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抗戰時期華北根據地的秘密護送

吳乾

2020年01月16日08:4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摘要]抗戰時期,日軍在華北地區建立了嚴密的封鎖線,使華北根據地受到分割,給根據地的交通聯系與工作指導帶來困難。為了保証抗日人員的安全往來,中共利用秘密交通護送過路人員。中共干部是護送的主要群體,此外教育界人士、愛國學生、國際友人等也是護送對象。為保証安全,中共摸索建立了嚴密的過路措施。過路前擬定過路計劃,偵察沿線敵情,加強對過路人員組織與管理,並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積極爭取敵佔區偽軍、地主、士紳支持,為過路提供安全保障。中共通過秘密交通將抗日“火種”散播於華北大地,為抗日根據地的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支持。

[關鍵詞 ]護送﹔秘密交通﹔過路人員﹔華北根據地

[中圖分類號 ] K265.1 [文獻標識碼 ] A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在華北建立多處抗日根據地。伴隨抗日力量的不斷壯大,根據地的人員往來逐漸增多。面對日軍封鎖、“掃蕩”的殘酷環境,如何安全地秘密護送往來人員,成為中共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何以產生秘密護送的需要?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日軍向華北大舉進犯,沿平綏、平漢、津浦路發動軍事進攻,控制了重要城市及鐵路沿線。但日軍不滿足於佔領“點和線”, 1938年武漢會戰后又對華北調遣兵力,開展“肅正作戰”和“治安強化運動”,企圖消滅八路軍,扼殺抗日根據地,擴大佔據范圍。日軍一方面大規模修筑鐵路、公路和據點,形成對根據地的包圍﹔另一方面設立封鎖線,加強了對來往人員的嚴格審查,甚至“掃蕩”時嚴禁任何人員通過。如 1941年 8月,日軍對晉察冀邊區除原有封鎖線之外,又重新劃定了封鎖線進行雙重封鎖,並作出如下要求:“歷來的經濟封鎖線,繼續照常封鎖。新封鎖線除經日軍許可者外,一切人員及物資禁止通過。”(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上冊,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439頁。)

日軍的包圍和封鎖使華北根據地受到分割,給根據地的交通聯系與工作指導增加了困難。

“冀中平原的游擊戰爭,隨著敵寇反復‘掃蕩’,根據地由大塊變為無數小塊,部隊由集中到分散,形勢越來越緊張,斗爭越來越殘酷。”(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資料研究會辦公室編《冀中人民抗日斗爭資料》第 16期,1985年印,第 11頁。)有地區在工作報告中寫道:“(日軍在)山上與平地交通路的村子設據點,斷絕山地與平地交通,增加我們行動上困難。”(中央檔案館等編《華北治安強化運動》,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 258頁。) 晉察冀邊區在 1941年春還隻有 800多日軍據點,第二年已增至1460個,平均每縣有 15個以上據點。“在據點周圍與公路鐵路兩旁,有多至七層的封鎖溝與牆(主要的道溝,寬深各二丈,有一部分且引河水灌入,阻我不易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519頁。)

在嚴酷的環境下,中共盡最大努力保証根據地的生存發展,其中一條就是根據工作需要,維持人員的流動和往來。具體包括根據地之間,根據地與淪陷區、前線之間的人員選派調任、學習培訓、信息傳遞等。如 1939年 9月,中央指示北方局、冀察晉分局、山東分局、120師,“在敵佔區,特別是鐵路線與大城市,應建立短小精悍的絕對可靠的黨的組織,分局與區黨委應專門培養一些這樣干部,派出去做此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77頁。)。 10月,中央又對冀中工作作出指示,“提議由分局從晉察冀方面抽調一些中下級軍政干部及黨的干部到冀中去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2冊,第 188頁。)。還有諸如華中等地向延安派遣干部,需要經過華北根據地。“干部來延路線,主要須經華北各根據地護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2年版,第 7頁。)。冀魯豫交通局“護送不少過往的干部到山東、華中、華南等根據地”,也有“不少干部到北方局、到延安參加會議或去學習和工作”。(郵電部華北地區交通郵政史料整理小組冀魯豫組編《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交通郵政專輯》(一),貴州新華印刷廠 1989年印,第 117頁。)黨的領導人劉少奇、陳毅等就曾因參加會議往返於根據地與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之間。

