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學一分校在韓城

1948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位於洛川的延安大學一分校遷到韓城，駐原韓城中學舊址（城隍廟）。當時，每天都有大量進步青年前來報考學習。期間，在地方黨政部門和人民群眾的熱情支持下，該校各項工作順利開展，學員覺悟迅速提高，在短期內為革命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才。本文作者為延安大學一分校學員。

艱苦朴素的革命校風

1949年春節后不久，延安大學韓城分校正式上課。學校的給養都需要學校師生自行運輸。為此學校准備了一支馱騾隊，配備了10頭青色馱騾。趕驢的把式個個頭裹毛巾，身套坎架，高唱“信天游”，手執棍鞭，趕著馱隊浩浩蕩蕩行進在邊區到韓城的山間小道上，不斷地為我們送來學習、生活用品，讓我們深受感動。

同學的服裝由學校發放———都是陝甘寧邊區制作的“干部服”———灰色粗布制服、“八角帽”“千針鞋”。大家穿上制服后，還要在腰裡扎條布帶，鞋上系上鞋帶。

大家睡的是地鋪，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小米。每天早上，先站隊去南河邊洗臉，接著是出操、吃飯。每當開飯，炊事員用大木籠蒸出米飯后，就倒在新蘆席上。同學們各持碗筷自己去盛﹔然后8個人圍著一瓦盆菜蹲著吃起來。剛開學時是早春季節，菜基本上是熬蘿卜片，隨著季節變化，學校想方設法為我們增加了一些青菜。

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針

延安大學副校長於藻曾來校作過幾次報告，在縣上的群眾大會上也應邀講過話。分校設有教務處，下編4個大班，有學員200多人。班下設組，我被編在第8班第1組，班主任是唐越，班干事是馬棟元，都是青年老師。后來西安與關中各縣青年大批前來，又編了4個大班，韓城城裡地方容納不下，一部分師生遷往姚庄村，從此“城內”與“姚庄”就分別稱為“一部”和“二部”（我們城內的是二部）。同學們都是熱血青年，以極為興奮激動的心情投入了學習和訓練。我們的課程以政治思想教育可為主，馬彬老師主講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張宣老師主講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政策》兩門課開得最早，講授時間也最長，另外還有《中國國內（抗日）戰后形勢與我黨的方針政策》和《二次大戰后的國際問題》等課程。學校還經常增設許多時事專題報告與業務政策的專題報告，此舉既提高了同學們的理論知識水平，又激發起大家的學習熱情。

每天上午基本上是上大課，課堂設在城裡東寺口“群眾堂”的大殿裡，學員就地蹲坐，膝蓋就是課桌。老師在講台上講，在大黑板上寫提綱，學員邊聽邊記。當時條件艱苦，開學一個多月后，學校給每人發了一個約有八寸高、凳面比書本大一點的木板凳。為了“換腦筋”，在講一段課后，老師們就教我們唱革命歌曲。下午多是自學討論。晚飯后還要在校內東邊的操場上練習扭秧歌等文藝表演。鑼鼓聲聲，持續不斷，有時同學們還扮成各種姿態。雖然天氣很冷，但大家都很投入，練得滿頭大汗、氣喘吁吁，但沒人願意停下來。有時下課，我們還排著隊，高唱革命歌曲穿過韓城的大街小巷進行革命宣傳，引來群眾紛紛前來觀看。

學校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針和教學方法，讓學員盡快提高革命覺悟。老師們將課堂討論視為一種重要的教學模式，鼓勵同學們自學和參加小組漫談討論。大家一有時間，便擠進學校的圖書館裡，爭先恐后地補充知識。

當時，全國解放在即，針對革命形勢的需要，學校組織同學們參加各種會議，並導入寫學習總結的辦法，引導學員放下包袱，自覺地向組織說清自己的歷史問題，在進一步認清國民黨反動派本質的同時，積極貫徹落實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建立革命的人生觀。

