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1949年劉少奇秘密訪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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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年 6月至 8月，劉少奇率團秘密訪問蘇聯。這次出訪的目的，一是向斯大林介紹中國革命形勢、斗爭經驗和新中國的籌建情況，同聯共（布）中央直接交換意見﹔二是取得蘇聯對新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三是消弭中蘇兩黨之間的一些隔閡，為新中國與蘇聯建交和毛澤東訪蘇作准備。在訪問中，劉少奇既有堅定的原則性，又有高度的靈活性，帶領代表團成功完成中共中央賦予的重大使命，在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贏得蘇聯承認，為新中國經濟社會建設與發展爭取寶貴支持和大量援助，為“一邊倒”外交方針的實踐創造有利條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這是當時中共在國際舞台上開展的一次出色的政黨外交，集中展現了劉少奇高超的外交藝術和科學理性處理問題的能力。

[關鍵詞 ]劉少奇﹔中蘇關系﹔新中國﹔“一邊倒”﹔政黨外交

[中圖分類號 ] D231 [文獻標識碼 ] A

1949年 6月至 8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率團秘密訪問蘇聯。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時代的結束，相關檔案、回憶錄和訪談錄陸續出版。本文擬依據相關文獻資料對 1949年劉少奇訪蘇的緣由、成果作出一些分析和評價。

一、劉少奇秘密訪蘇的緣由

1949年 4月人民解放軍攻佔南京，新中國成立在即。毛澤東、劉少奇等對建國大計、民族前途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和謀劃。同聯共（布）中央直接交換意見，取得蘇聯對新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是建立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准備工作。雖然1949年 1月底斯大林特使米高揚在西柏坡的訪問增進了兩黨的交流和了解，但米高揚“只是帶著兩個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周恩來傳（1898-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版，第 824頁。），雙方隻就相關政策性問題互換意見，諸多問題並未達成實質性共識。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代表團，去蘇聯秘密訪問。這次訪蘇的內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向斯大林介紹中國革命形勢、斗爭經驗和新中國的籌建情況。

中國革命選擇了不同於蘇聯但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國革命的勝利讓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看到了希望，而蘇聯是既感到欽佩又存在困惑。欽佩的是，中共僅憑小米加步槍竟然戰勝了飛機和大炮﹔困惑的是，中共到底循什麼路線、依什麼方式、靠什麼力量取得勝利？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將向何處發展？縱覽劉少奇訪蘇的50天，通過與斯大林的會談以及提交的報告可以看出，他始終注意闡述中國革命經驗，介紹兩國革命區別，解釋中國革命性質與實質。

7月 4日，劉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中系統介紹了中國革命形勢和新中國的籌備情況，不僅使聯共（布）對中共的大政方針有了進一步了解，同時也得到了斯大林的理解和肯定。

關於革命形勢，劉少奇指出，不論是從佔領的國土面積、解放人口的數量和大城市的數量看，還是從敵我力量對比看，“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現已在基本上取得了勝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已經是沒有疑問的了”，而且“除開軍事上的勝利而外，我們在政治上也已取得完全的勝利”。（《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頁。）他同時指出：“世界無產階級與人民民主力量，特別是蘇聯，給予中國人民的幫助，是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決定條件。”（《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冊，第 3頁。）在斗爭中，中共還取得了組織反帝民族統一戰線、土地改革、武裝斗爭以及建設馬列主義政黨等經驗，這些經驗對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很有用。

關於新中國的籌備情況和國體、政體等，劉少奇主要從五個方面作了介紹：一是准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成立聯合政府，通過共同綱領，選舉中央政府，決定國旗、國徽、國歌等。二是新中國將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三是新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形式將是“人民代表會議制”，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制既近似又有區別。四是在相當長時期內人民民主專政“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國民黨殘余勢力的矛盾和斗爭”是主要的，而專政內部各階級、黨派間的斗爭仍“處於次要的服從的地位”。五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和克服落后現象，新政權“還要和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必要的和適當的妥協與聯合”，那種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斗爭，便立即成為主要斗爭”的說法不正確，是“危險的冒險主義的政策”。（《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冊，第 4-7頁。）