這些人員的往來,需經過日軍設置的多個封鎖線。為了加強掩護,保証沿途的安全,中央決定建立根據地的秘密交通。 1942年 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建立各根據地秘密交通指示》,“為著保証將中央與各根據地的文件及干部能迅速而安全的互相傳送”,“所有各個根據地之間,必須同時建立通過敵人封鎖線的秘密交通路線”。(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晉察冀邊區卷》,人民郵電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0頁。)秘密交通承擔著護送過路人員的重要任務,是中共應對日軍封鎖的重要舉措。

二、過路人員都有哪些?

通過封鎖線的過路人員眾多,具體包括以下幾類:

一是中共的干部。這是過路人員的主體。在戰爭環境下,各地區轉送干部涵蓋黨政軍各系統。許多中共領導人都曾通過護送到達目的地。劉少奇、陳毅、朱瑞、楊勇、蘇振華等曾利用冀魯豫軍區沙區辦事處建立的兩條秘密交通線安全通過平漢路。(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晉冀魯豫邊區卷》,人民郵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5頁。)鄧小平、聶榮臻、彭真、徐向前、羅榮桓、薄一波以及一些七大代表曾從晉綏交通線安全到達陝甘寧。(參見內蒙古自治區郵電管理局晉綏邊區交通郵政史料整理小組編《內蒙古郵電史志資料選輯 第七輯 晉綏邊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專輯》,內蒙古郵電印刷廠 1989年印,第 23頁。)彭德懷、劉伯承一行經太行去延安時,曾由太行二分區和晉綏八分區交通隊共同護送。此外,過路人員還有一般干部和地下黨。1945年 8月 15日,冀中九分區津南武交隊護送津南縣民政科長和銀行行長過路,這二人為縣級以下干部。(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冀中區卷》,人民郵電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54頁。)1941年 9月,平津唐點線工作委員會遭到破壞后,北平部分地下黨成員通過秘密交通線返回根據地。(參見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平津唐點線委員會》,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8年版,第90-92頁。)

二是教育界、文化界人士以及愛國學生。平津是華北地區的文化中心,也是中共城市工作的重心之一。中共建立了平津通達華北根據地的秘密交通線,向根據地輸送教育界、文化界的抗日人士和愛國學生。燕京大學教授董魯安、崔毓麟和輔仁大學教授王西徵與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系后,於 1942年冬由北平經保(定)滿(城)交通線到達晉察冀邊區。(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晉察冀邊區卷》,第 17頁。)眾多愛國學生也是通過定、易、淶交通線來到根據地,如 1945年定興易上交通站將五六十名平津學生送往根據地。(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晉察冀邊區卷》,第 381頁。)

三是外國反戰同盟成員、朝鮮義勇軍、日朝起義人員及支持中國抗戰的外國友人。 1943年初,反戰同盟冀魯豫支部書記水野靖夫由安陽北地下交通護送到太行。(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晉冀魯豫邊區卷》,第 32頁。) 1942年下半年,朝鮮義勇軍武廷、鄭律成由延安到麻田,經軍隊護送經過封鎖線。(參見郵電部華北地區交通郵政史料整理小組編《華北交通郵政史料選編(1937-1949)》第 16輯,1989年印,第 60頁。)1944年夏,平南地區交通員跨過北寧鐵路,與冀東十四分區建立交通聯系,日朝起義人員多次經過這條秘密交通線從東北去延安。(參見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資料研究會辦公室編《冀中人民抗日斗爭資料》第 15期,1985年印,第 140頁。)奧地利醫學家弗萊和曾在燕京大學任教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夫婦經過平西轉往晉察冀軍區和延安。(參見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平津唐點線委員會》,第 60頁。)林邁可后多次通過交通線進入根據地。

