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第一位女派出所所長劉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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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劉亞秀被譽為新中國第一位女派出所所長。1949年4月，她受組織委派到公安戰線工作，被分配到西單分局第九派出所任所長。

1949年1月21日，在我黨我軍強大的政治、軍事壓力下，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終於痛下決心，宣布脫離國民黨反動營壘，接受人民解放軍的和平改編。北平，這座千年古都終於贏得了和平解放的勝利，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1月31日，人民解放軍自西直門入城接管了城防，2月3日，人民解放軍在前門外大街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北平市民興高採烈、載歌載舞地聚集在大街兩旁，熱烈歡迎人民子弟兵。那天的北平，凱歌高奏、彩旗飄揚，激昂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地響徹了古城上空。威武的戰士、雄壯的隊伍、高矗的火炮、隆隆的戰車，周圍的一切，匯成了一幅勝利的歷史畫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當時作為華北局城工部的工作人員也一同入城。激動的心情溢於言表，勝利是多麼地來之不易，有那麼多我熟悉的同志為了新中國的解放事業而英勇犧牲，他們的音容笑貌時常浮現在我眼前，但他們卻未能看到勝利的一天。在解放戰爭時期，我所在的華北局城工部主要擔負領導北平、天津等華北地區大城市的地下對敵斗爭工作。平津戰役開始后，我們一直在北平郊區執行黨中央爭取傅系蔣軍放下武器、戰場起義的特殊任務。為此，我部曾派出大批干部深入虎穴，上至傅作義下到其所屬的各個部隊，全面開展對敵策反的政治工作，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城工部隨解放軍進城后，我們的地下斗爭任務宣告結束，隨之而來的就是接管整個北平的新工作。

接受新任務

1949年4月的一天，北平市委組織部的一位負責同志找我談話，他說組織上充分了解我的革命經歷，經再三研究，決定派我到北平市公安戰線去工作。當時我們剛接管這座大城市，到處都缺干部，讓我這樣一個沒有公安工作經驗的女同志去當警察，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到西單分局報到后，被分配到第九派出所任所長。那時候的人們從沒有向組織提條件的想法，黨叫干啥就干啥，從沒二話。這次也是一樣，一次談話就讓我當上了北平市派出所的第一位女所長。接受了新任務，我心裡忐忑不安起來。我從 1938 年參加革命，十幾年的時間主要是在冀中農村從事婦救會工作，帶領當地農村婦女積極開展抗日救國斗爭，站崗放哨、救護傷員、做軍鞋軍衣支援前線，那時我樣樣工作跑在前頭，多次受到上級領導的表揚。在城工部時主要也是做機關工作，從沒有想過進了大城市要干公安工作，面對著我將上任的派出所所長一職，更是感到任務艱巨，責任重大。但想到我們共產黨人能夠帶領人民流血犧牲打下了江山，我們也一定能夠保住人民的勝利果實，就是再苦再難也要去。

做公安工作是黨又一次讓我走上對敵斗爭的最前線，只是與過去的情況正好相反，過去是敵人在明處，我們在暗處，而現在是我們在明處，敵人被迫轉到了暗處。我暗下決心，決不辜負黨組織對我的期望，一定要克服各種困難，在公安戰線上為黨作出新的貢獻。我一接受任務，組織上就給我配了一把德國造的“二把擼子”手槍，一輛舊自行車，第二天我就走馬上任了，那年我還不滿25歲。

改造舊警察

我所在的北平市公安局西單分局第九派出所，在西單地區報子街西口的一處平房院落內，它管轄著刑部街、大小沙果胡同、鬧市口、臥佛寺街、成方街、興盛胡同等19條街巷胡同，8000多戶人家。派出所當時共有16個人，新派去接管的干部共有4人。除我之外，原燕京大學的進步學生楊宗欣同志任副所長，原天津地下黨黨員旭坤同志任戶籍干事（這是一位工作極為熱情，辦事能力很強的女同志，一年后，她就被上級調到其他重要崗位工作。當時所裡隻有我們兩位是共產黨員）。還有一名當地的三輪車工人姓李，40多歲沒家沒業，是我們的基層群眾骨干。因他熟悉管片情況，就被充實到公安隊伍中任民政干事，平時我們就親切地稱呼他為老李。其余12位都是我們留用的解放前的舊警察，其中既有國民黨員，如舊警長王振庭，也有許多是混飯吃的“三朝（日偽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解放初期）元老”。對他們的教育改造，成為我們接管工作的重點之一。

