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第一個報道工農紅軍的中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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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1909-1970），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我國現代著名記者，杰出的無產階級新聞戰士，也是我國科技戰線上卓有成就的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解放日報社社長、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新華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社長、國家科委副主任、全國科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等職。

由於他對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卓越貢獻，於1990年設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長江新聞獎”，並於第二年開始評獎，以表彰業界內作出突出貢獻的中青年記者。從2000年開始，每年11月8日作為中國記者節，也與范長江有關。1937年的11月8日，以他為首的中國左翼新聞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於上海成立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

一

范長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10月出生於四川省內江縣趙家壩村。童年時代的范長江生活上由母親照料，父親是川軍的下級軍官長年不在家。祖父范延馨是個思想開放的老人，鼓勵青年人要有遠大理想、刻苦奮斗，耳濡目染對童年范長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家鄉求學時期范長江就受到了大革命的熏陶，與一些追求進步的窮人家子弟組織革命小團體，積極參與了大革命的宣傳工作。1927年初，他來到重慶，進入吳玉章辦的中法大學重慶分校學習。不久四川軍閥制造了重慶“三三一”慘案，青年學生死傷很多，中法大學也被封，但他僥幸躲過反動軍閥的屠殺。考慮到重慶已經不能容身，一心追求革命、不滿18歲的范長江來到武漢，加入了賀龍領導的部隊並參加了南昌“八一”起義。起義失敗后，他的部隊被打散，尋找部隊未果。在汕頭，他貧病交加，病到奄奄一息，竟被收尸人認為是死人幾乎埋掉，憑著他對生命的渴望與年輕人頑強的抵抗力才死裡逃生。大病初愈，為了維持生計，他先是到薛岳的軍隊當看護兵，后來又到方鼎英部，之后他隨軍隊來到安徽駐下，此時已經是1928年的夏天。

當年下半年為求學與生活所迫，范長江通過考試進入南京的中央黨務學校（一年后改為中央政治學校）。在學校裡他因年小體弱，讓同學們有點看不起，這激發起刻苦鍛煉身體的勁頭，終於練出了一副好身板。這是他在學校裡的最大收獲，有意無意中為日后走南闖北的記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體能基礎。但是在思想上他仍然是困惑的。面對新舊軍閥混戰、政府腐敗貪官橫行、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他大失所望，后悔進錯了學校。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亡到了緊要關頭，然而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不僅無視全國民眾要求抗日的呼聲，還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外一退再退喪權失地。范長江所在的學校當局同樣壓制學生的抗日活動，這讓他深感憤怒。在一天晚點名的時候，范長江突然站出來，慷慨激昂地作了一番演說，呼吁同學們起來解救亡國滅種的危險，痛快淋漓地譴責了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那些教官們聽得目瞪口呆，大多數同學被感動得痛哭流涕。同學們雖然和他一樣有抗日的熱心，但仍被學校壓制了。這時離畢業的時間隻差半年，他下定決心寧可不要這一紙文憑也要離開這所學校。1931年年底，利用一個周日出校的機會，范長江隻身離開了學校，他把學校發的衣服全部留在了學校，穿走的那雙鞋子，到了北平后他還按價給學校寄回了錢。他就用這種方式表示徹底地與國民黨一刀兩斷！

北平的生活也很艱苦。為了讀書，他給北大的教授做過剪貼員，為北大的學子們練過早點攤。1932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哲學。1933年下半年開始，他為北平《晨報》投稿並逐步當上了特約通訊員，同時還找了一份到中學講課的兼職工作，經濟上稍有好轉。在此期間他擴大了自己的求知范圍，從哲學、政治、經濟、外語一直到軍事領域都有所涉獵。為了研究抗日軍事問題及未來可能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曾想組織一個研究團體並在《晨報》上發了啟事，雖然沒有搞成，但此事在北大學生中引起了轟動效應。

