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如何看待和處理“挨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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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夠正確區分、看待和處理“挨罵”問題，在應對“挨罵”中改正錯誤、堅守真理，完善政策、改進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並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認為，大凡先進的和革命的東西，往往會遭到質疑甚至責罵，這是矛盾規律的表現，是正常的事，特別是敵對勢力的謾罵，往往証明我們的正確。中國共產黨隻要站在正義的立場上，為億萬人民謀福祉，就要有堅持做下去的勇氣。他還指出，盡管共產黨人要隨時做好“挨罵的准備”，但有些情況下也要爭取少挨罵或不挨罵。這需要共產黨人堅持做符合歷史潮流和對人民群眾有利的事。毛澤東對待“挨罵”的態度和思想啟示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們必須要有的定力﹔隻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群眾的觀點，以人民為中心，就不怕挨罵﹔要始終以辯証和理性的態度看待和處理非議，堅持自力更生的原則，努力壯大自己﹔面對國際社會的一些責罵，我們也應適時出擊，在爭取話語權的斗爭中掌握主動權。

[關鍵詞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挨罵”﹔話語權

[中國分類號 ] A84 [文獻標識碼 ] A

新生事物的出現，往往會伴隨著質疑，中國共產黨也曾經是如此。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以來“不曉得挨了多少罵”。（《毛澤東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98頁。）毛澤東這裡所說的“挨罵”之“罵”，多數情況下是敵對勢力的污蔑，少數情況是人民群眾的批評。能夠正確區分、看待和處理“挨罵”問題，在應對“挨罵”中改正錯誤、堅守真理，完善政策、改進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並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方面，毛澤東當年的一些觀點和做法，對於我們今天做好各項工作，依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先進和革命的東西“總是要挨罵”

毛澤東指出：“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即便“一萬年以后，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198頁。）既然“先進的東西”並非一開始就受歡迎，那麼它挨罵自當在情理之中。在毛澤東看來，很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反倒是正確的，特別是先進事物出現的初期，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毛澤東指出：“歷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隻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毛澤東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08頁。） 正是由於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多數人又不了解這一真理，故而代表真理的少數人挨罵自當在情理之中，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經常現象。毛澤東還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對此予以闡釋。他說，馬克思主義是講矛盾講斗爭的哲學，而矛盾則是經常有的，隻要有矛盾就會有斗爭，就會“扯皮”，即便如中蘇這兩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也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82頁。）

基於這種認識，毛澤東對於指責共產黨的種種言論，特別是敵人的攻擊謾罵，往往將其視為正常現象，在堅持真理中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

比如，1975年 6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過去“美國人罵我比希特勒還要希特勒，蔣介石罵我們是共產主義的土匪”，這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人不被人罵不好”。（陳晉：《撿拾千年煙塵：毛澤東晚年詩作評述》(下)，《黨的文獻》1997年第 4期。） 毛澤東認為，隻要堅持真理，隻要符合民眾利益，越是被罵，越証明共產黨人的偉大和正確。他在《關於〈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給臧克家、徐遲的信》中說：“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而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凶，我就越高興。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 488頁。）

在毛澤東看來，堅持真理就可能會挨罵，而那些中庸圓滑或一無建樹的人才不致樹敵遭罵。隻要堅持的是正義的、正確的、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事業，一時挨罵又有何妨？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曾說，盡管毛澤東時常面臨各種各樣的批評甚至謾罵，但在這種時刻，他更突出地展示出精神上的卓爾不群，“像騾子樣倔強，有一種鋼鐵般的自傲和堅毅貫穿他的性格”（﹝美﹞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江楓譯，作家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79頁。）。從根本上說，對事物發展規律的精准把握和對真理始終不渝的堅持，是毛澤東這種堅毅和自信的根源所在。

