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古田會議決議的傳播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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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田會議決議，是 1929年 12月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通過的決議案。該決議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並首先在紅四軍內得到貫徹落實。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伴隨紅四軍發展壯大，該決議的影響逐步拓展，但也受到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干擾。全面抗戰時期，決議成為延安整風必讀文件，成為軍隊政治整訓的理論武器。解放戰爭時期，隨著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決議成為加強改進中國共產黨和軍隊建設的理論指南，在恢復健全軍隊黨委制和軍隊民主制度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前古田會議決議的傳播史，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宏闊歷史，對於今天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軍隊政治工作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關鍵詞﹞古田會議﹔政治建軍﹔軍隊黨委制﹔傳播

[中圖分類號 ] D231 [文獻標識碼 ] A

古田會議決議，即《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以下簡稱“《決議》”），是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獻，在黨和軍隊歷史上堪稱經典。研究《決議》傳播過程，從某種意義上就是揭示其成為中國共產黨和軍隊建設綱領性文獻的歷史軌跡。本文擬就新中國成立前《決議》的傳播過程及歷史影響作一概要研究，以深化對這部經典文獻歷史作用的認識。

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貫徹推廣

1929 年12 月，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通過決議案，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決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確立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強調在紅軍內部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規定了處理紅軍內外關系的原則。《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版，第218-219 頁。）《決議》首先在紅四軍得到貫徹執行，隨著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軍影響不斷擴大，其他各地紅軍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

（一）紅四軍學習貫徹《決議》，“著手使大會決議一一深入”。

針對紅四軍當時黨內軍內亟待解決的問題，《決議》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並首先在紅四軍內得到貫徹落實。1930 年1 月6日，紅四軍前委向中央報告：前委1929 年12月的工作在於召集九次大會，“用各種方法，建立紅軍的政治領導”，“糾正黨內各種傾向，並掃除紅軍內的封建殘余制度（如廢止肉刑，槍斃逃兵等），現在著手使大會決議一一深入。此一月當中，紅軍得休息整頓的機會，大會決議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論上屈服各種傾向、一一執行的問題，當待今后的督促與奮斗”。（《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 頁。）

古田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朱德、陳毅等深入部隊傳達並指導部隊貫徹落實會議精神。部隊利用行軍作戰間隙逐條學習大會決議，全面檢查存在的問題，徹底清除錯誤思想，使紅四軍面貌很快改觀。1930年 1月下旬，紅四軍前委召開會議，討論行動部署問題，要求進一步貫徹執行《決議》。（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94頁。）4月，紅四軍各部深入貫徹古田會議關於廢止肉刑問題的決議，公布不槍斃逃兵制度以及可以准假回家的辦法，深受廣大戰士的擁護。（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302頁。）5月，毛澤東和朱德總結貫徹《決議》經驗，在江西尋烏馬蹄岡召開的紅四軍第一、二、四縱隊大隊以上干部會議上，提出革命軍隊管理教育的七條原則：干部要處處以身作則，做戰士的表率﹔干部要深入群眾，要群眾化﹔干部要時刻關心戰士，體貼戰士﹔干部要學會發動戰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說服教育重於懲罰﹔宣傳鼓動重於指派命令﹔賞罰要分明。（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306頁。）這七條原則是紅四軍貫徹《決議》精神的具體化。6月，紅四軍依據《決議》制定《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對軍政治部、縱隊政治部、支隊政治部和大隊政治委員的工作，在職責、方法和注意事項等方面作出規定。8月，紅一方面軍組建，《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推廣到方面軍各部，還印發《政治委員工作須知》《紅軍士兵會章程》兩個規定。這些法規制度是對《決議》“編制紅軍法規”（《毛澤東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81頁。）要求和會議精神的落實。“古田會議決議的學習，實際上是一次群眾性的整風運動。經過學習，干部、戰士的覺悟顯著提高，各種不良傾向逐步克服，部隊呈現出一片新的氣象，同志們都能以決議的精神互相監督，互相幫助，鞭策自己。”紅四軍“沿著古田會議指出的道路，不斷地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不良傾向進行斗爭，向著新型的人民軍隊飛躍地邁進”。（參見《人民日報》1961年 6月 23日﹔《星火燎原·選編之二》，戰士出版社 1982年版，第42、46頁。）

