tiger這個組合詞，隨著毛澤東的著名論斷，在世界范圍廣泛流傳。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它既是對美蔣反動派的宣戰書，又是對全國人民的極大鼓舞，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戰勝一切敵人的勇氣和決心。

那麼，當時蔣介石這隻“紙老虎”到底有多可怕呢？國民黨擁有正規部隊、非正規部隊及后方軍事機關學校在內的軍隊，總兵力約430萬人，而且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隻有127萬人，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陸軍裝備也很差。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佔全國76%的面積、3.39億人口，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而解放區的土地面積隻佔全國的24%，人口約1.36億，佔全國人口的28%，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經濟。此外，國民黨還接收了日本侵華投降軍隊100萬人的全部裝備，尤其是得到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1946年7月以前，美國為國民黨訓練部隊及軍事人員15萬人，裝備國民黨軍45個師﹔美國用軍艦、飛機將國民黨軍隊14個軍、41個師和8個交通警察總隊，計54萬余人，送到進攻解放區的前線﹔美國還派出9萬海軍陸戰隊佔駐上海、青島、天津、北平、秦皇島等重要城市。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沒有得到任何公開的支持。由上述對比可見，國民黨在各方面佔有極大優勢，這就難怪當時國際國內對共產黨是否能贏得這場戰爭持懷疑態度。在敵我雙方懸殊的力量對比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敢不敢以革命戰爭來反對反革命戰爭？人民解放軍能不能戰勝國民黨反動軍隊的進攻？這是中國共產黨必須首先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回答的問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客觀而全面地估計了整個形勢，以堅強決心和大無畏精神，充滿自信地向世界宣布：“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蔣介石！”

從7月至10月，毛澤東連續寫下《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三個月總結》等指示，向全黨全軍指明了戰勝敵人的政治方針和軍事原則，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原則的重要性。蔣介石的全線出擊戰術無法在野戰中消滅或削弱像泥鰍一樣靈活的共產黨的有生力量﹔相反，由於防點守線，失去了機動性，很快陷入首尾不能相顧的窘境，在不知不覺中放棄了戰場上的主動權。到1946年11月，國民黨軍的戰線已延長到約1萬公裡，用於守備的部隊已接近其進攻總兵力的一半。據解放軍總部的統計，國民黨軍在其進攻高峰的1946年10月，用於攻擊的兵力約佔投入內戰總兵力的56%，而到11月份，降至46%。在機動兵力上，國民黨軍隊迅速喪失優勢。

11月18日，中共中央就蔣介石召開偽國大和准備進攻延安致電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指出：“蔣介石日暮圖窮，欲以開‘國大’，打延安兩項辦法，打擊我黨，加強自己，其實將適得其反。”在電報中，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戰爭”取代了此前一直使用的“自衛戰爭”的提法，並號召“團結全黨全軍和全體人民，為粉碎蔣介石進攻，建立民主的中國而奮斗”。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會議，決定用“打倒蔣介石”來最后解決國內問題的方針。這一方針的確立，使人民解放軍由自衛戰爭轉變為全國解放戰爭。

從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軍依托解放區實行內線作戰。在華東戰場，華東野戰軍和山東野戰軍進行了宿北戰役、魯南戰役和萊蕪戰役，殲敵14萬﹔在晉冀魯豫戰場，經過鄄城戰役、滑縣戰役、巨金魚戰役和豫皖邊戰役，殲敵6萬。在晉察冀戰場，易滿戰役和保南戰役，殲敵1.6萬﹔在東北戰場，新開嶺戰役等戰役，殲敵5.8萬人。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

（四）

為充分發動群眾，調動農民的革命積極性，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開始了徹底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進程。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標志著土地政策的根本改變，即由抗戰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農民。《五四指示》指出：解決土地問題是黨目前最基本的歷史任務，各地黨委必須放手發動與領導群眾來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必須堅決地站在農民方面實行土地改革，擁護農民一切正當的主張和正義的行動，批准農民獲得和正在獲得的土地。《五四指示》規定不可侵犯中農土地，整個運動必須取得全體中農的真正同情或滿意，包括富裕中農在內﹔對富農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惡霸非惡霸，應當有所區別，一般不動富農的土地﹔保護工商業，不可將農村中解決土地問題、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辦法，用來反對工商業資本階級﹔對開明紳士在運動中應謹慎處理，適當照顧。