當時我黨對舊警察採取的是“全部包下來”的政策，對沒有公憤、沒有民怨、沒有血債、表現較好的舊警察繼續留用，薪金照發，保証生活。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全體警員開會，在會上我宣讀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的《約法八章》﹔講了解放戰爭的形勢及中國共產黨對接受改編人員的政策﹔歷數了國民黨警察局的反動本質和欺壓人民的罪行﹔號召舊警員們積極揭發潛藏的敵特分子，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將功贖罪，改造思想，努力為人民服務。同時，我還命令他們不得私藏槍支，將派出所的一切文件、檔案、物資、家具等造冊登記，不得隱瞞。最后我又強調了幾條紀律：（一）不准違抗命令﹔（二）不准勾結敵特﹔（三）不准打罵市民﹔（四）不准賭博宿娼﹔（五）不准假公濟私﹔（六）不准陽奉陰違﹔（七）禁止“抓三把”惡習（指到小攤販那裡吃拿卡要，侵害群眾利益）。我的講話對他們觸動很大，許多人當場向我表示願意接受黨的改造，願意服從我們的領導，繼續做好本職工作。

從4月份開始，根據市公安局的指示精神，我分五批安排所裡的舊警察去分局參加輪訓學習。辦學習班的目的有兩個：一是通過學習對其進行審查﹔二是教育改造他們的舊觀念，使他們重新認清形勢，認識自己，爭取做對新社會有用的人。輪訓班一直辦到9月份全部結束。經過輪訓，我所的舊警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作風上都有了很大進步。

在日常工作中，一些舊警察有畏難情緒，常常抱怨管片的老百姓們不拿正眼看他們，許多工作不好辦。我了解情況后，一方面教育這些舊警察要正確對待老百姓的情緒，允許他們有個轉變的過程，畢竟自己過去曾是國民黨的舊警察，老百姓有看法很正常，今后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老百姓會轉變態度的﹔另一方面，我挨門挨戶地對一些對舊警察有成見的市民進行宣傳工作，告訴他們現在解放了，人人都獲得了新生，也要給這些舊警察一次新生的機會。過去他們下來辦事是替國民黨政權服務，是反動政府的“狗腿子”﹔現在是給新生的人民政府辦事，是為老百姓服務的。同樣是當警察，但有本質的區別，大家應該擁護人民政府的法令，支持幫助他們做好管片的治安工作。當然，大家也要監督他們，有缺點有問題可以直接向我反映。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工作，無論是市民還是舊警察，思想觀念逐漸發生了根本變化，警民關系得到了改善，我們的工作也逐步地走上了正軌。

鎮壓反革命

新建立起來的人民政權必須蕩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派出所當時的任務是維護人民政府新頒布的各項法令，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集中力量嚴厲打擊反革命殘余勢力，具體任務是治安與肅特並重。解放初期的北平，社會環境相當復雜，國民黨原北平市黨部的許多重要成員、三青團骨干以及軍警憲特人員都有計劃地潛伏下來，大批反動會道門、官僚資本家、惡霸地主、地痞流氓、土匪慣偷和少數不甘心失敗的反動分子、外國間諜組織等舊社會殘存的毒瘤和渣滓都潛藏於北平城中，他們仇視社會主義制度和新生的人民政權，暗中造謠惑眾，伺機大搞顛覆破壞活動，制造反革命動亂。當時的社會治安形勢非常嚴峻，曾發生過多起解放軍官兵、軍管會干部、進步群眾被殺、被毆打的事件。我黨對此採取的方針是鎮壓與寬大相結合，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者受獎。我們派出所的任務就是廣泛發動群眾，進行揭發檢舉，對國民黨憲特人員和散兵游勇公開進行自首寬大的登記工作，有區別有重點地開展肅清敵特的斗爭。經過一段時間的細致工作，我們取得了很大成績。全市抓捕登記歸案的敵特分子7800多人，嫌疑分子3300多人，反動黨團組織成員3.2萬多人。1951年冬天的一個夜晚，我們搞了一次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突擊行動，一晚上在本轄區內就抓捕9人，收繳槍械5支。對這些人進行審查，罪大惡極的當即逮捕送往監獄關押﹔罪行不大，可抓可不抓的敵特分子暫時採取就地管制的措施。當時轄區內有38人，被安排必須定期到派出所匯報思想，揭發檢舉，接受改造，出門做事都要向我們報告。