貫徹執行《決議》不僅使紅四軍力量得到壯大，還極大促進了根據地發展。毛澤東 1936年同斯諾談話時說：“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閩西古田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以后，許多這樣的弱點（即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的游擊主義、流寇思想、軍閥主義等不良傾向。參見﹝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79年版，第 146頁。）都被克服了。大會討論了改進的辦法，消除了許多的誤解，通過了新的計劃，這就為在紅軍中提高思想領導奠定了基礎。”“這次會議為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鋪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輝的勝利。幾乎整個江西南部都落入紅軍之手。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建立起來了。”（﹝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 146頁。）1944年，朱德在編寫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認為：“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是紅軍建設的綱領。后來大家執行了這個綱領。因而使我軍又有了更好的發展，在閩贛邊界創建了大塊根據地。”（《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28-129頁。）1958年 8月 1日，朱德在《人民日報》發表《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一周年》一文指出：“從井岡山斗爭開始，到 1929年 12月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止，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軍事路線。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奠定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原則，這些原則至今仍然適用。由於有了這條正確路線，就使革命戰爭不斷地取得勝利，革命根據地不斷擴大。”（《人民日報》1958年 8月 1日。）

（二）“這個決議不但在紅軍第四軍實行了，后來各部分紅軍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

1951年7月 19日，《人民日報》第3版公開發表了根據《決議》第一部分摘編而成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該文“題解”指出：“這個決議使紅軍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將一切舊式軍隊的影響都肅清了。這個決議不但在紅軍第四軍實行了，后來各部分紅軍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這樣就使整個中國紅軍完全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人民日報》1951年 7月 19日。1951年版《毛澤東選集》第 1卷所載《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題解”與此相同。有學者考証，這個“題解”是毛澤東所寫。參見逄先知：《關於黨的文獻編輯工作的幾個問題》（上），《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 3期﹔劉金田、吳曉梅：《〈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1944.7-1991.7）》，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14頁。）這是對《決議》影響擴大至整個紅軍的有力說明。

那麼，《決議》是怎樣由紅四軍傳播到整個紅軍的呢？首先是紅四軍前委第一時間將《決議》報送中央。1930年 1月 6日，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報告稱，“陳定效同志因肺病不適宜軍隊工作，特介紹其回上海，並叫他帶來九次大會決議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7冊，第 12頁。）。中共中央高度重視《決議》，於 3月下旬“將八個決議案原件抄送共產國際”（黃允升：《毛澤東在古田會議前后革命實踐的幾則史實辨析》，《黨的文獻》1995年第 3期。）。5月，紅四軍軍委代理書記熊壽祺出席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所作《紅軍第四軍狀況》報告說：“關於方式與材料，我不多報告，因為九次大會的決議已報告到中央了。”（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1冊，解放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87頁。）熊壽祺在報告中還提到：“四軍黨在去年冬召集了全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接受中央指示，對於各種工作路線都有具體規定，九次大會的影響，深入在四軍同志的腦中，的確九次大會是四軍黨第一幕重要的歷史。”“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不正確傾向在九次大會中明白的指出了八點：（1）單純軍事觀點﹔（2）極端民主化傾向﹔（3）絕對平均主義﹔（4）唯心觀點﹔（5）非組織意識﹔（6）個人主義﹔（7）流寇思想﹔（8）盲動主義。九次大會之后，四軍黨努力同這八個錯誤傾向奮斗，現在已有相當成績。最顯著的是單純軍事觀點與極端民主化兩種傾向的減少，許多同志怕人說他是軍事觀點，自己特別的多注意於政治，多作群眾的工作，相信群眾的力量，以求減少他的軍事觀點，就是一個很顯著的証據。”（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1冊，第487、489頁。）熊壽祺在全國紅軍代表會議上極力推介和高度評價《決議》，使各地紅軍進一步關注這部文獻。同時，毛澤東在領導紅軍建設發展過程中，特別重視運用《決議》精神指導部隊建設。1931年 12月，寧都起義部隊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毛澤東同即將上任的紅五軍團政治委員蕭勁光談話，提出團結、建設該軍團的基本方針：對這支部隊，要努力按照《決議》的精神，建立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對起義的軍官，願留下的歡迎，組織他們學習，進學校，搞干部教育。對要求走的，發給路費，來去自願。（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361頁。）《決議》在改造起義部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軍逐步發展壯大，《決議》的內容和精神在更大范圍內得到推廣弘揚。