劉少奇對中國革命形勢和關於新中國的介紹，深化了斯大林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了解，獲得了蘇聯方面的贊揚與肯定。斯大林在閱讀劉少奇提交的書面報告時連續批了十五個“對”字。（參見《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版，第 594頁。）在 7月 27日的會談中，斯大林還表示：“我說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成就，蘇聯人及歐洲人要向你們學習，並不是奉承你們，不是說客氣話。西歐人由於他們驕傲，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們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東方，現在又移到了中國和東亞。”“關於馬克思主義，在一般的理論方面，也許我們蘇聯人比你們知道得多一些，但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應用到實際中去，則你們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劉少奇傳》（下），第 597頁。）

（二）尋求蘇聯援助和國際支持，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爭取有力援助。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沒有國際援助，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勝利”，“中國革命也是一樣”，“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蘇聯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196、197頁。）關於蘇聯對新中國的援助問題，雙方一直在進行不間斷磋商。到劉少奇訪蘇時，雙方求援與授援意向已經基本明確，劉少奇的主要任務是具體落實援助項目，並進一步談判磋商需要繼續的長線項目。

在 7月 6日給斯大林的信中，劉少奇提出向蘇聯學習黨和國家建設經驗的希望，包括學習國家組織、經濟計劃與管理、文化教育以及黨和群眾組織機構設置和管理職能的確定﹔請蘇聯為新中國辦一所像莫斯科中山大學一樣的專門學校，派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國工作，幫助中國培養管理國家的干部﹔幫助新中國訓練海空軍干部、提供掃雷艇和打撈船隻以及海岸設防等﹔幫助解放新疆﹔中蘇通郵、通車、通海運、通航空和中蘇文化交流等問題。（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冊，第 23-27頁。）這些援助項目不僅確定得比較快，而且執行得也很迅速，為新中國的國家建設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消弭中蘇兩黨之間的一些隔閡，為新中國與蘇聯建交和毛澤東訪蘇作准備。

雖然長期以來蘇聯對於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給予同情和支持，但斯大林還是對中共了解不深，信心不足，甚至在一些問題上抱有疑慮。1948年 2月，他在同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領導人談話時曾承認：“我已經在一件這樣的事情上做錯了。這就是中國。當時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會取勝。我那時認為美國人將全力以赴扑滅中國的起義。我曾勸說毛澤東，最好是與蔣介石和解，與蔣介石建立某種聯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國代表團召到莫斯科來。代表團來了，聽取了我對他們講的一切，照中國的習慣，他們都面帶笑容，直點頭。然后走了。他們回去后，毛便開始發動一場革命大攻勢，最后取得了勝利。你們看，我也會犯錯誤。”（﹝南斯拉夫﹞愛德華·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李代軍等譯，新華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30頁。）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面臨的迫切現實問題是：新中國誕生后如何迅速與一些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獲得國際承認﹔如何防止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保障國家的安全﹔如何取得外國對新中國經濟恢復的必要援助等。在當時的國際條件下，美國已同中共處於尖銳對立狀態。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爭取蘇聯的幫助。出於對新中國前途命運的考慮和世界形勢發展的判斷，在對兩黨關系全面分析梳理的基礎上，中共認為，雖然蘇方有一些疑慮，但不佔主流，隻要方法得當，最大限度排障解難、釋疑除慮是有可能的。

劉少奇於新中國成立前夕秘密訪蘇，是中共綜合分析形勢后著眼長遠和全局審慎採取的一個重大外交步驟。劉少奇在訪問中增信釋疑，強調新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與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站在一道。他還轉達了毛澤東希望在中蘇建交后公開訪問蘇聯的意向。斯大林則在 7月 11日晚中蘇雙方舉行的正式會談中表示：“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立即就承認你們。”（《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冊，第 33頁。）他還說：中國政府成立，兩國關系建立后，毛澤東就可以來，如果毛澤東還不便來，蘇聯可以派代表團到中國去。（ 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冊，第 34頁。）