取締“一貫道”

取締反動會道門組織，也是我們的一項重點工作。當時主要打擊的是“一貫道”。在解放初期，國民黨特務、土匪在各地組織暴亂時，“一貫道”即與國民黨特務、土匪勾結呼應，掩護特務入道，暗地裡發展組織。“一貫道”最終成為被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匪幫所掌握與利用的反革命工具，其首要分子多是漢奸特務、流氓頭子、反動地主惡霸之流。他們利用這一組織宣傳封建迷信，欺騙殘害人民群眾，敲詐勒索入會道徒，斂聚財物以供自己揮霍，有不少道首還奸污入道婦女，使不少受騙道徒人死財空。更重要的是他們還進行反革命的政治破壞活動，甚至策動脅迫一部分道徒參加武裝叛亂。基於“一貫道”的這種反革命性質，人民政府確定了嚴厲取締的政策，鎮壓少數首惡分子，挽救多數受騙道徒。我轄區內一共有大小道壇5個，道首及骨干分子20多人。我們對罪大惡極的道首堅決逮捕法辦，對一般道徒主要進行積極的思想教育，勸其退道退教，退還非法財物，就地接受改造。

打擊倒賣金銀地下黑市

北平解放初期，舊社會殘留下來一些專門倒賣黃金的販子，他們操縱金銀黑市很是猖獗（上海稱之為“黃牛黨”）。在許多重要的大街與繁華地區，一些人公開倒賣金條和銀元，其行為直接沖擊了我們金融市場的秩序，嚴重干擾了人民幣對金圓券（國民黨的貨幣）的穩定兌換與發行，給新生的人民政權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我轄區內有一所志成中學，有部分學生的成分及社會背景十分復雜，他們經常在西單附近倒賣黃金銀元，我們經過縝密偵察，掌握了確鑿証據后，將他們一網打盡。帶回派出所后，我們對他們分別進行了審訊教育，動員他們揭發檢舉，以此為契機我們又破獲了兩起倒賣金銀條的重大案件，拘捕了四名蓄意破壞我金融秩序的不法之徒，沒收了全部贓物，並對舉報有功人員進行了獎勵。

維護轄區治安

我們轄區內絕大多數市民生活貧苦，以拉洋車、蹬三輪、扛大個（搬運工）的苦力和打鼓賣唱、賣炭賣水、走街串巷的小商販居多，還有一些靠“拉皮條”、賣淫販毒為生的閑雜人員和散兵游勇。人員成分復雜，社會秩序混亂，打架斗毆、酗酒鬧事、搶劫偷盜等治安犯罪案件層出不窮。針對這種情況，根據上級的統一部署，我們開展了一系列社會治安整治工作。如：取締妓院，懲治老鴇打手，教育動員暗娼從良，幫助她們治療性病，為她們重新介紹工作﹔普查轄區內所有性病患者，組織他們到醫院免費進行治療﹔調查轄區內所有外來人員的情況，完善戶籍制度﹔關閉大煙館，懲治吸毒販毒的行為和人員等。因為當時街道一級基層政權組織還未建立，派出所還要承擔許多社會工作。如：衛生防疫，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動員群眾購買愛國公債，調解民事糾紛，解決鄰裡矛盾，照顧孤寡老人，救濟貧苦市民，乞丐收容遣送等。還有管理改造攤販，教育他們守法經營，照章納稅。給沒有生活來源的貧苦市民介紹工作等。經過我們全面的整頓治理，轄區內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秩序有了明顯好轉。一些市民見到我們時，不但異口同聲地稱贊派出所的干警們，還主動幫助我們開展工作。

