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廣東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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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習仲勛是廣東改革開放的主要開創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1978年4月，習仲勛南下主政廣東，先后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豐富的革命經驗、巨大的改革勇氣和忘我的奉獻精神，帶領廣東人民解放思想、大膽實踐、開拓創新、奮力改革。習仲勛是廣東改革開放的主要開創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使得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和戰略要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形成作出重大貢獻。

彈指一揮間，習仲勛同志履政廣東已逾40年，習老在深圳蘭園親手栽培的榕樹現已亭亭如蓋，廣東也經歷了滄海桑田般的巨變，正可謂南國春滿物華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揚帆起航，成為全球矚目的經濟明星﹔深圳市的經濟總量超過香港，一躍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排名第一的城市，具備成為世界創新中心的潛力。習老當年以心血、魄力和智慧耕耘的廣東，已綻放出絢爛的改革之花。

一、老驥伏櫪，歷史再次選擇習仲勛

習仲勛主政廣東的經歷是他全部革命生涯的一部分，是他所走的革命道路當中的一段光輝歷程。

習仲勛早年投身革命，21歲擔任陝甘邊區領導人。1935年，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到達陝北后，對其留下了深刻印象，將他作為重點后備干部培養，親自安排他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后，習仲勛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他是各大分局中最年輕的書記。毛澤東說：“要選擇一位年輕的同志擔任西北局書記，就是習仲勛，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美國旅華學者李敦白回憶說：“他走到哪裡，好像每一個村庄都有認識的人，他碰到這個人說，你婆姨的病好了沒有，碰到那個人說，你爸爸的腰疼好了沒有。”

習仲勛很早就在陝北領導根據地經濟建設，開展了土地、貨幣、貿易等重要的地方經濟改革，活躍了特區經濟，得到黨中央的高度認可。在這個過程中習仲勛積累了豐富的經濟管理經驗，形成了重視調研、依靠群眾和尊重科學的經濟工作方法，為他以后在廣東推進改革開放、創建經濟特區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經驗借鑒。

自1962年，習仲勛兩次下放洛陽工廠勞動改造，遭到各種審查，離開領導崗位長達16年之久，但他始終保持一顆初心，從未氣餒，為復出工作、服務人民時刻准備著。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習仲勛於1978年2月迎來平反。考慮到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經葉劍英提議，黨中央決定派習仲勛這位資格老、威望高、從政經驗豐富的領導，南下廣東主持日常工作。1978年4月，65歲的習仲勛辭別家人前往廣東赴任，再次挑起歷史賦予的重擔。

二、先聲奪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

習仲勛擁有豐富的革命經驗，深刻洞悉思想是行動的指南。他履新廣東時敏銳地注意到，“在我們干部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的情況，確實是存在的……不解放思想，……什麼事都干不成”。習仲勛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任后迅速領導全省開展了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親自主持和推動廣東各條戰線撥亂反正，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錯案，極大地促進了干部群眾的思想解放，為廣東啟動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習仲勛抓平反冤假錯案從不回避矛盾，每個案件一抓到底。習仲勛處理的一件比較典型的案子是海陸豐黃秀文案。黃一成（曾用名黃依農、黃三知等）、黃秀文父子是當年與彭湃一起搞農運、干革命、的親密戰友，黃秀文曾在彭湃領導下擔任中共南塘區委書記。他的父親黃一成、奶奶林心貽都是意志十分堅定的老革命，這個革命家庭為我黨的革命事業作出很大貢獻。黃秀文在“文革”期間被誣陷為“彭湃反黨集團”成員並被逮捕。

1967年4月，黃秀文借就醫的機會逃離廣東來到北京，向聶榮臻元帥匯報了海陸豐“反彭湃”和他自己受冤情況，聶帥大為震驚，表示要解決好此事，但海陸豐極左勢力不但沒有收斂，對彭湃的批判和對黃秀文的批斗愈演愈烈。

1973年，黃秀文再次逃到北京，在聶帥辦公室的幫助下，到中南海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對黃秀文印象非常深刻。1927年10月南昌起義失敗之后，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人轉移到海陸豐。周恩來身患瘧疾，連日高燒，處於半昏迷狀態，一直住在黃家，是黃一成、黃秀文父子每天背著周恩來去找郎中看病。周恩來病愈后，黃秀文等人用漁船將周恩來、葉挺、聶榮臻、楊石魂等搖渡護送到香港。

周總理向黃秀文深情地回憶起他與黃家的革命淵源，他說：你的父親一成同志是我的老部下，是我們黨特科事業早期締造者之一，我十分想念他。他為人直爽，武功高強，做多說少。他不僅是我黨的一匹好“響馬”，跑遍東西南北，也是我個人聯系四方的交通好手，他還為我黨培訓了一批又一批會武術的無名勇士，哪裡有需要哪裡就有他的身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成同志在西北咸陽華興武術館，在李特生等同志幫助下訓練了一批娃娃義勇士，為“兩當兵變”和抗日救亡輸送了許多革命的血液。一成同志滿口閩南口音，熟悉閩粵兩地的情況，革命斗爭經驗十分豐富。他在閩西閩南與我的天津學友陳展如等同志為南下大軍組織了很多醫藥和救護人員，在閩西也訓練了一大批青少年勇士，在運醫送藥期間，幫助隊長黃德彪同志擊敗了一次又一次縣鄉團圍攻，保障了醫藥救護這條生命線。他在上海協同項與年同志消滅當年破壞地下組織的叛徒白鑫等人，居功甚偉。