（三）“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對《決議》貫徹的干擾。

《決議》盡管在紅軍中得到貫徹，並顯示出巨大威力，但隨后不久出現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在黨內軍內受到排斥，《決議》提出的一系列正確原則難以貫徹。特別是在怎樣落實黨指揮槍問題上，當時在黨內佔主導地位的“左”傾錯誤觀點並不認同《決議》提出的正確路線。《決議》提出：“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 ”（《毛澤東文集》第 1卷，第 81頁。）各級黨部有解決問題、指導實際工作和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務，“黨對於軍事工作要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去執行”（《毛澤東文集》第 1卷，第 80頁。）。確立依靠黨的各級組織來領導掌握部隊的黨指揮槍原則，是《決議》的重大創新，但它的貫徹也受到來自“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干擾。1931年 11月，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的《紅軍問題決議案》提出：“在黨內黨權高於一切的觀念還沒有完全打破，所以在組織上產生了各級黨的委員會，這種組織是削弱了政治委員和政治部代表黨和政府制度不能徹底實行，政治部工作不能健全起來，這是主要原因之一。”（《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643頁。）這標志著“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蘇區開始削弱和否定《決議》明確強調的黨委制。彭德懷認為，“古田決議案當時沒有在全國紅軍中普遍引起注意，基本原因是那時教條主義佔領導地位的中央沒有批准。毛澤東的建軍思想被限制在極小的部分，但是這種思想並沒有停止。那時已確定黨委制，取消首長制。主張民主討論的制度都是已確定了的，當時軍隊中有前委，各師團有黨委”（《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8年版，第 285頁。）。

“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對紅軍造成了明顯的消極影響。羅榮桓認為：“教條主義對政治工作影響很大，削弱了民主作風，削弱了黨的集體領導，官兵關系也不那樣密切了”﹔“因為教條主義否定了古田會議的傳統，結果使我們丟了根據地，長征了”。（《羅榮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554頁。）1949年 5月7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提到：“內戰時期，毛主席提倡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你們去研究毛主席在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決議案，今天人民解放軍中所實施的政治工作就是從那時一直發展下來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張經過多年才逐步實現，中間遇到許許多多的挫折。當時大家雖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經過很長的時間，真正到實際中具體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335頁。）可見，《決議》在黨內軍內的學習貫徹並非一帆風順。后來，紅軍歷經艱苦卓絕的反“圍剿”斗爭和二萬五千裡長征，直到落腳陝北后，逐步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決議》才逐漸成為全黨全軍學習貫徹的綱領性文獻，人民軍隊才真正走上勝利發展的康庄大道。