1934年除了當新聞記者外，范長江還做了兩件事。一是系統地研究了蘇區的土地問題，這些資料都是從公開出版物上得來。二是去了南昌。在南昌，他通過朋友秘密躲在小旅館裡，如飢似渴地飽讀了大量來自江西蘇區的油印小冊子、傳單等。幾百種來自蘇區的材料，雖然並不完整與系統，但通過學習研究，他開始明白在此之前對共產黨的了解根本不對頭，是被人欺騙了。他還以自己當過軍人的經歷衡量紅軍，發覺紅軍是一支組織得極棒的軍隊，還知道了紅軍在江西打了諸多大勝仗，根本不是國民黨所宣傳的那樣——取得了所謂“剿匪勝利”。南昌之行，收獲很大，雖然沒有完全解決縈繞心頭的問題，但范長江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國民黨已經腐化墮落，共產黨在認真革命。他帶著繼續研究共產黨和紅軍政策的想法回到了北平。南昌之行成為他日后走向中國的西北角之濫觴。

二

由於范長江的出色文筆，他寫的通訊受到讀者的喜愛，影響也越來越大。天津的《大公報》又主動找他，讓他斷供天津《益世報》，專門給《大公報》寫稿。從1935年年初，范長江成了《大公報》的專門撰稿人，但還不是報紙的“在編人員”，每月隻給固定稿費15元，這已經是《晨報》給的兩倍了。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戰略大轉移，到了1935年春天，四川西北部也有了紅軍的活動。從南昌回到北平后，范長江就有心去西北地區進行考察，他一直認為，將來與日本侵略者開戰，中國的西北就是戰時的大后方。雖未成行，但想法一直就沒有放下。在得知紅軍的消息后，又聞聽紅軍北上是為抗日，出於記者的職業敏感，覺得這是一個大事件，而他更想搞清楚的是紅軍的目的。而此時，國民黨對紅軍的消息不是封鎖就是歪曲，用不實之言迷惑民眾，范長江想搞清楚的也正是全國民眾想要知道的真相。

欲知真相，就要接近紅軍甚至進入到紅軍中去。如何才能做到？去西北考察早有意向，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更加大了對范長江的吸引力。於是他向《大公報》提出作為旅行記者去西北考察，為報紙寫旅行通訊，不要工資和差旅費，隻要稿酬和報社提供方便，他沒有說出此行的另一個目的。這樣的“性價比”報社何樂而不為，范長江的要求被報社老板胡政之批准。

1935年春夏之交，范長江從天津啟程，從塘沽乘船經煙台、上海到杭州。在杭盤桓一周后又經滬溯江而上至渝，7月初到達成都。一路走一路寫，走過的地方都上了他的筆端。從社會新聞到政治經濟金融，上至地方高官下至平民百姓，從地方建設到自然風光皆有表現。如舟過三峽，寥寥數語便把三峽險、奇、危、美及民生之苦躍然紙上。年輕的記者筆力老到，眼光敏銳思慮深遠，80多年后的今天再讀這些文章仍然不會讓人乏味，呈現在眼前的是那個民族危亡時刻的社會百態，充分體現了記者傾心關注的是社會、民生，擔憂的是民族的未來。

在蓉城期間，他曾隻身一人（隻雇了馱行李的）出彭縣進深山老林，一心想撞見在四川西北部活動的紅軍，好探知究竟。山越走越大，林越走越密，人家越走越少。當地人看到他孤身一人，告他前路野獸出沒，土匪（不是指紅軍）當道，都勸他莫冒險前行。他也看到當地的“土皇上”為非作歹包攬一切，縣政府都對其無力管束，隻好又返回成都另想辦法。

短暫停留，他通過報社找到軍隊，利用軍隊的交通系統可以減少些危險。范長江於1935年7月14日開始了中國的西北角之行。第一段從成都到蘭州。7月14日到9月2日，行程3千余裡，沿途要翻雪山，穿越原始森林渡江過河，能借助舟車者十不及二三，余下隻能騎馬和步行，路途之艱辛非80年之后的年輕人可以想象。 第二段從西安到蘭州，時間是1935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10日。第三段是沿祁連山南北麓的“百日旅行”，時間在1935年2月17日到1936年的3月10日之間。第四段是游歷祁連山南北之后，繞賀蘭山四圍的旅行，時間為1936年的4月下旬到5月底。

