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恩格斯晚年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

在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龐大文本系列中，書信這種文本表達坦率靈活、要點突出、針對性強，對於完整理解馬克思主義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理論價值和政治價值。在恩格斯眾多的書信中，他晚年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五封書信（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是恩格斯書信中的輝煌篇章，是全面、准確理解歷史唯物主義不可替代的文本。具體來說，這五封書信的理論價值突出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強調經濟因素“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在創立唯物史觀時，馬克思恩格斯側重於揭示被種種意識形態所掩蓋的歷史的發源地和本質，得出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經濟因素對社會歷史發展具有決定作用，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結論。在這五封書信中，恩格斯把經濟因素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精確地表述為“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一方面強調了經濟因素的決定性作用是所有其他因素中終極性、根源性的因素，堅持了唯物史觀﹔另一方面強調經濟因素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是通過許多中介和環節間接性實現的，批判了把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當作經濟唯物主義的謬論。
　　二是強調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歷史進程的作用是一種反作用，可以加速和延緩歷史的進程。為了說清楚“反作用”是一種什麼樣的作用，恩格斯區別了唯物史觀的“內容方面”和“形式方面”。“內容方面”就是唯物史觀基本的觀念內容，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形式方面”是指上層建筑諸因素產生的方式和方法。也就是說，政治、哲學、宗教等上層建筑決定歷史斗爭的具體形式，決定社會變革的具體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但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結底是決定性的，“形式”上的決定作用受制於經濟的最終決定性作用。恩格斯還對這種現象作出進一步解釋，社會分工產生了一個個具有自身內在規律的獨立的勞動過程和社會領域。法律一經產生，內部就必須和諧一致，並披上正義的外衣﹔每種意識形態自身的發展需要以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為基礎，這使得意識形態發展與經濟發展具有不平衡性。
　　三是把經濟因素和上層建筑本身都看作是一個復雜系統。唯物史觀創立時，馬克思主要是在狹義上理解經濟關系，在這五封書信中，恩格斯則主要是從廣義上考察經濟關系，恩格斯把“一定社會的人們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在有分工的條件下）的方式”都看作是經濟關系，這樣技術、地理環境、種族和一定社會的外部環境、先前經濟發展狀況等都屬於經濟關系的范疇。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都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復雜系統。作為復雜系統的經濟關系各因素之間、上層建筑各領域之間、經濟關系各因素與上層建筑各領域之間相互作用，構成一個交互作用的復雜巨系統。恩格斯還進一步用這些眾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來說明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歷史發展中的諸多因素相互作用，使得歷史事件隻能以偶然的形式發生，但這些偶然性背后又隱藏著必然性，經濟運動是這眾多因素中“歸根到底”的決定性因素，生產力又是經濟因素中“歸根到底”的決定性因素。恩格斯用兩個“歸根到底”，既堅持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又闡明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復雜關系。
　　四是強調主觀和客觀在歷史發展中的辯証關系。在回答歷史的動力和原因時，恩格斯運用辯証思維，闡明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辯証關系。歷史唯物主義從現實的生活出發，認為物質生活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由此承認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是客觀存在。恩格斯認為，這一規律並不否認個人意志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每一個人都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通過無數單個人有意識的活動得到實現，越是偉大的人物，對歷史的影響就越大，但個人不可能改變歷史，無數個人意識相互作用，產生出一個歷史的合力，這個合力為經濟必然性所決定，體現出歷史的規律性。
　　五是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意義。恩格斯強調要把歷史唯物主義當作研究社會歷史問題的指南，不能當作套語和標簽，簡單化、教條化、庸俗化。恩格斯在五封書信中，充分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恩格斯堅持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抽象出的歷史規律性，達到理性自覺后，他又善於用規律性來具體分析諸多歷史因素相互作用產生的歷史現象，揭示歷史事件的全貌。例如，恩格斯從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分析挪威和德國的小市民不同的特征及其成因，分析經濟上落后的德國何以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分析產品貿易、金融貿易一旦獨立產生后如何具有自身相對獨立的運動方式，等等。總之，恩格斯用具體到抽象的方法堅持了唯物史觀，用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克服了教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更具有與時俱進的品質。
　　六是強調革命策略的與時俱進。恩格斯作為革命導師，不僅追求理論的徹底性，而且一經獲得理論上的認識，就用來指導革命實踐。例如，恩格斯把唯物史觀作為研究工作的指南，分析當時歐洲革命形勢發生的新變化。19世紀后期，自由資本主義已開始向帝國資本主義過渡，歐洲許多國家成立的馬克思主義性質政黨獲得了合法性，擁有了選舉權，有可能利用議會等合法手段進行斗爭。面對新形勢，恩格斯極力主張，當斗爭的主客觀環境變化后，各國要從具體情況出發，制定革命綱領和策略﹔當缺乏革命和立即奪取政權的條件時，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就不能再高唱為了筆直的革命道路“拿下障礙物”、馬上發動革命的高調，而應該儲備革命力量准備迎接將來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