記得1949年北平和平談判期間，學校給同學介紹了大量的資料，貼在學校東西走廊裡，並以《國內實現和平的主要障礙是什麼》為題，積極組織同學們進行時事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學校師生暢所欲言，氣氛極為活躍。最終，大家的意見基本趨於一致：瀕臨滅亡的反動派，為了求得喘息的時間，裝出要和平的樣子，企圖卷土重來。所以，人民需要和平，但絕不能放鬆警惕。

在學校的引導下，同學們還經常召開小組生活會。在會上，同學們重點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遇到突出問題時還要召開大型的生活會。記得當時文工班有4名學員因違犯組織紀律和生活紀律，對此文工班召開了大型生活會。會上，犯錯誤的同學主動做了檢討，同學們本著團結互助的原則，坦誠相見，對他們認真批評幫助。會后，這幾名同學輕鬆愉快地回到原來的崗位，照常演戲，和大家相處融洽。

此外，學校還按照學以致用的方針，派同學們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比如到集會、街鎮和附近村庄宣傳、講演並進行文藝表演等。

在文工班的學習和工作

1949年4月，學校將一部、二部中愛好文藝宣傳的同學們選拔出來，單獨編為文工班，我也被編入其中。班主任是李景生，班干事是張煒。

文工班成立后，單獨住到文廟裡。馬彬老師在成立后的第一次班會上給文工班作動員，勉勵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努力為工農兵服務。記得當時，他指著文廟大殿上空懸挂著的“斯文在茲”的大匾說:“我們是一支為革命為人民服務的文化軍隊，我們在這兒學習、排練、宣傳革命道理，這也是‘斯文在茲’啊！”他風趣的講話，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

文工班學習的文件主要是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此同時，我們開始了革命現代戲的緊張排練，大型的劇目有三部：《窮人恨》《關中血債》《堅持到解放軍來》，中短劇目還有《你看我是誰？》《軍民一家》《黃土岡》《探黑點》等。當時，設備非常簡陋，樂器多由樂隊同志自備，有的是從數百裡外的敵佔區搞來的，其余的則是找材料自制，衣物道具全靠向當地群眾借。后來總校送來了兩個降落傘，是敵軍空投物資時被我軍繳獲的，我們如獲至寶，立即動手裁剪縫制，改成兩塊方形的側幕。

1949年四五月間，我們開始了緊湊的演出活動：先在校內為師生員工演出，聽取意見，進行改進﹔不久又在大操場為韓城群眾演出。記得在大操場的一次演出中，由於演得過於逼真，台下的觀眾看得“怒不可遏”，有人竟拿磚塊向演“狗腿子”的演員徐仲恭砸來，幸虧他身手靈活，不然可能受傷。擔任舞台服務的徐伯恭連忙登台解釋，才平息了觀眾的“憤怒”。解放軍華北十九兵團在禹門口渡黃河時，我們接受學校命令，立即趕往當地，為即將前往大西北的指戰員做慰問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后來，我們又前往周邊地區，為野戰軍后方醫院的傷病員做巡回演出。在柳枝等幾個村慰問傷員演出時，同學們利用演出間隙，前往病房，走訪了戰斗英雄、重傷員，並向他們表示慰問。

盡管演出活動繁忙，每晚演出結束時都是深夜，但同學們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從無人叫苦叫累。同時，在演出期間接觸到的人和事也使我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啟發。記得野戰軍后方醫院有位同志，把拼刺刀英雄劉四虎的光榮事跡編成劇本。這部劇也是我們要排演的。我們在醫院慰問演出時走訪了作者，請他談了創作的經過和感受。作者特意為我們每個演出者談了意見，使同學們對人物的理解又有了一個新的認識。

西安解放后，學校一部、二部同學同時畢業，大家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學校，前往各自新的工作崗位。我們文工班“集體分配”，光榮地成為延安文工團團員。沒幾天，我們接到上級命令，告別了學生生活，打起背包，帶著服裝、道具，跟隨大軍向大西北乘勝進發。

（本文由陝西省韓城市政協文史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