范長江的西北行通訊向全國的讀者打開了一扇探視西北地區的窗子。礙於當時的社會環境，本著客觀地以“提出問題”的方式向讀者“透露”他目力所及的社會現狀，勾勒出大好河山下的民生之艱。讀他的通訊除了令人驚嘆記者的才氣外，總有一種沉重感。因為他的筆觸更多地涉及底層民眾，那些形同活骷髏似的鴉片吸食者，那些背井離鄉的逃難者，那些十室九空蕭疏的村落，還有那些隨處可見的路旁尸體竟無人去掩埋。而民生之艱讓讀者不能不想到與軍閥混戰，豪強割據，政治黑暗，官吏腐敗，政府無能不無關系。

此外，他西北行的另一個不為人知、卻更重要的目的，他基本達到了：雖然沒有進入到紅軍中去，但他走近了他們，得知了紅軍的大量消息。在向全國讀者發回的通訊中，第一次客觀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活動的消息。他是自1927年以來，在中國合法出版物上公開稱“紅軍”、對“剿匪”加引號、公開透露紅軍是“北上抗日”並不是“流寇”的第一人。在西北行中他寫了七篇分析紅軍動向的通訊，他利用對軍事方面研究的體會，根據國民黨軍的排兵布陣對長征中的紅軍今后走向做出了預測。紅軍將領們也看到了署名“長江”的軍事評論，不僅有所參考還都記住了這個名字。后來范長江到延安採訪受到非常接待，或許就與這些軍事評論有很大的關系。

從1935年的7月到第二年的5 月，他的足跡留在川、隴、陝、寧、青、內蒙古的廣大土地上。他的旅行通訊陸續在《大公報》上發表后，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起到了轟動效應，報紙的發行量也因此大大增長。范長江也因此成為《大公報》的“在編記者”，工薪60元，一直到他離開報社。這些報道對全國的百姓來說無疑是空谷足音，振聾發聵！結集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后，受到極大歡迎，幾個月的時間就連出七版。這一通訊集的出版也奠定了范長江在中國新聞界的地位。

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國內形勢更加錯綜復雜，流言蜚語充盈社會，真相不明的人們對中國前途無不擔憂。事變爆發后，在綏遠（今內蒙古中部）地區作戰地採訪的范長江立即察覺到這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他沒有請示報社，自作主張去西安與延安採訪，“為全國讀者弄清這一頭等大事”。當時西北交通對外全部斷絕，航空、鐵路、公路皆無可通之路。

1937年1月18日，他由綏遠平地泉（今集寧）出發，取道寧夏經蘭州一路艱辛，直到2月2日總算來到西安城下，沒想到東北軍少壯派軍人借口不滿蔣介石滯留張學良於南京，制造事端槍殺東北軍王以哲等將領數人而不能進城。幾經周折於3日進到城裡。通過《大公報》分銷處找到了鄧寶珊，又經鄧找到楊虎城。4日午后，在楊的公館裡與周恩來見了面。范長江稱“這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共產黨人”。

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范長江，說他“有一雙精神而質朴的眼睛”，黑而粗的須發雖然剃得很光，但皮膚中仍顯示著濃黑的發根。身著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帶，腳纏綁腿，口音聽著有點“像江西人”。握手之后，周恩來就對范長江說：“我們紅軍裡面的人，對於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系，我們很驚異你對於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幾年之后，這位范長江認識的第一位共產黨人成了他的入黨介紹人。當天因為有旁的事情，沒有作更深入的交談，第二天他們兩個人作了“竟日長談”。所談內容，首先是西安事變。周恩來向他詳細介紹了西安事變的經過以及中共對事變的態度。在西安時，應周恩來的介紹，並在他的陪同下，范長江在西安七賢庄見到了葉劍英。葉是一位“三十左右，精干結實，相當瘦長，穿學生裝，戴八角帽的漢子”。“葉劍英的風度有點西洋人味道，廣東東江人的口音還多少存留在口邊”。他們的談話主題依然是西安事變和張學良。在西安，范長江向周恩來提出去延安採訪的要求。經延安同意后，周派車送他去延安。