在雙方第一次會談后的第三天，即 1949年6月 30日，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表示，蘇聯“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新中國將“倒向社會主義一邊”。（《毛澤東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481、1473頁。）

二、劉少奇秘密訪蘇的成果

劉少奇成功訪蘇，在增進中蘇兩黨了解，推動化解兩黨存在的一些隔閡，贏得蘇聯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支持等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果。

（一）取得蘇聯和斯大林的支持，為新中國經濟建設和國際地位提升等提供了助力。

由於中蘇兩黨關系的深化和發展，斯大林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和蘇聯國家戰略利益考慮，對劉少奇在訪問中提出的援助請求，給予了支持和幫助，並對一些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

政治上，劉少奇對新中國國體、政體等的謹慎闡釋得到了斯大林的理解和支持，這增強了中共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信心與決心。其一，斯大林不僅認為新中國選擇的國體是對的，而且認為在地方政府服從中央政府條件下不實行過分的中央集權也是對的，但需注意發生分裂的可能。（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冊，第 33頁。）其二，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東歐的資產階級不一樣，斯大林認為，中共同民族資產階級開展合作並吸收他們參加政府是正確的。（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冊，第 31頁。）其三，在新中國成立的問題上，富有國際斗爭經驗的斯大林提醒中共要抓住時機，盡快成立政府。“國家不可長時期無政府”，“否則外國可能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干涉，甚至聯合干涉，那樣就被動了”。（師哲：《米高揚來華與劉少奇訪蘇》，《國際新聞界》1993年第 1期。）中共認真聽取了斯大林的建議。

經濟上，蘇聯決定按照 1%的年利率向中共提供 3億美元貸款。這筆貸款在當時是非常可觀的，“兩黨之間類似這樣的協議在歷史上尚屬首次”。對於 1%的年利率，斯大林解釋道：“這是因為中國的情況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在西方民主國家那裡沒有戰爭，經濟也比較穩固﹔而中國還在進行戰爭，經濟持續惡化。因此，對中國應當按照更優惠的條件提供大量援助。”關於專家援助，斯大林答應了中共提出的急需項目幫助和專家支援的請求。他還明確指出，“如果發現我國專家中的個別人有不良行為，請你們通知我們……我們不容許蘇聯專家對待中國專家和中國人民採取傲慢和輕視的態度”，並要求給蘇聯專家擬定一個條例，“使他們不致得罪中國專家”。（《關於劉少奇訪蘇的俄國檔案文獻》，《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 2期。）在待遇上，他要求蘇聯專家領取和中國同等工程師一樣的薪資。

軍事上，海軍方面，斯大林表示，“中國應當有自己的艦隊。我們准備幫助你們建立艦隊”。空軍方面，斯大林答應幫助中國建立飛機裝配修理工廠，向中共提供“最新型的殲擊機”等。在解放新疆問題上，斯大林認為中共不應拖延進軍時間，否則會引起英國人的干涉。（參見《關於劉少奇訪蘇的俄國檔案文獻》，《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 2期。）

文化教育上，斯大林同意派出費辛科和菲裡波夫兩位專家協助中方建立一所像莫斯科中山大學一樣的學校。這所學校就是后來的中國人民大學，於 1950年 10月在北京舉行開學典禮，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和管理干部。斯大林還同意了劉少奇提出的關於加強中蘇文化聯系的請求，並讓有關部門接洽討論，逐步實施。（參見﹝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陳春華等譯，新華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20頁。）

在會談中，劉少奇對斯大林給予的幫助表示感謝。他說：“這些幫助體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各個方面。並感謝向中國提供的異常優惠的條件，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關於劉少奇訪蘇的俄國檔案文獻》，《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 2期。）上述援助項目的落實，對新中國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盡快恢復國民經濟，提升軍事實力和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穩定，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為新中國“一邊倒”外交方針的實踐創造了有利條件。