二、隻要是正確的事情，敵對勢力罵我們，也要堅持去做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開篇，毛澤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頁。）既然分清敵我是革命斗爭的首要問題，那麼敵對勢力罵我們，往往証明我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隻要我們做的是正確的事情，就要有堅持去做的勇氣。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針對國民黨的一些指責和污蔑，針鋒相對地進行斗爭，始終堅持做正確的事情。比如在國民革命時期，國民黨曾指責中共組織的農民運動“過火”，是“游民行動”，“罵農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滾臟了”。毛澤東針對這種污蔑，在 1927年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專列一節來談“所謂‘過分’的問題”。其中說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因此，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 17頁。）后來，他在 1941年寫的《關於農村調查》一文談到 14年前大革命時的情形時同樣說：“以我調查后看來，也並不都是像他們所說的‘過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為農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幾千年壓迫的農民，翻過身來，有點‘過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滾幾下子也不妨哩！”（《毛澤東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9頁。） 事實証明，如果不採取敵人所罵的那些“過火”行為，就會遏制農民革命的熱情，也就無異於遏制革命的發展和壯大。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曾利用共產黨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活動來責罵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指出，我們必須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但是“我們所反對的主觀主義等與他們所罵的完全不同”，要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們現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義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國性意義的工作，做一件建設黨的事，使我們黨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現在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要把我們的學風、黨風、文風改變，擴大正風，縮小和消滅歪風”。因此，整風不能因為敵人的非議而停止，相反“必須使高級領導干部有這個認識，有這個決心，也要使所有的同志有這個認識，有這個決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動一致”。（《毛澤東文集》第 2卷，第 413-414頁。）

新中國成立后，在處理國際問題時，毛澤東同樣堅定地堅持真理，不為敵對勢力的污蔑所動。1960年 5月 17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代表團談話時說：“帝國主義不喜歡我們，說我們‘侵略’，先是‘侵略’了蔣介石，又在朝鮮和美國打仗，‘侵略者’這個諢號就出來了。帝國主義講我們的壞話，它們說蔣介石、李承晚很好。帝國主義愈說我們壞，我們愈高興，我們願一輩子挨罵，如果它們講我們很好，那豈不是同蔣介石、李承晚一樣了嗎？帝國主義罵我們，也罵你們。你們挨罵已五年半了，要准備挨帝國主義的罵，准備人民歡迎。帝國主義罵你們，但世界人民都歡迎你們。”（《毛澤東外交文選》，第 419頁。）

毛澤東在談論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政策時，同樣堅持了這樣的邏輯。20世紀 50年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把“和平演變”作為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種長期戰略方針，並肆意詆毀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明確指出，杜勒斯以及美國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把中國共產黨看作是世界上“最壞”的共產黨，但“這句話好得很，我們要接受”。在毛澤東看來，帝國主義認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壞的共產黨，就証明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最革命的黨”，而且我們要請杜勒斯當“教員”，“杜勒斯什麼東西都不怕，就是怕我們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怕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進一步指出，《浙江日報》刊登古巴輿論抨擊美帝國主義污蔑中古經濟協定的消息，“美帝國主義罵這個經濟協定，就証明這個協定好”。因為我們為的是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隻要我們堅持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堅持這樣的立場，那麼凡是“敵人罵我們的東西，我們就要堅決做﹔如果敵人鼓掌贊成，我們就要檢查，是不是做錯了。敵人說我們最壞，就証明我們最好，最革命”。（《江華在浙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37-238頁。）從這個意義上講，杜勒斯是我們的“教員”，蔣介石也是我們的“教員”。蔣介石罵我們，“就証明我們的東西是好的，如果蔣介石不罵我們，那我們就要小心”。在近代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蔣介石“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們跟他這個仗可打得久了。盡管我們與蔣介石打仗，但他又何嘗不是我們的“教員”。如果沒有蔣介石，中國人民怎麼能團結進步，怎麼能武裝起來。中國革命表明，“單是馬克思主義是不能把中國人民教育過來的，所以我們除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教員以外，請了另外一個教員，這就是蔣介石。這個人在中國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現在還在盡他的歷史責任。他的歷史任務現在還沒有完結，他還在當教員，他很有益處呀！”同樣，杜勒斯也是我們的“教員”，“世界上沒有杜勒斯事情不好辦，有他事情就好辦。所以我們經常感覺杜勒斯跟我們是‘同志’，我們要感謝他”。（《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軍事科學出版社 2010年版，第 431-432頁。）

