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提議為李大釗夫婦立碑

今年是李大釗誕辰130周年，在與有關李大釗的書籍中，有這樣一幅照片，是1936年6月，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帶著三個弟妹：李炎華、李光華、李欣華去給父母掃墓。照片不太清晰，構圖也不太合適，墓前是大片樹蔭，而四姐弟幾乎頂到照片上面邊線。

據李大釗研究權威學者宋霖說，他曾問過李星華，她說當時是北京大學一位進步學生拍的，不太會拍，就拍成這樣了。

兩塊墓碑上，“李先生墓”“李夫人墓”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出來。李大釗的墓碑明顯高些，“李先生墓”四個字豎排，稍微靠下，上面的留白顯然是為將來再刻李大釗“身份”的預設。

與胡適的情誼

胡適在1934年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過萬安公墓，我們進去看李守常的墳。去年他葬時，我不曾去送。今天是第一次來憑吊。他葬后不久，他的夫人又死了，也葬於此。兩墳俱無碑碣。當囑夢麟補立一碑。”從這則日記可以看出，這兩塊墓碑應該是胡適主動提議推動樹立起來的。

胡適到北大后，很快與李大釗成為了好朋友。雖然中間兩人為“問題與主義”有過一番爭執，但這場爭論並沒影響兩個人的友誼。因此，胡適在“五四”時期也被人稱作過激黨。

之后，兩人一起掩護陳獨秀南下組黨﹔胡適提倡“好政府主義”，李大釗也簽名贊同。1926年夏天，胡適去英國經過蘇聯時，寫下了許多歌頌蘇聯社會主義政權的觀感，通過與蔡和森、劉伯堅等共產黨人的談話，表明自己想組黨，並“充分的承認與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與主張”。

文章寄回發表后，李大釗非常高興，立即讓人一定要請胡適回來仍從蘇聯經過，以便徹底把胡適爭取過來。而這些文章的發表，同樣引起了反動軍閥的注意，以致張作霖在北方逮捕李大釗、高仁山等人時，認為胡適也是共產黨，也想抓捕胡適。李大釗被殺害時，胡適在美國領取博士學位証書。回來后，鑒於北方的形勢，他沒有回北大，而是留在上海擔任中國公學校長，盡管如此，他心中並沒忘掉這位朋友，當《胡適文存》第三集出版時，他在扉頁上鄭重寫上“紀念四位最近失去的朋友”，排在第一位的即是李大釗。他曾對人說，李大釗是真正有信仰的，是為主義而獻身的。

北大對李大釗家人的幫助

李大釗犧牲時，除了長子李葆華已經長大成人外，其余4個姐弟都還在童年與幼年。在周作人和沈尹默等人努力下，1931年夏，李星華和李炎華回到北京復學，分別進入孔德學校初中部和小學部就讀。針對李大釗家中的困境，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也敢於擔當，不僅支付了李大釗的欠薪，還從那時起每月支付給趙紉蘭50元作為補助。后來有人反對，蔣夢麟斷然說：“要是誰能如李一樣為主義而死，學校也會給他遺屬錢。”

可能正是聽到了這些議論，1932年6月下旬，趙紉蘭致信胡適，請他對學校當局多多促進：

適之：前兩個月的時候曾與寄去了一信，不知收見了沒有？關於先守常北大薪水事，希望與學校當局交涉一下！看能不能增發若干元為好！本來學校每月隻發五十元﹔且此五十元又不能照月發給，家庭本來沒有進項，專靠此項度日實在不夠。還有此五十元薪水不知發給若干時日？可否在時間上多延長一些？這些事都請費心給辦辦！因為從前與守常是好朋友，故敢這樣的求。祝健康。李趙紉蘭鞠躬。

正是這封信，告訴了人們，北大在李大釗犧牲后每月給了趙紉蘭50元的補助。根據有關物價資料，20世紀20年代前后，北京市郊5口之家，每年100大洋就可以維持生活。顧頡剛當初剛留在北大時，每月也就是50元工資。