二、全面抗戰時期的廣泛傳播

全面抗戰時期，是《決議》在全黨全軍范圍內廣泛傳播並產生深遠歷史影響的時期。《決議》不僅受到普遍重視，而且成為整風運動的指定文件和軍隊政治整訓的理論武器。

（一）收入《六大以來》，成為整風文件之一。

《六大以來》是毛澤東主持編輯的黨內重要文件匯集，編入自 1928年 7月至 1941年 11月共 500余份文件，其中就包括《決議》。毛澤東指出：“中共黨史的學習請先從討論《六大以來》的文件入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48頁。）《六大以來》是延安整風中高級干部學習黨史的主要材料，《決議》也因此在全黨范圍內得到傳播。1942年 4月 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規定了整風學習的 18個文件，其中之一即“四軍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內不正確傾向”（參見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6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691頁。當時收入整風文獻的並非《決議》全文，而是以《反對黨內幾種不正確的傾向》為題，摘錄了《決議》第一部分之“極端民主化”“非組織意識”“絕對平均主義”“唯心觀念”的內容。）﹔4月 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又發出通知，增加 4個整風學習文件。6月 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決定全黨均應進行整頓三風的學習運動，各地各級黨委各級宣傳部及原有的高級學習組均應按照中央指定的 22個文件，有計劃地領導開展這一運動。7月 9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學習二十二個文件在延安收到絕大效果（延安有一萬干部參加學習），在學習中發現各種紛歧錯雜的思想並獲得糾正，絕大多數干部都說兩個月學習比過去三年學習效果還大，請你按照敵后特點注意指導此種學習。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 392頁。）7月26日，八路軍129師政治部發布關於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第二號指示：“全體干部應按文化程度分為兩類：團級以上及能看文件的營、連、排級干部為第一類，不能看文件的營連級干部為第二類。”第一類干部須研究 22種文件全部，第二類干部著重研究的 8種文件也包括《決議》。（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編《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 7冊，戰士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02頁。）1944年1月1日，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發布關於 1944年部隊政治工作方針的指示：“部隊中的整風運動，必須利用戰爭、生產的空隙，求其完成任務與審查干部的工作密切結合。整風中應著重清算部隊中軍閥主義傾向，因此，必須深入討論‘古田會議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968頁。）可見，隨著全黨全軍整風運動的展開，《決議》成為克服黨內教條主義影響的理論武器，在黨和軍隊范圍內廣泛傳播，對於統一思想、凝聚意志起到重要作用。

（二）毛澤東要求將《決議》印發部隊，“各級干部均須熟讀”。

1942年 1月 23日，毛澤東為印發和學習《決議》致信譚政、莫文驊：“將四軍九次大會決議多印數千份，發至留守部隊及晉西北部隊，發至連長為止，每人一本，並發一通知，叫他們當作課材加以熟讀。（各級干部均須熟讀）”（《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675頁。）接到毛澤東指示后，八路軍留守兵團即大批印發《決議》，並於 4月 6日發出訓令，對部隊貫徹執行《決議》作出部署。訓令指出，《決議》“不僅對當時中國紅軍的建軍上有著很大的意義與決定作用，就是對今天八路軍新四軍的建設上，仍然有著偉大的實際意義”。“在我們的工作中，尚存在著不少的缺點。比如各種制度尚未嚴格的建立起來，或者建立了而沒有切實的執行，黨內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與不正確的傾向，尚有某些殘余存在，黨內教育諸問題尚有不健全之處，主要是由於我們還沒有徹底的執行這個決議。因此，今后的留守兵團及保安部隊，要把這個決議當作今后改進我們工作的指南，不論上自高級指揮員和政治人員，下至科員干事排長，都要熟讀與靈活的應用這個決議到我們的工作中去，讀這個決議的時候，應該把它的條文做為檢查我們過去與現在工作中優缺點的提綱和指南，而不是死板的把它當做教條。”（《解放日報》1942年 4月 15日。） 訓令還對學習教育及檢查測驗方法作了具體明確的規定。在毛澤東親自推動下，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和保安部隊把《決議》當作改進工作的指南和糾正黨內錯誤傾向的銳利武器，一些熟悉軍隊歷史的領導干部親自講解《決議》，部隊掀起了學習熱潮。（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綜述、大事記》，解放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11頁。）《決議》還於 1942年編入以中央軍委名義出版的《軍事文獻》（上）。1942年 4月 10日延安《解放日報》刊載《決議》部分章節。（參見《解放日報》1942年 4月 10日。）1944年 4月，新四軍政治部以《中共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為題印行單行本。（參見劉金田、吳曉梅：《〈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1944.7-1991.7）》，第 37頁。）這些舉措，有力推動了《決議》在八路軍、新四軍范圍內的深入學習和貫徹執行。