四是被沖散的人員、傷病員。日軍反復“掃蕩”造成根據地被分割封鎖,尤其 1942年“五一大掃蕩”將冀中抗日軍民沖散。 1942年 8月,中共建立以安平報子營為中心的東西兩條秘密交通線,負責尋找分散活動的干部,一年內護送干部大約 2000人。(參見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資料研究會辦公室編《冀中人民抗日斗爭資料》第 42期,1986年印,第 123-124頁。) 1942年 7月冀中軍區衛生部建立由安平到路西的秘密交通線,兩年間護送反“掃蕩”中大量傷病員等 3000余人次。(參見劉樹仁主編《晉察冀邊區交通史》,人民日報出版社 1995年版,第 74頁。)

五是抗屬、干部家屬。“冀中子弟兵母親李杏閣去邊區參加英模會”(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冀中區卷》,第 167頁。) ,交通員與李杏閣化裝成走親的通過關卡。 1943年中共晉察冀分局採取分段接力的方法,將一批 12至 17歲間的干部子女轉移至延安。(參見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等編《中共山西黨內交通歷史資料選編》,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第 422423頁。)

三、如何進行過路准備?

制定護送方案,做好預案,防止出現意外。 1942年劉少奇通過冀魯豫安陽敵佔區時,對可能發生被偽軍扣留的情況,准備了三套“軟硬兼施”的應對方案:第一,派出代表與偽軍談判,講明道理,曉以大義。第二,施以物質利益的疏通。當地偽軍都是土匪出身,從事綁票隻為追求金錢,可以通過金錢打動偽軍。在上述兩個辦法失效的情況下,隻能採取強硬的第三條方案,即派遣軍隊抓捕敵偽的家屬,交換人質。(參見郵電部華北地區交通郵政史料整理小組冀魯豫組編《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交通郵政專輯》(一),第 111頁。)制定護送的預備方案,是為保証過路人員的安全。曾在八路軍駐臨汾總兵站工作的楊毓賢、丁江回憶:“為了安全可靠,八路軍的交通隊在護送重要領導干部前,都要認真做好周密的計劃和准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后勤工作回憶史料1》,解放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44頁。)1945年 6月,鄧小平通過平漢路封鎖線時,冀魯豫軍區沙區辦事處主任王樂亭和沙區辦事處交通科長馬賽也制定了行動方案,並對沿路幾個重點地段作了多種設想。(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冀魯豫區卷》,人民郵電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30頁。)

偵察過路地區的敵情,確保路途萬無一失。護送過路人員前,偵察人員會提前將日偽的封鎖情況摸排清楚,尤其是鐵路沿線,要把日軍的巡查時間、次數全部一一掌握,以利於安排過路時間。比如有的地區夜間每隔 2小時,鐵甲車沿路巡查一次。裝甲汽車每 30分鐘巡查一次,有可疑情況時, 5至 10分鐘巡查一次。(參見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一二〇師戰斗在冀中》,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7年版,第 87-88頁。)“交通員多數是當地人,路途熟,情況明,能巧妙地避開敵人的據點、碉堡、封鎖線,順利通過敵佔區。”(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局編《黨內交通史料選編》第 2輯,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局 1981年版,第 101頁。)劉少奇從山東進入晉冀魯豫邊區之前,山東分局派出兩名交通員偵察山東田黃至晉冀魯豫邊區夏鎮的交通線情況及敵偽活動情況,重點是夏鎮和微山湖渡口。(參見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局編《黨內交通史料選編》第 2輯,第 127-128頁。) 冀南三分區武裝交通隊負責人路國明擔任護送任務時,一般首先帶領一名交通員通過交通線,探明過路情況,並通知沿路交通站做好准備工作。之后到鐵路沿線查看日偽活動情況及規律,估算夜間到各站的時間,聯系沿路的內線,通知過路時間和暗號。(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冀南區卷》,人民郵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56-257頁。)為防止出現意外,交通員甚至要提前演習一遍。直南地委交通科科長侯治安護送直南地委的干部家屬時,需要通過高堡的封鎖線。由於侯家“距離高堡 5裡,熟人多”,所以“事先親自走了一遍做了安排”。(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冀魯豫區卷》,第 299-300頁。)