敵對勢力指責共產黨，但是我們不要因此受到干擾，隻要我們能站在正義的立場上，為億萬人民謀福祉，我們就要有堅持做下去的勇氣。比如，“美國天天罵我們，我們的耳朵已經聽慣了。這就說到聯合國了。美國是不贊成我們進入聯合國的，它是要阻撓的”，但我們一定要有做下去的勇氣。正是因為堅持，新中國最終恢復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在毛澤東看來，凡是敵對勢力制造的事端，往往會不得人心。比如，美國在台灣海峽制造緊張局勢，

但這不一定就對美國有利。因為“緊張局勢調動世界人心，都罵美國人”（《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66、351頁。）。緊張局勢對於西方國家不利，但是對於亞、非、拉以及其他各洲愛好和平的人民卻是有利的。盡管美國在台灣海峽制造一種緊張局勢，但是這種緊張局勢實際不僅對我們是有利的，“對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各階級，各階層，政府，我看都有利”，美國的艦隊“不過是在這個地方擺一擺，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無理”。所以，“帝國主義自己制造出來的緊張局勢，結果反而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我們幾億人口有利”。（《毛澤東外交文選》，第 352頁。）

盡管敵對勢力污蔑辱罵中國共產黨，但我們並不孤立。1962年 1月 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各國反動派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壞、右罵我們。歷來就是這麼罵的，已經聽慣了。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我們國家有六億幾千萬人民，我國人民是團結的，六億幾千萬人還孤立嗎？世界各國人民群眾已經或者將要同我們站到一起，我們會是孤立的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8頁。）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心裡裝著人民，所做的是為民眾謀福祉的偉大事業，所以我們不會孤立。

三、“要隨時准備挨罵”，但有些情況下也要爭取少挨罵或不挨罵

1959年 4月 19日，毛澤東同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指出：“中國有句老話：虱多不痒。蔣介石和帝國主義反動派，罵我們罵得太多了，也就不痒了。”（《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 2239頁。）他同時指出，隻要“資產階級向我們開炮，我們就要打”（《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 1090頁。）。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人要隨時做好“挨罵的准備”，但是共產黨人的目標是不被罵。1958年毛澤東擬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也說：“各級黨委，特別是堅決站在中央正確路線方面的負責同志，要隨時准備挨罵。人們罵得對的，我們應當接受和改正。罵得不對的，特別是歪風，一定要硬著頭皮頂住，然后加以考查，進行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決不可以隨風倒，要有反潮流的大無畏的精神。”（《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1頁。）可見，在毛澤東看來，挨罵是正常的，對待挨罵要有正確的態度。不能因為挨罵就放棄正確的做法，要從挨罵中學會改正錯誤，堅守真理。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說，有一個問題必須要講清楚，叫做“准備吃虧”，准備“挨罵”。首先是挨外國人的罵。他指出：“現在英、美的報紙和通訊社都在罵共產黨，將來我們發展越大，他們會罵得越有勁。他們有人曾經向我們示過威，說：你們那樣不行，美國輿論要責備你們。我說：你們吃面包，我們吃小米，你們吃面包有勁，嘴長在你們身上，我們管不了。這叫做沒有辦法，要准備著挨外國人的罵。”其次，共產黨人也要隨時准備著挨“國內大罵”，而且“是大罵，不是小罵，他們將動員一切人來大罵，什麼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殺人放火，共產共妻，毫無人性，等等。隻要是世界上數得出的罵人的話，我們都要准備著挨”。（《毛澤東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87-388頁。）

盡管中國共產黨要隨時做好挨罵的准備，但也不是說不能有所作為，而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成績來証明自己，使謠言自滅，從而做到少挨罵或不挨罵。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過去說中國是‘老大帝國’，‘東亞病夫’，經濟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講衛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腳，男人留辮子，還有太監，中國的月亮也不那麼很好，外國的月亮總是比較清爽一點，總而言之，壞事不少。但是，經過這六年的改革，我們把中國的面貌改變了。我們的成績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他明確指出，這是因為“領導我們革命事業的核心是我們的黨”，而“我們黨是一個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隻要我們在國內“好好團結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一道工作”，在國際上“團結全世界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團結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那麼，我們就能實現“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就能對世界各民族和全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就會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各國人民的尊重。（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87、86、88頁。）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由於工作做得不好而挨群眾的“罵”。對此，毛澤東也非常重視。他認為，少挨群眾罵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加強干部隊伍建設，提高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做好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各項工作，並在實際工作中注重吸取教訓，少犯錯誤。毛澤東說，我們黨有成百萬有經驗的干部，這些干部大多數是土生土長的好干部，他們不僅能聯系群眾，而且也經過長期斗爭考驗，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富。我們有在不同革命時期經過考驗的這樣一批干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參見《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第 2043-2044頁。）但是，如果他們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群眾就會罵我們。因此，為了做到少挨罵或不被罵，就要同一些干部的錯誤言論和行為作堅決斗爭。1956年 10月 29日，《人民日報》登載《說“難免”》一文，認為干部工作中的錯誤是難免的。對此，毛澤東指出，這是一種有害的言論，是用“難免”這句話來寬恕我們工作中的錯誤。他說，我們搞革命和建設，總難免要犯一些錯誤，這是歷史經驗証明了的，但要盡量避免犯錯誤，使錯誤“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196頁。）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做到少挨罵和最終不被罵。

