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讀書學習之法

我國著名的文學家郭沫若，在文學、歷史學、考古學、書法藝術等領域頗有建樹。他一生與書結緣，形成獨特的讀書學習方法，留與后人參考借鑒。

讀書治學須不畏困苦

郭沫若讀書，常將書中內容熟讀成誦，爛熟於心。據鬆枝茂夫回憶：“我在中國文學研究會時，曾拜請郭先生來做演講。郭先生沒用演講稿，講的是關於‘易’的內容。他熟練地在黑板上寫出《左傳》《禮記》中的句子。十三經的內容郭先生已經全部記住了。”世人公認郭沫若才華橫溢、學識淵博，與他勤學苦讀息息相關。他深知讀書治學，非朝夕之就，大有有始無終、半途而廢者﹔也有偷奸耍滑行旁門左道之人。讀書本是辛苦之事，需堅持不畏困苦的精神。他曾寫聯自勉“讀不在三更五鼓，功隻怕一曝十寒”，也曾在留學日本時的家書中寫道：“勤苦二字，相因而至，富思淫佚，飽思暖逸，勢必所然，故不苦不勤，不能成業。”

治學需搜羅一切材料盡可能使無遺憾。他曾告誡學生：“搞歷史研究，除了懂得一些正確的方法之外，還要佔有大量的資料。資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是必須盡力進行的艱苦工作，絲毫不能偷巧。盡可能佔有第一手資料，迫不得已時，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資料。”為尋找一手資料，郭沫若在日本進行了艱苦搜索，他去各大圖書館借閱相關書籍，去書店立讀暗記，輾轉托人尋書。他說：“我要尋找第一手的資料，尋找考古發掘所得的，沒有經過后世的影響，而確確實實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種東西。”在現存的郭沫若致容庚的42封書信中，有28封書信明確提出借閱書籍或懇請代為錄示、復制、購買拓片和書籍等要求。

讀書治學須不畏權威

讀書治學不能僅憑個人情感使然，專注於一家之言，而對其他觀點疏於研究，淺嘗輒止。郭沫若研究周秦之際的意識形態時需要對先秦諸子的著作認真研讀，盡管他個人情感方面對韓非子之見憎惡萬分，但並未使他將其棄之不顧，而是“翻來覆去，讀了又讀，讀得爛熟”。《禮記·大學》有雲“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郭沫若認為讀書也應秉承這種態度，排除個人情感傾向，客觀公正。

讀書治學不應拘泥於世人看法，重復前人話語，應當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約束。郭沫若之前，學界對先秦研究或是單純訓詁考釋或是專門闡發義理，郭沫若卻利用唯物史觀研究諸子百家之言，得到許多新的發現。古代史分期問題上郭沫若也是另辟蹊徑，以馬克思主義生產資料佔有理論區分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並加以翔實史料周密論証，確立“戰國封建說”。郭沫若對甲骨文字和青銅銘文的研究曾被時人視為落后之物，他被斥責為“玩物喪志，成了隱士”。但其並未為此折服，而是貫徹了他的志向，這才有了后來的“郭鼎堂”。

讀書治學須涉獵廣泛

郭沫若博覽群書，“胸藏萬匯憑吞吐，筆有千鈞任翕張”。他求學期間雖是從醫卻廣泛涉獵文學、哲學、社會經濟學等著作。郭沫若認為研究深邃之書“不精讀便不能得其要領，不能體味‘雅言’的力量”。對創作而言，讀書隻需泛讀以啟發暗示。“書讀太多是寫不出自己的東西的。我讀歌德詩的時候，也就是大致瀏覽開頭幾行，馬上捕捉那一閃而過的靈感迅速寫下來。”關於精讀，郭沫若主張：第一，要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第二，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評。“讀深奧難懂的書，猶如過連峰簇擁的險途，但不要怕這些險峻的山峰，尋出路徑，自己跋涉，循序漸進，堅忍耐勞，便可踏破險途達到目的地。”讀書第一步就是要理解書，人在不同階段對同一本書的理解都會不同，而理解書隻有通過自己不斷的熟讀深思才能完成。

讀書第二步是在對原著理解已足時，不受前人約束，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評。然而約束並非沒有，批判也有限度。“人是活的，書是死的，活人讀死書，可以把書讀活。死人讀活書，可以把人讀死。”對書真正的消化吸收是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審視讀過的書目，努力發現其中錯誤，敢於質疑挑戰，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郭沫若少年時讀《庄子》欣賞其“汪洋恣肆”的文風與“安貧樂道”的人格，五四時期再讀《庄子》則發現其中蘊含的“泛神論”思想和真人哲學，后來採用唯物辯証法對庄子思想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寫成《庄子的批判》。這正是其“一通二否”讀書法的成果。

讀書治學須學以致用

學以致用是讀書真正的價值追求。郭沫若曾為母校石室中學題聯“愛祖國愛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學習，求真理求技藝願增進文翁石室之光榮”。也曾為鄒韜奮故居題聯“韜略終須建新國﹔奮飛還得讀良書”。郭沫若認為，多讀書、讀好書，學好理論知識是非常重要的。任中科大校長時，他堅決反對照搬蘇聯高等教育的做法，注重培養學生扎實的理論基礎和熟練的實驗技能。強調讀書是為更好地指導實踐。學習文韜武略是要在現實中為國家的建設發展服務。

郭沫若的一生是勤學苦讀與實踐愛國的一生。少年郭沫若把“科學技術”看得很重，熱切讀與此有關的書籍。為實現心中抱負，1914年遠赴日本學習醫學。家書中不止一次提及讀書與報國的關系。“現在國家弱到如此地步，生為男子，何能使不學無術，無一籌以報國也”，“男幼受父母鞠養，長受國家培植，質雖魯鈍，終非干國棟家之器，要思習一技，長一藝，以期自糊口腹，並藉報效國家”。

五四運動爆發后，郭沫若決定棄醫從文，“想通過文學使中國起變化，想用詩歌喚醒雄獅，喚醒沉睡的中國民眾”。流亡日本期間，他廣搜材料，專心治學，寫成開創中國唯物史觀派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全面抗戰爆發后，他大量閱讀史料書籍，創作《屈原》《棠棣之花》等歷史劇，宣傳抗戰，鼓舞民心。新中國成立后的郭沫若，不因曾經的選擇而“重文輕理”，既看重人文也重視科技，以一個詩人的熱情呼喚“科學的春天”。郭沫若一生著述豐富，學識淵博，其遺留於世的文化遺產，足以夸耀當世，而他借以創造這份遺產的讀書學習的經驗，指出了一個偉大的學者和作家走向成就高峰所遵循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