（三）《決議》成為軍隊政治整訓的理論武器。

1944年 4月 11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譚政在中共西北局高干會上作《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報告。這個報告是在毛澤東指導下由譚政起草的。報告起草前，毛澤東曾召集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領導人賀龍、徐向前、蕭勁光、譚政等討論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初稿寫出后，毛澤東作了修改，加寫了 3000字左右，並要譚政將修改稿送周恩來審閱，向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各抗日根據地主要領導人征求意見。（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 506頁。）譚政報告先后 5次提到古田會議，要求發揚《決議》傳統，恢復古田決議的黨的代表會議制和書宣組聯席會議，堅決執行《決議》。報告發揚了古田會議精神，深化了對軍隊政治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是在整風運動后復活了古田會議與若干工作方式上的發展”（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8冊，解放軍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76頁。），成為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后軍隊政治工作方面的又一重要歷史文獻。

1944年 7月 1日，中共中央《關於整訓軍隊的指示》明確要求：“一年整訓期內，政治工作須作一次普遍的徹底的有計劃的改造，根據古田決議及譚政報告，用檢討錯誤缺點，發揚優良成績，發揚模范連隊的經驗，獎勵戰斗英雄，勞動英雄，模范工作者與模范學習者的方法，達到改造政治工作之目的。政治工作必須保証整個整訓任務的完成。”（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7冊，解放軍出版社 2007年版，第 531頁。）此件經毛澤東修改審定。（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 524頁。）10月 12日，中央軍委作出《加強全軍練兵與軍隊大整訓的決定》，號召全黨研究戰爭，學習軍事，實行全黨練兵，全民皆兵。要求在當年冬季 4個月內，整訓 60%的主力部隊，30%的游擊隊，將民兵全部輪訓一遍，並強調加強干部訓練，提高干部的指揮能力。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遵照上述指示和決定，結合實際情況，制定了軍政大整訓的計劃，對整訓的內容、重點和步驟作了具體安排。整訓分為政治整訓和軍事整訓兩個階段。政治整訓的主要內容是學習《決議》和譚政報告，總結先進經驗，檢查缺點錯誤，對政治工作進行認真改進。（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綜述、大事記》，第 145頁。）通過學習貫徹《決議》和譚政報告，廣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端正對政治工作的認識和態度，改進政治工作的作風和方法，八路軍、新四軍的政治建設水平和戰斗力都得到很大提高。

三、解放戰爭時期的進一步深入貫徹

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歷史時期。在此期間，《決議》成為加強改進黨和軍隊建設特別是部隊政治工作的思想指南，成為恢復健全黨委制和軍隊民主制度的理論依據，在更廣范圍內得到持續深入學習貫徹並在引領實踐中產生重大影響。

（一）隨著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決議》成為軍隊建設指針。

1945年，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決議》作為反映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件之一，受到全黨普遍重視。《決議》旨在糾治錯誤傾向基礎上促進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在解放戰爭時期成為全黨全軍檢討缺點問題、改進工作作風，特別是批判單純軍事觀點和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想的銳利武器。1946年2月 2日，晉冀魯豫軍區關於部隊政治工作中心的指示提出：改造部隊的政治工作，“首先要深入古田會議與譚政同志報告的學習了解，並大膽的揭發部隊存在著的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同時發揚部隊中合乎需要的好的有力的政治工作的作法”（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8冊，第 177頁。）。3月 14日，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關於春季練兵中的政治工作指示明確，強化部隊政治工作，“由各級軍政委員會（或他種軍政干部會）根據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檢查政治工作現存問題，反對單純軍事觀點，檢討某些人員輕視政治工作的原因，找出改進政治工作的辦法”（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8冊，第 194頁。）。1947年 3月 25日，羅瑞卿在晉察冀軍區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如何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報告，認為《決議》與譚政報告“這兩個文件就是毛澤東思想在軍隊政治工作建設上的具體化”，“這兩個文件中所闡明的思想，就應是我軍政治工作建設的指導思想”。（《羅瑞卿軍事文選》，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57頁。）“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民主聯軍及所有我黨領導下的軍隊，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或者什麼部分，凡是按照古田會議決議案的思想、路線、原則去建設軍隊，去建設軍隊中政治工作的，那裡的政治工作就有生氣，有力量，就有生動活潑和豐富的內容﹔就朝氣勃勃和富於創造性。”（《羅瑞卿軍事文選》，第 458頁。）“我們堅信：古田決議的精神如果被確認，如果我們的政治工作，完全走上古田決議的路線，如果我們的同志真正掌握了古田決議的思想，使其在我們的工作中發生指導作用，那麼我區軍隊今后的政治工作，一定會有一個新的氣象的。 ”（《羅瑞卿軍事文選》，第 459頁。）要“學習其中的思想、路線、方法，運用其中普遍的原理原則來指導我們今天情況下政治工作的具體實踐”（《羅瑞卿軍事文選》，第 459頁。）。晉察冀軍區和其他戰略區政治部隨后紛紛印發《決議》單行本，運用《決議》精神加強和改進黨和軍隊建設特別是軍隊政治工作。《決議》在黨和軍隊建設領域的指導地位進一步鞏固。