保衛開國大典

我擔任派出所所長半年后，迎來了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為了迎接這一偉大時刻的到來，根據上級的指示精神，派出所全體人員緊急動員起來，加強了政治學習，統一了認識，大家一致表示要集中全部精力，為開國大典的順利舉行做好各項安全保衛工作。從8月份開始，我就組織警員們分片包干，把轄區內每家每戶的情況摸准摸透。開國大典前五天，所有警員在會上像活字典一樣背出自己管片內各戶人員的身份、職業、政治面貌、平時表現等等，就像是一次業務考核。情況模糊不准確的再去調查，直至做到心中有數，弄准查清為止。警員們兩人一班，日夜在大街小巷巡邏，像過梳子一樣一遍又一遍地調查了解情況，決不放過任何可疑之處。我們還培養動員了一些擁護共產黨、擁護人民政府的基層群眾為治保積極分子，在群眾中廣泛開展開國大典重要意義的宣傳活動，安排他們在大街小巷站崗放哨，監視嫌疑對象。當時人民群眾真是發自內心地擁護共產黨，擁護人民政府。對我們安排的工作，群眾都是滿懷熱情、自覺自願地去完成。在那些日子裡，對於轄區內已登記在冊的管制對象，每天都集中他們到派出所進行學習教育。10月1日這天，從早上6點到晚上9點，將他們全部集中在派出所內收聽廣播。經過全所警員和轄區內群眾治保積極分子的共同努力，確保了我轄區未發生任何治安問題，為共和國開國大典的順利進行作出了我們的貢獻。

女所長的艱辛和榮譽

我當派出所所長時，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大一點的兩歲就送托兒所，小的才四個月，沒辦法隻得抱著還在吃奶的孩子去上班。我愛人進城后在市軍管會工作，上班也很忙，家裡的事全推給了我。派出所的工作忙起來根本顧不上照看孩子，隻能靠其他同事抽空幫忙照看。我經常因為出去工作，耽誤了哺乳的時間，孩子餓得又哭又叫，等我回來后孩子的嗓子都哭啞了。有一次我出去巡查，回到所裡看見孩子正在發高燒，怎麼叫都叫不醒，急得我趕緊跑到成方街的一個中藥鋪買了兩瓶“回生急救散”給孩子灌了下去，好大一會兒才見孩子緩過勁大哭起來。遇到這樣的困難，有時我也又氣又急，暗暗地掉過眼淚。但不管怎樣艱辛，我也咬牙堅持著，從沒有因家務事而耽誤了工作。后來所裡的同志為我找了一戶無兒無女的老夫婦，答應幫助我帶孩子，才救了我的急。現在想來，作為女同志，特別是帶著兩個孩子的母親，當一個派出所的所長可真是不容易。

由於我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績，組織上給予了我許多榮譽和表彰。也許是當時的北京市公安局隻有我一個女所長的緣故吧，市婦聯的領導總把我當作婦女參政的典型加以宣傳，經常邀請我出席婦聯組織的各種社會活動。

1949 年，亞洲婦女代表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召開，有38個國家的婦女代表出席了大會。北京市婦聯推薦我為列席代表也參加了此次大會。在會上我親耳聆聽了蔡暢、鄧穎超、康克清等老大姐的講話，見到她們是我多年來的願望。聽了她們在會上的發言，特別是對婦女今后在社會主義各條戰線上努力發揮作用的親切勉勵，心情非常激動，決心一定要好好工作，為黨爭光，為婦女爭光。3月8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召開了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大會，在會議發放的宣傳材料上，把我譽為“新中國第一位女派出所所長”介紹給外國朋友，一時引來不少人與我合影留念，著實讓我既“風光”又緊張了一回。

我在派出所所長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在這四年裡，我按照黨的教導，上級的指示，勤勤懇懇，廉潔奉公，從未辦過一件冤假錯案，也從未因工作失誤給黨和人民造成過任何損失，始終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一名公安干警艱苦朴素、勤政為民的好作風、好形象。

（原文刊載於《百年潮》2019年第9期﹔口述者系國管局離休干部，整理者系國管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