《五四指示》發布后，各個解放區普遍開展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運動，到1947年2月，約佔2/3的解放區基本解決了土地問題。據統計，各地獲得土地的農民，晉冀魯豫解放區有1000萬人，佔全區人口的1/3﹔東北解放區1500萬人，佔全區人口的1/2﹔晉綏解放區有100萬人，佔全區人口的1/2﹔蘇皖解放區有1500萬人。

土地改革的勝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保衛解放區、支援革命戰爭的積極性。到1946年10月，全解放區有30萬農民參加了人民解放軍，有300萬至400萬農民參加民兵或游擊隊。比如，晉冀魯豫解放區獲得土地的1000萬農民中，有200萬參加了民兵，另有10萬青壯年加入主力部隊參加戰斗。事實証明，從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之日起，國民黨反動派的喪鐘已經敲響。

（五）

與解放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同步，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領導各界民主人士和人民群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這是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但這是最重要的戰線，因為民心相背歷來是任何一場勝負之爭的決定因素。

一方面，為了在內戰期間從美國獲得更多的援助，國民黨政府不惜出賣國家主權，使國統區進一步殖民地化。從1946年11月起，與美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美國攫取了從陸地到海上、從空中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權。美軍在中國橫行胡為，包括軍車肆意傷人﹔官兵毆打殺傷無辜百姓，侮辱強奸婦女等。據不完全統計，從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青島、天津等地，美軍暴行計有3800起，上海平均每天有一人死於美軍之手。美軍累累罪行激起了一切有愛國心的中國人的公憤，廣大人民徹底看清了蔣介石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的反動政策。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為支撐內戰，對國統區人民實行橫征暴斂、強取豪奪。為彌補赤字，國民黨政府採用濫印鈔票的不負責之舉，引發物價的飛漲和貨幣的急劇貶值，金融危機不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也使民族工商業受到極大摧殘，造成大批城市人口失業，廣大農民更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國統區的社會危機全面爆發。

國民黨政府已經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從1946年到1947年5月，在國統區形成了學生運動、工農運動和各階層人民的斗爭匯合在一起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民主運動。中國共產黨利用有利時機，適時地取得了這條不見硝煙的戰線的領導權。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改組了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來兼任城市工作部部長，李維漢任副部長。規定其任務是：“在中央規定的方針下，研討與經管蔣管區的一切工作（包括工、農、青、婦），並訓練工作干部。”與此同時，中央指示各地黨組織選派一批適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開展職工、學生、青年及婦女運動，並進行統戰工作。要求堅持“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注意把反美與反蔣斗爭結合起來，把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結合起來，把合法斗爭與非法斗爭結合起來，“力求從為生存而斗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國統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迅速高漲。1946年12月24日晚，發生了美軍強奸北大女學生沈崇的嚴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報紙報道了事實真相。國民黨當局不僅不保護人民利益，維護民族尊嚴，反而通過中央社為美軍辯解，說什麼“酒后失檢，各國在所難免”。美軍的暴行和國民黨當局的丑態頓時激起了國人的巨大憤怒，12月30日，北大、清華、燕京等高校5000多學生聯合舉行抗議美軍暴行的大游行。

31日，中共中央指示國統區的地下黨組織，發動各大城市群眾響應和支持北平學生運動，努力在運動中“造成最廣泛的陣容”“採取理直氣壯的攻勢”，“使此運動向孤立美蔣及反對美國殖民化中國之途展開”，為運動指明了方向。各地黨組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堅持“以美軍退出中國”為中心口號，把斗爭引向深入。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運動迅速擴展到全國。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廣州、台北等地的學生紛紛舉行集會、罷課或示威游行，達50萬人，其聲勢之浩大，規模之壯觀，影響之廣遠，遠遠超過了“一二·九”運動。這次抗暴斗爭得到全國各界民眾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許多教授、學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黨派、團體紛紛起來聲援學生的愛國斗爭。這是全面內戰爆發后，國統區人民打響的反美反蔣第一炮，並很快形成包圍蔣介石政府的第二條戰線，有力地配合了戰場上人民解放軍和國民黨軍隊的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