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的艱辛探索與成功奧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經歷了漫長而艱辛的探索，逐步形成、不斷改革創新、不斷完善和鞏固發展起來的科學制度體系。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解放區的實踐為建立新型國家制度積累寶貴經驗、奠定重要基礎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患內憂，四分五裂。在實現民族復興的歷程中，志士仁人嘗試了各種制度變革。君主立憲、資產階級共和制、議會制、總統制等種種救國方案都相繼失敗。戰亂頻仍、民生凋敝、喪權辱國，成為舊中國長期無法消除的病癘。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在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創立了人民政權，開始了新制度、新治理的探索實踐，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完善國家制度與治理模式。

1931年，我們黨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同志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大會通過的《憲法大綱》規定，我們“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分為鄉、區、縣、省和全國五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根據地、解放區普遍建立了蘇維埃政府。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明確提出要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1940年3月，抗日根據地各級民主政權認真貫徹執行“三三制”原則，即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代表小資產階級﹔“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和民主制度。

1948年至1949年間，毛澤東同志集中論述了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問題。特別是，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描繪了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制度藍圖。隨著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鞏固擴大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隆重召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

其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了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人民軍隊和軍事建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外交政策等內容。這一共同綱領在當時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是中國人民的大憲章。

歷史充分証明，資本主義道路和資產階級國家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才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制度，才能真正確保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

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時期建立的一整套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實現了國家治理領域的深刻變革

新中國建立伊始，從中央到地方廣泛建立起各級人民政權。這是徹底打碎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國家機器后，在全新的制度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民民主政權。同時，進一步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基本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改革封建婚姻制度，全面禁止黃賭毒，確保了社會秩序，淨化了社會環境。

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新中國有計劃地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推進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正式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中國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政治制度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人民代表大會的根本政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為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相應的經濟制度、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

1956年，黨的八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了。我國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兩個歷史性轉變。

總體上看，從新中國建立到社會主義全面建設時期，我們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採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國家結構形式，實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黨制度，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體系，實現了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領域的偉大、深刻變革。

它為新時期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的新探索、新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准備，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改革開放時期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蓬勃生機和巨大活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我們黨歷史上又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開創了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局面。

1978年，鄧小平同志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是新時期解放思想的宣言書。他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提出，各方面的情況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問題都要解決，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

由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提高生產力，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特別是，要吸取經驗教訓，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黨規黨法，嚴肅黨紀。

上世紀90年代初期，黨中央積極應對國際復雜局面，在維護國內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同時，謀劃加快經濟發展和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問題。面對世界社會主義出現的低潮，有人對社會主義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有人對改革開放產生懷疑。在這一歷史關頭，鄧小平同志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

同時，鄧小平同志吸取蘇聯解體的深刻教訓，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強調完善、鞏固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他明確指出，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他預見，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

總的來看，這一時期，我們黨全面總結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的寶貴經驗、深刻教訓，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治理現代化的新局面。同時，創造性地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進一步鞏固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覺醒。

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達到新的境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標志著我國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方位。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順應時代潮流，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須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健全黨的領導體制機制、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加強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建設、深化司法體制綜合改革、深化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建立國家監察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

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總之，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踐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體系，是“中國之治”取得顯著成就的奧秘所在，也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據。

（作者為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