（二）根據《決議》中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恢復健全軍隊黨委制。

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通過黨在軍隊中的各級組織來實現的。人民軍隊黨委制，始於建軍之初，經歷建立、中斷、恢復和發展的過程。南昌起義時，部隊建立黨的委員會，設立黨代表。三灣改編確定支部建在連上，營、團設立黨委。《決議》確立黨組織在部隊的領導中樞地位，部隊一切重大問題經黨委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由軍政首長發動群眾執行。1931年，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以“政治委員全權代表制”取代黨委制，黨對紅軍的領導受到削弱。全面抗戰期間，在師以上及獨立行動的部隊設立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軍事、政治、后勤和黨的工作。（1941年 2月，中央軍委頒發八路軍、新四軍《軍政委員會條例》，規定在軍、師、旅、團及縱隊、支隊、軍區、軍分區建立軍政委員會，作為各級的集體領導機關。其成員由司令員、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參謀長等主要領導人組成。軍政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交由各部門執行。）軍政委員會與黨委會在機構設置、運行模式、作用權限上均有所不同，雖然對確保黨領導掌握軍隊起到一定作用，但“政治委員的最后決定權”仍影響著黨的集體領導。1947年 2月，中共中央頒布《關於在軍隊中組織黨委會的指示》：“關於軍隊中黨的組織形式，黨的七大時已有原則決定，應根據古田會議決議的原則，組織軍隊中各級黨委會，以避免軍隊中單純的首長制所產生的一些缺點。根據晉冀魯豫實行這種改組的經驗，証明這種改組是正確的，舉凡關於作戰、工作、政策及干部等問題，除緊急情況之處斷應由首長擔負外，在一般情況下，經過軍隊中各級黨委會之民主討論和決定，再由首長執行，較少數首長人員之商談解決，更為全面與適當，因而加強黨對於軍隊的領導作用，使各種工作能更好地進行。”（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8冊，第 567頁。）同年 3月，陳毅在華東野戰軍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上說：“中央要我們採取紅四軍九次決議的做法，成立各級黨委，代替首長單一制，黨委決定后交各部門執行。這次政工會議，我們要來討論這個問題。過去黨的組織，變成黨務機關，而一切大政方針由軍政首長負責。成立黨委使首長制有更大群眾基礎，一切問題盡可能進行反復討論，決定后由各部門負責執行。”（《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6年版，第381頁。）同年 7月，總政治部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黨委員會條例草案》，進一步明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其組織形式即在軍隊中設置各級黨委員會，而以黨委員會作為對軍隊之一切領導與團結的核心”。“軍隊中的黨委會，就是以古田會議的精神，就是以毛澤東同志在七大報告中對於人民軍隊所訂下的宗旨，作為領導的指針”（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9冊，解放軍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5頁。）。1948年 10月，總政治部頒布《關於支部工作的條例（草案）》，規定“支部是軍隊中黨的組織基礎，支部委員會是全連隊的統一領導機關”（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10冊，解放軍出版社 2007年版，第 80頁。）。這兩份草案對軍隊黨組織的性質、地位、作用和組織原則等作出具體規定，重新確立了《決議》所強調的黨委制。人民軍隊依據《決議》原則恢復黨委制后，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並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論及“黨委會的工作方法”，進一步健全完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組織體系和制度規定。這對於確保“黨指揮槍”和加速推進革命戰爭勝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三）貫徹執行《決議》精神，在軍隊中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

