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近期，由《學習時報》策劃並組織撰寫的系列文章——“從創建共產黨到成立新中國”陸續刊發。系列文章共29篇，每篇文章聚焦一年，以編年形式對1921—1949年中國革命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文件、重要人物展開鋪陳，以曉暢生動的語言、簡潔明快的筆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波瀾壯闊、氣勢恢宏的奮斗歷程進行了全景式的立體呈現。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之際，這一系列文章的刊發，既是不忘初心對新中國誕生之路的深情回望，又是貫徹落實中央關於在主題教育中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要求的具體體現，給人以深刻的教益和啟迪，引發了良好社會反響。

齊心著墨理想信念，協力繪就革命畫卷

系列文章記錄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征程中艱辛備嘗的奮斗史。28年中，中國共產黨所經歷的困難與風險世所罕見，所作出的奉獻和犧牲世所罕見，可謂“創業艱難百戰多”。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在風浪考驗中不斷由小到大，由弱變強，最終領導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奧秘何在？很多人都在探索追尋答案。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指出：“共產黨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成員對它的事業抱有無私的獻身精神。”應該說，作為一個在華近50年的“中國通”，司徒雷登的看法是准確的。但如果再進一步追問，是什麼推動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無私獻身呢？究其根源，那就是革命理想高於天，那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的感召。

29篇文章，不同的作者，每篇文章自然有其特殊性和個性，但字裡行間，筆觸所及，都濃墨重彩地書寫了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使其成為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畫卷中最濃厚、最鮮明的基調和底色。從夏明翰的凜然就義詩“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到周文雍的絕筆詩“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壯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從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中林祥謙不懼威脅英勇就義，到掩護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后陳樹湘親手扯斷腸子壯烈犧牲﹔從白山黑水楊靖宇等率領東北抗聯義無反顧奮勇抗日，到太行山上八路軍五壯士狼牙山大義凜然英勇跳崖﹔從1927年革命低潮時期朱德立下“中國革命一定會成功”的斬釘截鐵誓言，到1949年勝利在望時毛澤東發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革命到底命令等，無一不彰顯出這樣一個真理：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一個政黨有了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會堅強有力，無堅不摧，無往不勝，就能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

29篇文章，把中國共產黨人所經歷的苦難輝煌寫充分了，把中國革命勝利的奧秘寫清楚了，使人產生強烈共鳴，深感元氣淋漓，正氣充盈，是堅守初心使命、堅定理想信念的生動教材。

抓住主題和主線，把握主流和本質

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28年的歷史，可以從不同角度、立足不同領域來展開研究。但既然28年革命史屬於黨史的一個重要時期或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書寫就應抓住黨史的主題和主線、把握黨史的主流和本質，而不能信馬由缰，沒有章法。2010年7月，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兩大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這兩大歷史任務而不懈奮斗，這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黨的歷史，就是黨圍繞這個主題和主線領導人民進行的不懈奮斗史、理論探索史、自身建設史，這就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系列文章抓住了主題和主線，把握了主流和本質。

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自覺地把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初心和使命，鐫刻在心上、承擔在肩上。系列文章的第一篇《1921：開天辟地一聲雷》就定了基調，直至最后一篇《1949：天翻地覆慨而慷》，這個主題和主線一直貫穿系列文章始終。這也將中國共產黨與一切舊式政黨劃清了界限。

當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我們黨所處的環境極其險惡，所面對的敵人極其強大，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唯有敢於斗爭、敢於勝利、不懈奮斗才能最終取得勝利。系列文章，是對中國共產黨不懈奮斗歷程的真實寫照，體現了黨史的主流和本質。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是什麼？前途如何？這一系列重大問題，如毛澤東所說，“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因此，黨內產生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的“二次革命論”，和以王明為代表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主張“畢其功於一役”的“一次革命論”，並把十月革命的經驗、共產國際的指示神聖化教條化。這都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大危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帶領全黨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革命道路，最終形成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標志著毛澤東思想的成熟。1945年黨的七大會場上的橫幅標語，赫然寫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1930：星星之火可燎原》《1938：理論之光廓迷霧》等文章，集中體現了黨的理論探索史這一黨史的主流和本質。

