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志英：像一把尖刀插在敵人心臟

盧志英與妻子張育民在革命斗爭中先后失去了兩個孩子。這是二人在南昌的合影。

盧志英與兒子盧大容的合影。

初冬時節，濰坊市峽山生態經濟發展區太保庄街道望仙埠村內，雞犬相聞，村裡行道兩側的柿子樹上，挂滿了紅彤彤的柿子，猶如一個個小燈籠，照亮蕭瑟冬日的黯淡，分外亮眼。

在村中一處普通的民居門口，懸挂著“盧志英烈士故居”的橫匾。步入其中，修繕一新的房屋內，展示著盧志英那跌宕起伏卻初心不改的諜戰生涯……

共產主義理想亮起明燈

1905年11月8日，盧志英出生於望仙埠村一戶普通人家中。他的父親盧金冠當過郎中，還做過私塾先生。母親徐氏溫柔和順，賢良淑惠。由於辛勤勞作、勤儉節約，盧家家境殷實，這為盧志英上學讀書打下了經濟基礎。

幼年時，盧志英在村中讀過幾年私塾。在盧志英烈士故居中，記者看到展出的一份盧氏家譜，其中記載：“（盧志英）行名子江，官號育生，自幼肄學家塾，品資英敏，迥異群兒。”

1920年，盧志英考入昌邑縣乙種蠶桑實業學校。此時，他的三伯父盧金贈在昌邑縣警備隊當隊長，因剿匪成效卓著，受到當地人民愛戴，卻為土豪劣紳所不容，在1921年遭土豪劣紳勾結土匪暗害。

三伯父遇難時，盧志英突聞噩耗，肝膽仿佛俱裂。劣紳們又借撫恤三伯父的名義，與縣長一起侵吞了撫恤金。三伯父的為人處世之道深深影響著血氣方剛的盧志英，他的死亡激發了盧志英心中那股嫉惡如仇的血性。他越發感到當時官場政治的腐敗和不公，堅定了要改造舊社會的志向。

受“五四運動”影響，盧志英在蠶桑實業學校畢業后，離開父母到東北去當兵。在東北，他考入綏寧鎮守使署軍官講習所，畢業后被分配到奉系東北軍。之后，他隨軍轉戰，飽嘗困苦，目睹人間憂患。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后，南方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勢吸引著他。盧志英毅然脫離軍閥部隊，隻身南下，尋求革命真理。

1925年，盧志英先后到達河南鄭州、洛陽。在那裡，他結識了共產黨人王樂平和原中國同盟會會員、后被追認為共產黨員的續范亭，經他們介紹，進入洛陽陸軍訓練處任隊長。在這裡，他與南漢宸、趙惠塵等共產黨員朝夕相處，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共產主義的理想在盧志英心中亮起一盞明燈，他認准了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推翻舊世界的革命道路，由劉仲華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盧志英奉命去甘肅開展軍運工作。他先后在國民軍任上尉參謀、營長、師參謀主任等職。為響應北伐，他率領第一營騎兵起義，沿著黃河向南進發，后遭追兵襲擊，在左腿負傷的情況下，仍堅持帶著一些士兵殺出重圍。是年秋，盧志英不避艱險，在駐軍中策動士兵起義，不幸被捕。后經西安“清共”大屠殺中幸存下來的共產黨員、蒲城縣小學女教師張育民機智相救，他得以越獄逃生。不久，盧志英到北平從事地下工作。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旁聽，堅持自學英、法、德、日語。

1928年春，隱蔽在陝西涇陽縣官道村老家的張育民接到了盧志英從北平寄給她的信和經費，匆匆趕往北平。這時，盧志英正以中國大學法律系旁聽生的身份為掩護，奉命組織京津一帶的學生運動。張育民抵達后，被黨組織安排在北京大學醫學院婦產專修科學習。8月，相同的信仰、高尚的情操與患難與共的經歷，讓盧志英和年長他9歲的張育民走到一起。這對革命伉儷收到一份珍貴禮物——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贈送的繡著“伍、鄧”二字的一對粉紅色鴛鴦枕套。

在北平工作期間，由於黨的活動經費緊張，盧志英夫婦不畏生活困苦，堅持為黨工作。他們智取警察局長的鴉片，換來大洋交給中共北平市委做黨費，利用各種方式為黨籌集經費一萬多元。他們自己卻時常靠著典當衣物生活，冬天靠撿拾舊衣物御寒﹔起初在公寓搭一份伙輪流吃，后來常常靠吃烤紅薯充飢。

1930年，樂助人、善問學、悟性高、有奇氣的盧志英被調往上海中共中央軍委，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當年冬，為爭取楊虎城將軍反蔣抗日，他被派到西北軍楊虎城部，任西安綏靖公署少校參謀兼教導隊隊長，開展軍運、統戰工作，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其間與之后，他與周恩來、李富春、陳賡、錢壯飛、李克農、項與年、朱瑞等同志聯系緊密。

