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霖：找到黨組織重新入黨

1948年8月，作為華蓥山起義重要組成部分的廣安代市、觀閣一帶的起義行動相繼失敗，敵人對從華蓥山撤離回重慶的革命者進行了大肆搜捕。部分資料還暴露了一位起義指揮人員的體貌特征：年近六旬、人胖、鬢白、腳跛，並稱此人在華蓥山建立西南總支部，親自指揮華蓥山暴動。

“這個人就是曾霖。”12月25日，渝北區社科聯副主席劉佑紅向重慶日報記者講述了一段動人故事。

出獄后，想方設法尋找黨組織

“1897年11月，曾霖出生在重慶市渝北區龍興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劉佑紅介紹，1925年，曾霖由共產黨員黃克建介紹，進入葉挺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

1927年1月，獨立團改編為第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曾霖擔任團部參謀。當年6月，曾霖隨軍調至江西九江馬回嶺，並經張堂坤介紹，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參加了南昌起義。8月3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起義軍陸續撤離南下廣東，因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起義軍分散轉移，曾霖被迫離開部隊。

“雖然離開了部隊，但曾霖並沒有拋棄自己的革命理想。”劉佑紅介紹，1927年11月，帶著組織交代的使命，曾霖輾轉來到漢口，接上組織關系。后經組織安排於1928年3月回到重慶，改名田梓材。

1933年，受組織派遣，曾霖到敘府（宜賓的別稱）去做土匪李客熙的工作。曾霖找了一個與李客熙熟悉的人牽線，並隨身帶了一封介紹信上路。沒想到，路過犍為縣時，這封信被敵人查出，曾霖被當作“通匪嫌疑犯”關進了監獄。直到1936年冬，曾霖的同學兼拜把盟兄劉耀奎升任司令，路過犍為縣時，才將曾霖保釋出獄。出獄后，曾霖想方設法尋找黨組織。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曾霖得知葉挺任新四軍軍長的消息，經好友呂超介紹到八十八軍范紹增部任副營長，欲借該部出川抗日之機，尋找黨組織和新四軍。1939年，范紹增部到達江西弋陽，曾霖遂寫信給葉挺和周子昆，提出要到新四軍參加革命。信送出不久，葉挺回信，囑咐他到新四軍上饒辦事處。曾霖立即離開范紹增部，經上饒到皖南，回到了自己的隊伍。

經審查，黨中央批准曾霖重新入黨

回到部隊，曾霖將自己脫黨后的情況如實向周子昆作了匯報，提出要回到黨的懷抱。但是，由於離開組織的時間過久，周子昆要求曾霖先好好干革命工作，待時機成熟再解決組織關系。隨后，周子昆安排曾霖擔任新四軍軍部副官處第三科副科長，1940年11月，曾霖調新四軍特務團做偵察參謀。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后，曾霖所在團改為右縱隊，奉命經茂林往銅山、佔高嶺，向太平方向佯攻。1月9日夜間，曾霖帶著偵察員在部隊前方偵察前進，到達大康王街上時，隊伍被敵軍沖散。腿部受傷的曾霖帶著十多人藏在附近的謝村山上，斷糧三天。1月13日夜，國民黨軍隊搜山，曾霖不幸被捕。

在關押期間，曾霖始終沒有暴露身份，隻說自己是被新四軍聘去當機關槍教官的，其他一概不知。在獄中，曾霖的腿傷不斷惡化，直到1941年底，他才被一個四川老鄉擔保出獄，送去醫治。

1943年初，曾霖從湖南湘潭動身返渝，幾經周折，於10月回到重慶。他先到曾家岩50號周公館報到，匯報自己被俘后的情況，次日即被安排到八路軍辦事處學習。1944年9月去延安，先后在黨校軍訓班六部、二部等處學習兩年。因曾霖於1936年就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組織問題一直未得到解決，1944年，經審查，由陳毅証明，黨中央批准，決定讓曾霖重新入黨。

牢記黨員身份，為黨的事業奮斗終身

1946年6月，組織決定派曾霖回四川工作。1947年2月，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召開省委及《新華日報》負責人會議，准備發動武裝斗爭，讓曾霖負責華蓥山武裝起義的軍事指揮。

“盡管曾霖的右腳留有頑疾，但為了察看地形，他爬坡下坎，日晒雨淋，走遍了華蓥山區。”劉佑紅稱，1947年下半年，曾霖親自指揮部署各項起義准備工作。經過半年的努力，有近一半的鄉保政權和武裝掌握在共產黨員、進步群眾和統戰對象手裡﹔曾霖還辦了兩個小型兵工廠，建立了三支游擊隊，控制了縣三青團和教育理事會，並利用國民黨的派系矛盾，支持和掩護黨的地下活動。

考慮到大多數游擊隊員和領導骨干未打過仗，缺乏軍事常識，曾霖先后在鄰水、岳池、廣安等地舉辦了八期游擊訓練班。訓練內容除政治、形勢、“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氣節教育、救護常識外，還講解了游擊戰術知識。沒有教材，曾霖就將自己的軍事常識和親身戰斗經歷，用生動的實例和通俗的語言進行講解，讓學員們受益匪淺。

1948年8月，華蓥山起義發動后，曾霖率領部隊在廣安的打鑼灣與鄰水的國民黨軍隊作戰，在敵人重兵包圍之中彈盡糧絕。曾霖帶領剩余的20多人突圍時被沖散，孤身一人在羅渡溪一戶人家住了兩天，又在荒坡上宿了三夜，之后撤回重慶，因未能找到組織，回到江北縣龍興老家隱蔽。

回到龍興后，曾霖也並未消極等待，他一方面四處尋找組織，一方面積極開展工作。在失去組織聯系的情況下，他利用本地的一些社會關系，邊隱蔽邊堅持斗爭。他在龍興考察發展黨員，並於1949年建立龍興支部，領導當地黨員和群眾在反征稅、反征糧、反抓丁等方面取得成效，他還派人打入當地自衛隊，掌握國民黨地方武裝。重慶解放前夕，他又發動黨員和進步群眾寫標語、出牆報，宣傳黨的政策，揭露敵人反動罪行。

“重慶解放后，經黨組織審查，曾霖恢復了組織關系，並在新的崗位上作出了新的貢獻。”劉佑紅說，曾霖同志兩次被迫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但毫不氣餒，始終牢記自己的黨員身份，繼續為黨的事業奮斗，最終回到黨組織的懷抱。今天，我們的黨員干部也應像曾霖同志一樣，心中時刻裝著黨組織，切實做到思想上認同組織、政治上依靠組織、工作上服從組織、感情上信賴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