另外，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我們黨高度重視自身建設，這使得黨雖然犯過錯誤，但最終都能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勇於修正錯誤、改正錯誤而獲得新的成長和進步。正如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黨公開承認並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証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正在於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夠在自己錯誤經驗裡學習出來，絕無畏懼地披露自己的錯誤，並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從古田會議提出思想建黨，到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再到延安整風，《1929：黨指揮槍鑄軍魂》《1942：思想建黨聚偉力》等文章，集中體現了黨的自身建設史這一黨史的主流和本質。

抓住主題和主線才會有目標、不迷失，把握主流和本質才會有定力、不虛無。主題和主線突出，主流和本質鮮明，這是系列文章立得住、叫得響、傳得開的根本所在。

獨具匠心，守正出新

通觀29篇系列文章（28年黨史），在寫作形式、表現手法等方面，可謂獨具匠心。其採用的編年的寫作形式，經緯分明：從橫向的平面視角來看，一年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文件、重要人物得以集中在一個歷史舞台上呈現﹔從縱向的聯系角度來看，28年革命歷程中大事完備無遺、前后貫通、本末清楚。這既體現了策劃者在統籌規劃、謀篇布局上的別具一格，又體現了29位作者在寫作過程中相互照應、通力合作的協作精神以及編輯在穿針引線、刪減增改等方面的努力，實在是一項不小的創新工程。在保証史實准確的前提下，系列文章在表現手法上力圖通俗化、大眾化，增強可讀性：每篇文章以一年中的重大事件或其特征和影響為標題，提綱挈領、用語簡練﹔每篇文章的導引性文字，便於讀者較快地抓住文章要點和靈魂。比如，寫抗戰最困難時期的1941年，以“劍犁並鑄度劫波”為標題，開篇短短二百余字就把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反“掃蕩”反“清鄉”、有理有利有節就皖南事變與國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加強根據地建設開展大生產運動等主要內容涵蓋在內，一語道盡。這種行文結構和表現手法，能夠在最短時間裡提供給讀者最重要的信息，既是方便讀者的人性化之舉，又能收到引人入勝的效果。

黨史寫作需要守正，也需要出新。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生產要素的重組就是創新。就黨史寫作和研究來說，史料的重組也是創新。系列文章沒有運用過多的新史料，卻為何讓人耳目一新？原因就在於對已有史料進行了新的整合。古語雲：“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系列文章對已有史料的取舍運用，印証了這一道理。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提出，治史要兼備才、學、識三長，尤以識為要。識不高，就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就會淹沒在史料當中不能自拔，最終寫出來的東西既不能說服人更不能打動人。系列文章，無論對於決策醞釀、會議過程，還是對於事件發展、人物活動，都未因史料繁多而顧此失彼，而是抓關鍵性節點，選代表性材料，化繁就簡，描述到位。系列文章雖是通俗的黨史文章，但由於做到了重要史實都有出處、重要數字都有來源、重大論斷都有依據，即便以學術眼光來審視，也是嚴謹規范、經得起推敲的。比如，文中談到關於早期黨組織成員的人數，長期有不同的說法，“權威黨史讀本採用了58人之說”。文中所提“權威黨史讀本”，指的應是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其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名錄”中所列的就是58人名單。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組織29位作者撰寫29篇文章書寫28年黨史，看似尋常，卻最別出心裁、出奇制勝。系列文章之所以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原因正在於此。這一成功策劃不是偶然的，是《學習時報》長期以來在如何講好黨史故事、增強黨史宣傳效果上積極探索、不斷推陳出新的結果，其表現出的開拓創新精神，可敬可佩，可喜可賀。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