化裝改變原有裝束容貌,以另一種“身份”過路。在諸多身份中,教授、商人、農民等是利用較多的身份。 1942年 9月,劉少奇就是以“濟南大學教授”的身份為掩護,通過平漢路。(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冀魯豫區卷》,第 178頁。)1945年 6月,鄧小平夫婦通過冀魯豫與太行的秘密交通線之前,鄧小平化裝為一上流社會的紳士,頭戴禮帽,身穿細布長衫,腳穿皮鞋。卓琳著男裝,穿一身對襟細布中式上衣,作為鄧小平的隨從。(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冀魯豫區卷》,第 230頁。)如果是需要穿越多條封鎖線的長途路線,過路人員則要改換多種身份。 1944年初,陳毅在通過華北不同地區時,分別扮作了富商、紳士和重病的老百姓。(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冀魯豫區卷》,第 240-241頁﹔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等編《中共山西黨內交通歷史資料選編》,第 323-324頁。)“農民”身份是最為普通,同時也是最為隱蔽的一種掩護方式,也有外國人扮為“農民”通過封鎖線的。1938年林邁可由路西返回冀中,晚上過路未成功,於是白天穿上借來的中國農民的衣服,兩位護送人員也改穿同樣的衣服,順利通過平漢路。(參見林邁可:《八路軍抗日根據地見聞錄——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歷的記述》,楊重光、郝平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87年版,第 33頁。)白天通過封鎖線時,“偽軍”身份也是可以利用的。 1945年夏,沙區交通人員護送黨校的一部分女同志時,“准備一批時髦的女人服裝,將她們打扮起來,護送的交通員一律化裝成偽軍,公開帶上武器”(郵電部華北地區交通郵政史料整理小組冀魯豫組編《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交通郵政專輯》(一),第174頁。),通過封鎖線。有時過路人員與護送人員約定為親屬關系通過封鎖線。冀中后方醫院的護送人員安芝蘭與衛生學校的段惠軒扮為父女,通過敵偽碉堡。(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冀中區卷》,第 344頁。)過路干部的“身份”轉換以及服裝遵從交通站的指導,過路前后替換的衣物用品等必須交還交通站,不得隨意買賣或私自送人。( 參見《(晉綏分局 社會、公安、武裝、軍事)林楓、方臨關於地下關系、秘密工作的指示電稿》(1943年),山西省檔案館藏,A21-05-118。)過路干部換上衣服到達另一地區時,便穿上這一地區過路干部換下的衣服,以輪流換穿。(參見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等編《中共山西黨內交通歷史資料選編》,第 88頁。)

准備應付日偽的“口供”和暗語。由於過路時會經常遇到敵人的盤問,甚至遭遇被捕,因此,過路人員一般會先准備一份“假口供”,以應付日偽。《干部通過敵佔區的交通秘密條例》要求“過路干部須預先准備適合自己身份之口供以便應付欺騙敵偽,萬一發生危機時,不得牽連護送人及敵佔區任何關系”(《(晉綏分局 社會、公安、武裝、軍事)林楓、方臨關於地下關系、秘密工作的指示電稿》(1943年),山西省檔案館藏,A21-05-118。)。甚至“連敵人盤問時或被捕后怎麼說,事先都統一了口徑”(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冀南區卷》,人民郵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47頁。)。為迷惑敵人,交通員與過路干部還事先約定暗語,以便順利通過封鎖線。 1942年,冀南區五地委交通科長李建北護送冀南五地委的干部到太行學習時,就約定了路上遇到情況的幾種暗語。過路時李建北走在前面,遇有情況說“請先生的”,后面的人隨即停住。遇到敵人說“給爹請先生”,后面的人即隱藏起來﹔暗語為“給娘請先生”就是遇到了自己人。(參見郵電部華北地區交通郵政史料整理小組編《華北交通郵政史料選編(1937-1949)》第 15輯,1989年印,第 29頁。)

四、怎樣對過路人員進行組織和管理?