周總理還說，我提前派你父親黃一成到海陸豐，也是准備個后路，讓他在那裡接觸、聯系地下工作者，為疏散、接應黨的核心力量做好各種准備。他做得很好，不僅救了我，也救了千千萬萬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一成后來在特科戰線上工作的事情榮臻最清楚，他在策反黃百韜的過程中被國民黨陷害，引起一些誤會。毛主席了解實情后也給他平了反，在五七年親筆給一成同志簽發了一張烈士証並交給江青同志保存。周總理又問道，你的奶奶林心貽伯母為我黨解放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后來在革命中失蹤了，找到她的下落了嗎？

周總理得知林心貽仍杳無音訊、不知所蹤后，表示十分痛心。他說，你們一家投身革命、獻身革命，從辛亥革命干到人民解放，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周總理當場親批了字條交給葉劍英，要求查辦海陸豐的案情。黃秀文感謝周總理對黃家的高度評價和親切關心，表示堅定相信黨、相信組織，並帶著這種信念回到廣東。由於歷史原因，這一等就是五年。

1978年春，黃秀文終於等到了習仲勛。習仲勛到任后，高度重視黃秀文案和與之緊密聯系的彭湃案，多次聽取關於該案的專項匯報，經過徹查，掌握大量証據和事實，決定嚴肅處理涉案違法亂紀之人。1979年1月，廣東省委對海陸豐反彭湃烈士和黃秀文同志事件作了定性，認為這是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至此，彭湃案得以昭雪，黃秀文被平反。此案是習仲勛下力氣解決的一樁具有深遠影響的冤假錯案，對全國其他地區處理冤假錯案發揮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習仲勛還處理了李一哲案、庄辛辛案、廣東“地方主義”案等重要案件，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鏘雲、朱光、周小舟、鄧文釗、馮燊、饒彰風等人平反。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先后有20多萬人得到平反，有助於廣東迅速走出“文革”陰影，使得我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煥然一新，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做了重要鋪墊。

三、敢為人先，率先開啟改革開放

習仲勛勇於改革、勇於創新、勇於擔當，將廣東打造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領 頭羊。

習仲勛認為改革應該搞試點，提出改革應“先搞試點，而不是一哄而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應根據省的特點來搞”。習仲勛清楚，廣東臨近港澳、華僑眾多，開展外貿出口工業，發展外向型經濟，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他認為“廣東要從全國的大局出發”，在改革當中先走一步。他果斷向中央“要權”。他認為，先走一步要有先走一步的條件，改革要有改革的樣子，不能有太多條條框框的限制。1979年4月，習仲勛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提出：“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在四個現代化中先走一步”，“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余地”，准備在深圳、珠海、汕頭辦“貿易合作區”。這些請求得到了黨中央的支持。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這些舉措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制定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

習仲勛認為廣東改革的步伐應該要大。他指出，廣東的改革“現在不是搞不搞的問題，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腳女人走路”。對於改革，他十分有緊迫感。他說，“如果我們不解放思想，不敢大膽創新，不抓住時機、發憤圖強、艱苦奮斗，就肯定要落在先進省市區的后面，‘先行一步’也將成為空話”。他十分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支持地方勇於創新、闖出新路。他表示“要大力支持下面的創新精神，要尊重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實踐經驗”，評價“清遠經驗就是闖出來的”。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改革的步子邁得很大，招商引資、價格和商品流通體制改革、外貿體制改革、干部“走出去”等都走在全國最前列。習仲勛大刀闊斧搞改革的同時也十分嚴謹細致，盡量避免改革的風險，他表示“即使大改革也必須從小改小革做起，這也算是我們的一條經驗吧”。

四、殫精竭慮，一往情深心系廣東

習仲勛主政廣東取得非凡的成就，與他嘔心瀝血、忘我工作是分不開的。他花甲之年從北京飛往廣州赴任，一下飛機就從機場直接到了廣東省黨代會的會場，馬上投入緊張的工作。經常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每天隻睡四五個小時的覺。他深情地說：“時間不多了，我要用一天的時間干兩天的工作。”習仲勛領導下的廣東能夠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與他注重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大興調研是分不開的。他常說：“長期待在機關裡，不下去，就無法了解實際情況。”他說到做到，足跡遍及南粵大地的山山水水，有“粵東之行”“粵西粵北之行”“海南之行”。他曾冒著酷暑，爬山越嶺，到梅縣、汕頭、惠陽“東三區”21個市縣考察長達一個月。他每到一處，都要深入最基層，了解最真實的情況，傾聽群眾呼聲、汲取群眾智慧，從不浮於表面。他調研“偷渡外逃”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隻有通過發展經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習仲勛始終心系群眾、聯系群眾、依靠群眾、服務群眾。他明確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們黨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一心一意地為人民服務，才會有力量，才會有辦法”，“什麼時候我們拋棄了群眾路線，什麼時候我們脫離了群眾，什麼時候我們的事業就要失敗”。無論什麼時候，習仲勛心中所想的都是萬家燈火、百姓生活。他但凡收到群眾來信，工作再忙，都會親自閱處，過問解決信中反映的問題，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

到中央工作后，習仲勛仍一如既往地關心廣東的發展、牽挂南粵人民的冷暖，並通過各種途徑給予指導和鼓勵。他后來深情地說道：“現在我退居二線了，就要在深圳住下去，在深圳恢復我的健康。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他退休之后仍十分關注革命老區的發展，關心被平反干部后代的生活，經常外出考察，撰寫調研報告，不時向中央交個稿，把地方上的困難和自己的思考匯報給中央。直到晚年，習仲勛一直守望著廣東，守望這塊他付出無數心血的南粵大地。

（原文刊載於《百年潮》2019年第9期﹔作者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