根據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出於維護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安全考慮，中共在謀劃未來新中國的對外關系時，把同蘇聯的關系置於重要地位，並逐漸形成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一是在兩大陣營對立局勢下，不允許新政權採取中立或“騎牆”態度。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472-1473頁。)。二是中共和聯共（布）都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有著共同的信仰和事業，長期以來蘇聯對於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給予同情和支持，所以中共認為：“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隻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475頁。)，中蘇“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6冊，第 197頁。）。三是此時美國已同中共處於尖銳對立狀態，不僅拒不承認中共的合法性，而且在遠東推行遏制中國政策。出於對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警惕，應當把同蘇聯的友誼通過法律或條約的形式確定下來，這樣“帝國主義者如果准備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請好了一個幫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32頁。）。

劉少奇訪蘇是中共“一邊倒”外交方針在行動上的表現。在訪蘇期間，劉少奇不僅和斯大林進行了深入溝通，還帶領代表團的同志進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比如與蘇聯同志進行座談等。這些舉動傳遞了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對蘇聯友好的外交信號，在實踐上深化了中蘇兩黨的關系。

劉少奇訪蘇解決了一系列先期問題，為其后中蘇兩國關系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1950年 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劉少奇在慶祝宴會上指出：“這個條約及其他協定的簽訂，使我們中國有了自己的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偉大的同盟國，從而就鞏固了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勝利，使中國被破壞很嚴重的人民經濟將很快地恢復與發展起來，同時，也極大地加強了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因而增加了遠東和平與世界普遍安全的保障。”（《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冊，第 511頁。）

需要明確的是，“一邊倒”是指國際戰略態勢上的“一邊倒”，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為前提的，而決不是放棄獨立、處處事事都依附他國，更不是去做附屬國。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毛澤東就明確宣布：“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465頁。)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又反復強調：“我們支持蘇聯，但錯誤的東西不支持”，“我們要學習蘇聯，但首先要考慮到我們自己的經驗，以我們自己的經驗為主”。(《毛澤東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387、389頁。)這也是中共在外交政策中堅持的一條重要原則。

三、幾點認識

劉少奇 1949年對蘇聯的秘密訪問，是當時中共在國際舞台上開展的一次出色的政黨外交，成果豐碩，影響深遠。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一是中共通過持續努力，推動中國革命形勢發生根本變化，這是促使斯大林重視劉少奇的來訪，並表示支持新中國成立的根本原因。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結果，其中有許多寶貴經驗值得他國學習和借鑒。至 1949年 5月底劉少奇出訪前，解放區的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57%，解放的縣級以上城市佔全國的 51%，人民解放軍發展到 390萬人，而國民黨軍隊包括后方機關隻剩下 150萬人，其中“稍有戰斗力的”隻有 20萬人左右。在軍事上，解放戰爭已基本取得勝利。而在政治上，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陷入被動和孤立，中共則取得完勝。（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冊，第 1-2頁。）

在 1949年劉少奇與斯大林的數次會談中，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給予高度評價，贊賞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政治上的成熟”（張文和：《走出國門的領袖——劉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4頁。）。他對過去干涉中國革命進行了自我批評：“我們干擾過、妨礙過你們，我為此感到內疚。”（《伍修權同志回憶錄（之三）——外交部八年（1950.1-1958.10）》，《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 4期。）斯大林還建議中共將自己在斗爭中取得的經驗介紹給其他國家，“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擔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中國今后多擔負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因為中國革命本身和革命經驗會對它們產生較大的影響，會被它們參考和吸取”（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九州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98頁。）。

據親歷者師哲回憶：“我親眼看到，斯大林對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他從來不主動提出討論和解決哪些問題，每次會見都聚精會神地傾聽少奇的每句話，體會少奇的語意和心情，並對少奇的意見多次表示同意和贊賞。斯大林根據中方要求或願望進行商談，提出意見、建議或指出解決的辦法。並且他不准別人插手，以免橫出枝節。因而在會談中從未有過誤會或不愉快。”（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 302頁。) 斯大林之所以對中共表示尊重和欽佩，根本原因在於中共通過持續努力，推動中國革命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使中共和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同時也使他十分重視劉少奇來訪，並為訪問成功最大限度地創造條件、提供便利。