1932年11月，中央軍委派盧志英到南京。盧志英依靠組織，積極活動，發展了時為國民黨立法委員的王昆侖、中央大學學運骨干胡濟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王昆侖由此開始了一位共產主義戰士的征程，胡濟邦則潛伏在國民黨要員身邊及國民黨外交部。在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年代，盧志英為開展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作出重要貢獻。

1933年冬，盧志英不幸第二次被捕。在監獄中，敵人對他嚴刑逼供，甚至用打氣筒往他肚子裡打氣，但他志堅如鋼，沒有吐露黨的任何機密。此時，遠在北平的張育民也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翌年初春，經黨組織營救，盧志英出獄。張育民也在此前后被宣判無罪，取保釋放。

張育民被捕前，曾將一歲多的兒子盧森林托付給公寓裡的一位工友照料。等張育民出獄后，那位工友已搬到香山鄉下。此時，身在險境中的張育民已沒有時間去找孩子了，組織決定讓她立即轉移到上海。就這樣，盧志英和張育民為革命失去了第一個孩子。

智取“鐵桶計劃”，中央紅軍戰略轉移

1934年初春，在國民黨內素有“莫大哥”之稱的莫雄，帶著蔣介石封他為江西德安贛北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和第四區“剿共”保安司令的兩張委任狀，秘密趕到上海，向中共方面匯報此事。

莫雄在國民黨軍內堪稱傳奇式人物，他16歲追隨孫中山，是堅定的同盟會員，在孫中山逝世、廖仲愷被害后，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十分痛恨。1930年，他在上海巧遇身為中共特科人員的故友劉啞佛，相互來往中，莫雄思想發生很大變化，傾向進步，同情革命。

當時，國民黨重兵正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局勢相當嚴峻。為獲取國民黨的軍事情報，3月，盧志英與劉啞佛、項與年等共產黨員一起，被秘密派往江西德安，到莫雄手下工作。盧志英任保安司令部上校主任參謀。此時，張育民也前往南昌，辦起“張育民診所”作為秘密聯絡站，以接應掩護。

“盧志英給我的影響最深，他遇事冷靜、思維縝密，而且點子多，他的到來使劉啞佛等人的工作更得心應手……他知識淵博，不僅軍事方面，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似乎無一不曉。我往往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接受了他的革命啟蒙。他向我介紹了幾個國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並熱情地謳歌蘇聯的十月革命和以后的發展壯大。他講中國以后要強大，就要推翻法西斯專制主義的蔣介石政權，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當他談到這些時，總是眉飛色舞，其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洋溢於眉宇之間。”莫雄曾回憶道。

1934年9月下旬，蔣介石在廬山召開重要軍事會議，與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東五省主席和各部隊高級指揮官們等密謀“剿共方略”。當時莫雄任德安專區保安司令，本不夠參加這個軍事會議的級別，但因“剿共有功”，蔣介石破格邀他出席。

“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會議開了一個星期，具體策劃和進一步貫徹其所謂‘鐵桶圍剿’的方針，這是由法西斯德國顧問提出來的。計劃由150萬大軍包圍以瑞金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採用突然包圍的方法，包圍半徑距瑞金300華裡。地圖上劃分了編了號的格子。某個部隊，某個單位，在何時何地必須到達包圍地點……‘圍剿’中的火力布置、糧草、交通、電訊、醫療、藥物、彈藥等都有詳細的部署……”莫雄曾回憶道。

1934年9月中下旬，中央蘇區隻剩下七八個縣城。陳毅（時任中華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形容當時蘇區的狹小地域“拿梭鏢一捅都能戳穿”。“中央蘇區變得越來越小了，就像用盆子養魚：魚很大，盆子很小，養不活了。”葉劍英也曾回憶當時的危機。

莫雄在會議剛結束后，立即帶著重約三四斤的會議文件回到保安司令部，全部交給了盧志英。盧志英、劉啞佛和項與年先迅速將其中的要點以特急電報發往瑞金，接著連夜用密寫藥水把情報上的敵兵力部署、火力配置、進攻計劃、指揮機構設置等要點逐一密寫在四本學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將整個“鐵桶計劃”密寫完畢。他們決定由會講客家話的項與年負責送出情報。經過艱難險阻，這份情報終於火速交到周恩來手中。

周恩來馬上命令紅軍作戰情報部門立即將四本密寫字典復原成文字圖表，認真分析研究。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從瑞金出發，開始戰略轉移。中央紅軍按“鐵桶計劃”的提示，趕在敵人包圍最后合攏之前，奇跡般成功地跳了出去，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到達陝北后，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說：“紅軍得以生存，搞情報的同志功不可沒！”