注重發揚民主是毛澤東建黨建軍思想與實踐的鮮明特色。1928年 11月 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佣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頁。）《決議》延續這種民主傳統，強調“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間隻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毛澤東文集》第 1卷，第 106頁。），並提出具體要求：長官愛護關心士兵，士兵尊重支持長官﹔在軍團營連均設士兵委員會，代表士兵利益，參加軍隊管理，維持紅軍紀律，監督軍隊經濟，作群眾運動和士兵政治教育等。彭德懷指出：“軍隊中的民主制度是毛主席在古田會議已確定了的，古田決議解決了中國建軍、建黨的許多問題，如反對唯心論，提倡實事求是，反對肉刑等，都是已解決了的。”（《彭德懷軍事文選》，第 285頁。）隨著《決議》在解放戰爭時期深入貫徹，軍隊民主傳統得到恢復和發揚。晉冀魯豫軍區第六縱隊，曾因作戰較差和群眾工作不好背過很重的包袱。1946年 7月全面內戰爆發后，該縱隊“響應中央局的指示和號召，把毛主席的群眾路線和領導方法，古田會議的精神貫徹到軍隊工作中的各方面去”（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8冊，第 523頁。），每次均圓滿完成任務，創立巨大戰功，多次獲得軍區嘉獎，在提高戰斗力和工作各方面均取得飛躍進步。王克勤運動就是該縱隊貫徹古田會議精神、實行群眾路線所創造發展起來的。“其他兵團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領導方法和古田會議精神的執行，在工作中也有很大成績。”“這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新方向，這是政治工作上的重大改革，這是古田會議精神之恢復，這是我黨整風和七次代表大會的成績。”（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8冊，第 526頁。）

《決議》中所蘊含和倡導的發揚民主和注意走群眾路線的思想和要求，在部隊建設和提高戰斗力中發揮著重大作用。1948年 1月 28日，毛澤東批轉中共中央華東局報告時指出：“在一切官兵關系惡劣、紀律不好、戰斗力薄弱之部隊，應採取渤海整軍經驗，組織士兵委員會，放手發動士兵群眾的民主運動，隻有益處，沒有害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4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8頁。）1月 30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黨內指示《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中指出：“部隊內部政治工作方針，是放手發動士兵群眾、指揮員和一切工作人員，通過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運動，達到政治上高度團結、生活上獲得改善、軍事上提高技術和戰術的三大目的。”（《毛澤東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75頁。）3月8日，中共中央頒布《關於在部隊中試驗組織士兵委員會的指示》，認為新式整軍運動成績極大，各戰略單位都是有領導地有計劃地有秩序地在進行。“為鞏固和發揚這一成績，現在確實需要將這一民主精神的新運動轉為部隊中集中領導下的經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軍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上規定了的士兵會的組織，似較適宜。”（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9冊，第 416頁。）按照古田會議精神，解放戰爭時期各部隊陸續恢復士兵委員會，特別是廣泛開展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探索創造新式整軍運動、立功運動、團結互助運動等生動活潑、卓有成效的新的民主形式。這些措施對於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干部戰士的積極性、創造性，促進部隊的集中統一，提高部隊戰斗力，從而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鑒古知今，照亮前行之路。新中國成立前《決議》的傳播史，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宏闊歷史。認清這一歷史，有

利於進一步深化對《決議》在特定時期發揮的歷史作用的認識。《決議》所明確的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所彰顯的勇於批判、實事求是風格，所蘊含的團結一致、勇擔重任精神，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紅色基因和制勝密碼。新時代新征程，新使命新擔當，我們必須恪守古田會議確立的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繼承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軍隊政治工作，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提供堅強政治保証。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啟示，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

﹝作者馮憲書，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上海 200433 ﹞ 

原載：《黨的文獻》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