二是斯大林在與劉少奇的會談中，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提出了一些建設性意見。

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問題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寫過不少相關內容的文章。他根據蘇聯國內建設經驗向中共提供的一些參考性建議，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意義。劉少奇訪蘇期間，斯大林與他進行了多次會談，並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

比如，關於制定憲法問題，斯大林贊成中共用《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但建議新中國成立后要進行選舉並通過憲法，因為“如果現階段不制訂憲法，敵人可能向群眾說：你們沒有進行選舉，人民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產生的，是不合法的政府﹔二說你們沒有憲法，共同綱領不是全國代表通過的，你無法管理國家”（何光國：《人民公仆劉少奇》，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 345頁。）。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中共把制定憲法提上了日程。1954年 9月 20日，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有了一個重要的良好開篇。

再如，關於恢復經濟和生產建設，斯大林提出，“你們有很好的法寶，就是帝國主義要和你們做買賣”，“你們可以先和他們做買賣，再談承認問題”（張文和：《走出國門的領袖——劉少奇》，第39-40頁。），“誰不承認中國，中國在貿易上就不給它任何優惠”（﹝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第 112頁。）。在發展速度上，斯大林指出：“經濟發展有自己的規律性”，“超越階段是極其困難的”，“邁過大的步子，會把國民經濟搞亂”，造成虛假壯觀，掩蓋潛在失調和困難。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 301頁。） 經濟建設不僅需要技術條件和機器設備，還要有經驗豐富的領導、有教養的干部和熟練的工人等，這決不是口頭號召和政治動員就能解決的，所以斯大林建議發展經濟要從現實基礎做起，踏踏實實穩步前進，每一步都要建立在切實可靠的基礎之上。針對中國一窮二白的現狀，斯大林提出，可以充分利用舊社會留下來的專家和技術人員為建設服務，比較可靠和經濟的辦法是不輕易丟棄看起來落后的經濟和企業。（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 302頁。）他還建議中共要學會利用戰爭間隙大力搞好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建設國防，“要利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發展中國同各國特別是同蘇聯及東歐各國的通商貿易”（張文和：《走出國門的領袖——劉少奇》，第 39頁。） 。總之，隻要步驟方針對了，就可以加快發展步伐。斯大林同時指出，“后來居上者是合乎發展規律的，願中國人民奮力前進，趕上和超過蘇聯” （張文和：《走出國門的領袖——劉少奇》，第 35頁。），“願你們很快取得完全的、徹底的勝利！”（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 302頁。）

三是這次訪問集中展現了劉少奇高超的外交藝術和科學理性處理問題的能力。

毛澤東之所以親自點將，由劉少奇率團進行這次影響深遠的高規格訪問，一是因為他在黨內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可以代表黨中央同蘇聯高層和斯大林直接對話，有助於雙方溝通交流﹔二是因為劉少奇理論水平和黨性修養高，能力素養和組織觀念強，既有堅定的原則性，又有高度的靈活性，不僅對毛澤東思想理解深刻，熟知各項政策的來龍去脈，同時又具有高超的外交藝術和扎實的工作作風，對重大問題駕輕就熟、應答自如、規范得體﹔三是因為劉少奇此前曾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求學，后來又以中國工會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對蘇聯情況較為熟悉，便於開展工作。

劉少奇在與斯大林的交流中始終持謙虛真誠態度，溝通務實高效，並嫻熟運用外交策略妥善解決問題。他向斯大林所作的書面報告，對斯大林希望進一步了解的問題給予了恰當說明，對斯大林不願深談的問題也採取了不失原則但讓人容易接受的表述。報告不僅客觀公正、實事求是地向斯大林表明中共的立場和觀點，而且以商請的口吻進行表達，尊重和重視斯大

林及聯共（布）中央對中共的工作和政策意見，因此，斯大林感到代表團的報告十分清楚、明確，進一步增強了對中共的信任，為訪問營造了良好的氛圍。劉少奇還堅持求大同存小異的做法，帶領代表團在訪問中虛心求教、多看多學多問，從而做到有理、有利、有節，使訪問收到理想的效果。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協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 17BKS128）

﹝作者李祥，南京審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江蘇南京 211815﹞ 

原載：《黨的文獻》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