為紅軍四渡赤水提供重要情報

1934年底，盧志英作為黨派到貴州的特派員，擔負著支援紅軍的任務。他借莫雄的勢力，進入國民黨中央軍主力部隊司令官薛岳的司令部，任副官。他初到貴州時，紅一方面軍還在黔北一帶作戰，他身份多樣，活動地域較大，為中央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

此后，盧志英還化名盧育生到畢節開展工作。當時畢節小橫街“一心齋”衣帽店的少掌櫃尹司農曾這樣回憶對盧志英的第一印象：身材高大、結實，穿長衫，戴呢帽，風度洒脫，說一口山東話。

會做群眾工作的盧志英漸漸和尹司農父親熟絡起來，常常來家裡聊天，了解畢節的風土人情，探詢到過哪些地方。當尹司農的父親談到深山溝裡的小場鎮，崎嶇的羊腸小道，盧志英最感興趣，打聽得一清二楚，詳細記在筆記本上。之后，他還逐漸將進步青年尹司農發展為中共地下黨員。

“老盧每次從我家離開，便轉身到隔壁樓上去。那裡住著五六個曾到過南洋群島、爪哇、蘇門答臘等地賣綢子的山東濰縣人。他鄉遇故友，他們像有說不完的話，常常密談到深夜。山東商人，背著大褡褳走鄉串寨賣綢子，老盧也常隨他們出外採訪‘新聞’，有時一去十天半月才回來，足跡踏遍了畢節的大小鄉鎮和貴陽、遵義、打鼓新場（金沙）、大定（大方）、黔西、織金、威寧等地。”多年以后，尹司農回憶道。

1935年初，畢節山區天寒地凍，紛紛揚揚下著鵝毛大雪。一天晚上，盧志英從貴陽長途跋涉回畢節，未回旅館就直接來到尹司農家裡。之后，他上樓去，尹司農也隨著跟上樓去，隻見盧志英從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封信，展開細看，神情嚴肅，眉頭一會兒緊皺，一會兒舒展，顯得激動和焦慮。突然，他像決定了什麼似的，抽出一張白紙，很快寫了一封家信。然后，他從拆開的褡褳裡取出一瓶藥水，將一支新毛筆鄭重其事地遞到尹司農手裡，要尹司農在信的字裡行間的空白處，抄寫一封重要函件。

盧志英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藍殼筆記本，打開來，邊看邊思索著，念道：兵力不下二十萬，來自四川綦江、合江、敘永及雲南彝良、鎮雄、昭通、宣威一帶，已抵貴州桐梓、赤水、習水、仁懷、打鼓新場、息烽、思南、石阡、余慶、瓮安等地，配合湘、桂軍，正向赤水河與烏江之間行動，逐步形成包圍……

盧志英停了停，合上筆記本，憑著記憶列舉了中央軍、川軍、滇軍、黔軍等部。然后，他沉思了好一陣，又念道：“川黔邊區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似難實行。行軍方向，宜取道畢節西進入滇。”這是一封多麼奇特的信啊，在后世解讀中，這是四渡赤水時一條重要的情報！尹司農正在驚疑，盧志英已將信折疊好，閃身出門，消失在漫天風雪之中。

盧志英有著驚人的記憶力，畢節專區各縣地圖上的小地名，他看過后，幾乎全都記住了。一次，尹司農把畢節一個小地名“野馬川”說成“野馬山”，他一聽就知道錯了，立即更正。蔣軍郭思演第九十九師要開到畢節，尹司農匯報時，忘了說向雲南鎮雄方向去﹔匯報滇軍安恩溥由宣威到畢節，尹司農又忘了說兵力是一個旅。這些，盧志英都要求尹司農一一補充。

1935年夏季的一天，盧志英在執行任務途中，巧遇跋涉千裡來尋夫的張育民。正巧，一支國民黨的部隊正向他們靠近，張育民懷裡抱著雙胞胎之一的小兒被馬蹄聲嚇哭。情急之下，盧志英奪過孩子，跑到對面長著一叢酸棗樹的陡坡上。他脫下外衣，把孩子包起來，放在樹腳。他往回走了兩步，孩子的哭聲使他遲疑了片刻，也許覺得放在地上不妥當，又回去把孩子抱起來，挂在酸棗樹丫上。之后，他囑咐大家兩人一組朝反方向撤退……盧志英勸慰妻子說：“在這世界上，丟掉孩子的，豈止你我一家。這一筆賬，也要記在反動派的頭上。隻有到勝利那一天，孩子們的幸福才有保障。那時，天下的孩子都是你的。”

“勝利在望，死而無怨”