罵共產黨的言論雖然貫穿於中共領導人民進行革命與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但是在毛澤東看來，這是客觀存在的現象。歸根結底，從長遠看，隻要中國共產黨堅持真理，做符合歷史潮流和民眾利益的實事，就可少被罵或不被罵。

四、幾點啟示

今天，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國際地位和聲譽也得到大幅提升，但一些污蔑黨的言論仍然存在。習近平曾形象地說，“長期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就是要不斷解決‘挨打’、‘挨餓’、‘挨罵’這三大問題。經過幾代人不懈奮斗，前兩個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7年版，第 211頁。）。如何在當今時代應對和處理“挨罵”問題，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爭取國際話語權，毛澤東對責罵共產黨言論的認識和處理方式，依然有著啟示和借鑒意義。

第一，國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指責質罵，理直氣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們必須要有的定力。毛澤東一再指出，先進的革命的東西往往會挨罵，這是不可避免的。隻要我們堅持真理，就要有底氣應對、回應非議和責罵。馬克思曾說：“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即便“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洒下熱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60頁。）因此，當面對各種噪音雜音時，我們要始終保持一種定力，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理直氣壯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道路上闊步向前。

第二，隻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

擁護，就不怕挨罵。毛澤東始終認為人民的力量是最偉大的，始終把人民看作戰勝一切敵人的力量之源。他說：“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 139頁。）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隻要心系人民，依靠人民，把為人民謀福祉作為根本使命，人民就會擁護我們，我們就不孤立。隻要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就“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好話’和不害怕帝國主義的恐嚇”（《毛澤東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33頁。），自然就更不會怕流言蜚語、污蔑謾罵。

第三，要始終以辯証和理性的態度看待和處理非議和責罵，堅持自力更生的原則，努力壯大自己。誠如毛澤東所說，如果我們所做的事情挨敵對勢力的罵，是由於我們走的是獨立自主的正確道路﹔如果我們所做的事情受到敵對勢力的歡迎，我們就需要檢查反思。由是言之，對於國際社會的一些負面聲音，一方面要始終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因這些干擾而自亂陣腳﹔另一方面，也必須理性看待並尋求應對方法。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並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132頁。） 努力發展自己，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著力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重大挑戰和重大風險，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和更為長遠的眼光，深入思考、積極應對和妥善解決我們在發展進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國際重大問題，盡最大可能消弭各種非議。

第四，面對國際社會的一些責罵，我們也應適時出擊，在爭取話語權的斗爭中掌握主動。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就是應該“做好思想准備，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裝”，“我們要從兩方面提，首先提願意和平解決問題”，其次，若敵對勢力“向我們開炮，我們就要打”。（《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第 1090頁。） 目前國際社會針對我們的種種謬論，多半呈現出的是具有濃烈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的話語霸權。針對西方的話語霸權，我們應該充分發掘深植於我國幾千年傳統文化土壤的話語資源，以百年來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基礎，將理論自覺與文化自信融入到我們的話語體系之中，在回應和反駁國際上一些污蔑、丑化我們的言論的同時，努力掌握國際話語權，發出具有重要影響力和說服力的中國聲音。

（本文系天津市“思想政治理論課領航學者項目”、天津市高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聯盟的階段性成果，前者項目編號為SZK20170102）

﹝作者楊東，天津商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李宇軒，天津商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天津 300134﹞ 

原載：《黨的文獻》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