為了進一步幫助李家，周作人去找蔣夢麟、胡適商議，請北大將李大釗留下的書籍全部買下。蔣夢麟完全同意，但又提了更好的設想，他認為光賣書賣不出多少錢，根本不頂用，不如改為老朋友們集資買下來，贈給北大圖書館：一來為守常留個紀念，二來也能多募集些錢來幫助守常遺屬。

宋霖這般評價：“無論是站在當年還是今天的角度來看，蔣夢麟的建議都是最智慧、最情深義重的。”

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適，再次請他出面促進。此信首先說的就是這個事：

守常長女李星華（現在孔德學院肄業）來說，守常遺書出賣，此事曾與兄及孟鄰校長說過，唯近來寄存書籍的親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況亦甚窘苦，想早日賣掉。孟鄰曾提議由大家集款買下，寄贈於圖書館以作紀念，或比較由學校收買更易辦亦未可知，希望兄為幫忙，為向孟鄰一說，早點想一辦法以了此事。聞書目已由守常內侄楊君抄交孟鄰矣。

為李大釗夫婦墓立碑

胡適辭去中公校長回到北大后，北大校長蔣夢麟是幾近凡事在聽取了胡適的意見后，才能下定決心採取行動。他自己曾說，民國十九年（1930年）重回北京大學，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后，“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巨細，都就商於兩位”。傅斯年曾說：“適之經師人師，士林所宗。”他在逝世前10來天的一個演講中這樣說：“夢麟的學問不如蔡孑民，辦事卻比蔡高明，我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卻比胡高明。”以至於蔣夢麟笑著應和道：“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今年，由雲南省委宣傳部主創拍攝的《西南聯大》紀錄片，在第一集說到1935年“華北自治運動”北方教育界掀起抵抗時，其鏡頭就是一眾教育界代表人士前往胡適家中開會研究，胡適站在門口笑吟吟地迎接各位。傅斯年后來的評價是：“彼時中央軍與黨部撤去久矣，適之奮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組織起來以抵抗之，卒使奸謀未遂，為國長城，直到七七。”由此可見，胡適那時在北大以及在北方教育界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他如果肯願意幫忙，是一定能起到相當作用的。從李大釗圖書后來以這種方式捐贈北大圖書館來看，胡適沒有辜負朋友的請托。

李大釗犧牲后，靈柩一直停放在浙寺。1933年，趙紉蘭病重，3月底，李星華接來母親，看到李大釗的靈柩6年不能安葬，自己又已病重，趙紉蘭覺得應該再去求求北大同仁，請他們幫忙，以了自己可能的最后心願。他拜見了胡適、蔣夢麟、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沒想到蔣夢麟慨然應允。於是由王烈、何基鴻、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適、馬裕藻、馬衡、傅斯年、蔣夢麟、樊際昌、劉復、錢玄同等13人發起公葬。4月22日，舉行公祭，23日出殯。35天后的5月28日，趙紉蘭病逝。

在考慮安葬李大釗時，蔣夢麟選擇的是萬安公墓。鑒於李大釗的身份，公墓經營者、曾任過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的浙江人蔣彬侯不願意。4月13日，蔣夢麟親自出面，因是同鄉同姓，又是北大校長，蔣彬侯方才答應。

趙紉蘭病逝后，蔣夢麟購買墓穴時做出了一個英明的決定，一下買了兩座，在李大釗墓穴的旁邊把趙紉蘭的墓穴也訂了。但由於蔣彬侯不願意，所以下葬后，雖然也請劉半農撰寫了碑文，但碑並沒有樹立起來。

當胡適看到兩個墓都沒有立碑時，他心中涌起了要建議蔣夢麟把兩人的碑立起來的念頭。對李大釗夫婦的墓，胡適用的詞是“憑吊”，對建議，胡適的用詞是“囑”。胡適參與了李大釗公葬的發起，又准備推動蔣夢麟把兩人的碑立起來。這是他對李大釗后事一直持積極性的表現。

（作者單位：安徽省委統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