“七七事變”后，盧志英接受組建上海地下抗日軍事情報網的重任。1938年后，他化名周志坤在寧滬一帶，發展地下武裝，組織抗日游擊隊，有力地配合了陳毅、粟裕指揮的黃橋戰役。之后，組織起蘇北聯合抗日部隊，他擔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由陳毅直接領導。陳毅曾稱贊盧志英“是個不可多得的軍事家”。

盧志英千方百計利用各種渠道和日偽軍警、特務機關拉關系，鞏固自己的社會地位，獲取各種情報，同時利用他們掩護自己，為抗日根據地運送物資。1942年，他以富商老板的身份作掩護，和張育民一起開著汽車為根據地運送手槍。粟裕三次過長江，他兩次提供日軍情報，並運送大量軍需物資，包括制造迫擊炮的無縫鋼管，有力地支援了新四軍根據地的建設。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國民黨“劫”收上海后，迅速開展“肅奸活動”，成立了“肅委會”，表面上要清除“日奸”，實際上企圖鏟除共產黨。

盧志英在上海，無意中得知上海國民黨“肅委會”副主任竟是贛北特務頭子康澤的副官鄭少石。當年盧志英曾幫助康澤鏟除悍匪，成為康澤的座上賓之后，鄭少石與盧志英關系不錯。盧志英立刻聯系上他，請他幫助自己和其他“兄弟”在國民黨內謀職。於是，滬東敵特情報機關、警察局裡，從科長、行動組長、機要員到秘書，都有了共產黨員。

盧志英擔任中統上海滬東區副主任后，有意將中統的秘密泄露給軍統。戴笠知道后，私下與盧志英拉上了關系。這樣，盧志英又成了軍統的情報員。他巧妙地利用雙重身份，在敵人兩個系統中周旋，探取核心情報，整個滬東敵特情報機關基本掌握在共產黨的手裡，國民黨的兵力部署、武器裝備等各種情報就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解放區。

1946年6月，國民黨軍瘋狂進攻解放區，全面內戰由此爆發，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盧志英的工作更加緊張了。為了應付未來的艱難局面，盧志英積極工作，發展黨員70人左右。

“盧志英同志在滬、寧、杭地區領導我們工作時，化名王瑞昌，為人朴實可親，不顯鋒芒，看上去像一個商人。他最初作為黨的華中局特遣組織的負責人，從蘇北到江南來，未帶一兵一卒。可是，大約不到半年，他成功組建了一支可供英勇參戰的地下小分隊，其成員來自五湖四海，有普通工人、職員、教師、學生，也有企業經理、國民黨軍官、教授、學者、記者。這支特種部隊，未要上級一分錢，就弄妥了必要的聯絡點和裝備。我們的紅色電波，能通過我、友、敵三方渠道安全播發到目的地。我們的工作成績，常常迅速地反應到了戰場上和談判桌上，保証了我方的主動權。”盧志英當年的戰友陳惠和曾回憶道。

與此同時，盧志英還設法在通往蘇北、山東解放區的沿海各縣建立了好幾個交通聯絡站。從上海輸送出去的大量槍支彈藥、軍用物資、電訊器材以及干部人員等，都通過交通站到達蘇北和山東解放區。

盧志英高超的領導藝術和過硬的工作能力，給一起工作的地下情報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善於言傳身教，常教誨大家，把積聚的力量一點一滴用到刀刃上去。曾有一位同志從東北地區返滬時，把捎回的人參送給盧志英滋養身體。盧志英卻認真地說：“給我干啥？給國民黨才有好處。”還有一次，因為一位同志的工作很成功，盧志英就預告，將“請客”祝賀他。這位同志原認為，可美餐一頓了。不料，盧志英隻在一個不起眼的小鋪子裡請他吃了一餐客飯，並聲明，這是他掏私人腰包請客。他就是這樣儉朴可親，公私分明。

1948年3月2日，盧志英因被叛徒出賣，在上海被特務秘密逮捕。蔣介石得知后一方面犒賞中統局上海辦事處400兩黃金，一方面指示中統局正副局長親自出馬，時而酷刑相加，時而以高官厚祿誘惑，盧志英都不為所動。

敵人又妄圖用骨肉親情來軟化盧志英，但盧志英告誡妻子不能在敵人面前落淚，囑咐她要好好教育孩子，將來為革命多做些事情。就義前十幾天，他托人捎給妻子張育民一件大衣，領子裡密縫著幾頁揉皺了的紙，上面寫滿了革命詩篇，在紙的反面，還用鉛筆寫了“勝利在望，死而無怨”八個大字。

1948年12月27日，盧志英被國民黨特務打昏后裝入麻袋，秘密活埋於雨花台前的山坡上，年僅43歲。“常留肝膽照青史”，這是盧志英在獄中寫下的詩句，也是他的心跡和諜戰生涯的寫照。他三次被敵人逮捕坐牢，但始終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和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保持著共產黨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