6日，在博古和羅瑞卿的陪同下乘車赴延安。一共兩輛車，范長江與博古同乘一輛車，除了他們，車上還裝載了紅軍所需的物資。路上，范和曾任過中共總負責人的博古聊起了反五次“圍剿”及紅軍長征路上的事情。6日晚宿三原。7日路上壞了一輛車，隻好一車載人先行。晚宿洛川縣政府，冬季屋裡取暖燒炭，使范長江一氧化碳中毒，當感覺不對的時候已經動彈困難，說不出話來，而且呼吸急促得快要不能繼續。他感到了危險，於是拼命掙扎，好不容易滾下床，開了門，爬到室外雪地呼吸冷空氣，幾分鐘后，才恢復了清醒。此次因大意而出的險情，讓他感嘆：“個人生命實在容易毀滅，不及時作些事，很快就告結束了。”這是范長江又一次死裡逃生。

9日到達延安。范長江的下榻地被安排在抗日軍政大學。“校門上貼了許多歡迎我的標語，因為中國新聞界之正式派遣記者與中國共產黨領袖在蘇區公開會見者，尚以《大公報》為第一次也。”因為是第一次也是第一個，所以當時在延安的中共領袖們幾乎都來到他的住處，見見這個早知其名，並能精准預測紅軍動向的《大公報》記者是個什麼樣的人。也正是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了《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這個文件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新形勢下所採取的方針政策，具有深遠意義。而范長江的到來，無疑能對傳播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方針政策，在不明真相的公眾面前客觀、公正、真實地展現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有著巨大的幫助，所以他受到不同尋常的接待與此或不無關系。

范長江以他簡潔生動的傳神筆觸，將他在延安見到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的第一印象，傳達給了千百萬《大公報》的讀者。最先見到的是抗大校長林彪，以后依次來到的是“宣傳部的吳亮平先生”，之后是廖承志，劉伯承。黃昏時分來的是林祖涵（伯渠）和朱德。“悄然出現的是丁玲女士”。“現任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先生（洛甫），戴著不深的近視眼鏡，出現於人群中，他的談風輕鬆精到，不似曾過萬重山者。”

“最后到的是毛澤東先生，許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誰知他是書生一表，優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三家村學究，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發稍為長了一些。”與毛澤東一塊來的是“年近古稀的徐特立先生”。晚宴前的談話緊張熱烈。

范長江來到毛澤東的窯洞“作竟夜之談”。竟夜長談的話題極為豐富，在他寫的通訊報道中，只是用千余言作了簡要陳述。這“竟夜之談”為范長江的革命生涯揭開了新的一頁。32年后，他回憶道：“在延安，毛主席教導我一個通宵，這十個小時左右的教導，把我十年來東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和幾個大問題全部解決了，我那天晚上之高興，真是無法形容的，對於毛主席的敬愛心情，由此樹立了牢固的根基。從那晚談話中，我弄清了三大問題。”這三個問題是，其一，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問題﹔其二，民族矛盾和階級斗爭矛盾的關系問題﹔其三，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的出路，在我來說，是找到了。”

范長江本想留在延安搜集資料為寫長篇著作做准備，但毛澤東對他說，“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利用我在的《大公報》及其他各種可能的方法，向全國人民作廣泛的宣傳，動員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根據毛澤東的建議，范長江離開延安，經西安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的范長江，於2月15日發表了《動蕩中之西北大局》的時事評論。這篇文章將西安事變的真相告訴了國統區的人民群眾，一發表即使社會轟動，成為當時的特大新聞。由於文章的內容與觀點同西安歸來的蔣介石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的報告大相徑庭，引起蔣介石的不滿，從此范長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受到監視。

3月初，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住處接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這份談話記錄稿毛澤東給了斯諾一份，又請他轉寄給范長江，請他在可能時發表。毛澤東對范長江寄予厚望，而范長江也沒有讓毛澤東失望，在以后的新聞戰線上為中國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來源：《中華魂》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