由交通員擔任過封鎖線的組織者與指揮者。交通員熟悉交通路線,掌握日偽封鎖情況,干部無論職位高低,在過路時均應“服從交通組織的指揮,尊重交通人員的意見”(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等編《中共山西黨內交通歷史資料選編》,第 87頁。) 。中共領導人在這一點上發揮了帶頭作用。劉少奇返回延安經過晉中時,由平介縣委武裝交通隊負責護送任務,過路前,劉少奇兩次對護送人員表達由交通員布置過路的一切,完全聽從交通員的安排。(參見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等編《中共山西黨內交通歷史資料選編》,第 331-332頁。)

分組管理過路人員。將來往人員分成小組是為了有效管理,組織有序。北方局對此有明確指示:“凡來往(人員)一進到交通組織時,即應組織起來,編成若干班或組,並選出負責人。”(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等編《中共山西黨內交通歷史資料選編》,第 87頁。)《北方局交通科工作條例》對派出的大批干部規定:“按其人員多少,加以組織,選隊長、支書、經濟委員等。”(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晉察冀邊區卷》,第 137頁。) “五一大掃蕩”后,冀中交通部門在護送人數較多時,“按照男女和體質強弱搭配好,分為若干組,指定一名組長,途中互相照顧”(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冀中區卷》,第 193頁。)。玉皇庄交通站“把所有被護送的干部按年齡、性別、身體條件編若干小組,每組三 —五人,指定組長,並組織好組內互助,不管什麼干部都要聽從統一指揮”(郵電部華北地區交通郵政史料整理小組編《華北交通郵政史料選編(1937-1949)》第 16輯,第 55頁。)。

護送人員和過路人員需遵守交通紀律。 1937年 5月 2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制定的《保守黨內秘密條例》規定“不應該到處打聽你在工作上無需知道的事”(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 黨內秘密文件》(下),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06頁。) 。作為秘密工作,護送過路干部亦有相應的紀律要求。護送人員不得問過路人員單位、姓名、職務、去向等。過路人員“應保守秘密,不許向群眾及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行動,在敵佔區不許自由行動,不許自由托人買東西,及不許隨便接近敵佔區的群眾(隻許與所住的一家群眾發生關系),遵守行軍紀律(特別是在敵佔區夜行軍時)”(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等編《中共山西黨內交通歷史資料選編》,第 87頁。)。冀中七地委專門制定了《秘交站的守則與紀律》,其中護送人員的紀律有 7條,對護送時間、地點、接頭等方面作出規定﹔過路人員的紀律有 8條,對過路人員在經過地的行為作出規定,譬如為保証安全,要求過路人員“在各站居住時,不准在站內休息,更不准隨便出門上街亂串”(《冀中七地委交通部十二月份會議關於轉變交通工作重點的決定與兩個月的工作布置》(1943年 12月),河北省檔案館藏,008-01-048-001。)。通過對護送人員與過路人員的紀律約束,更好地保証了人員安全。

五、如何爭取各方支持?

爭取偽軍為秘密交通提供幫助。中共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積極爭取一切能爭取的力量抗日,其中包括敵佔區的偽軍。通過與偽軍建立關系,護送過路人員通過封鎖線。對偽軍上層軍官,中共首先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上進行說服教育。比如,為保証沙區至太行的交通得到掩護, 1940年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任黃敬向時為偽軍的王自全陳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希望他站在抗日的立場上,為抗戰作貢獻。(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冀魯豫區卷》,第 247頁。)有時也會用傳統社會的“結盟”形式爭取偽軍。冀南軍分區司令員桂干生與魏縣郝村的偽軍李成華結為“盟兄弟”,雙方建立聯系,並通過李成華牽頭與王自全談判,達成秘密協定,在王自全轄區內建立交通站,八路軍通過時,王自全負責護送。(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冀南區卷》,第 250頁。)不過在結拜兄弟等結交社會關系和發展社會關系前,必須事先向組織請示,經過批准。(參見郵電部華北地區交通郵政史料整理小組冀魯豫組編《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交通郵政專輯》(一),第 157頁。)對偽軍中的下層,中共同樣做了不少工作。僅依靠金錢收買所建立的關系不牢固、不可靠,因此還需通過感情互動增進關系。沙區辦事處將一支德造 20響駁殼槍送給了王自全,並對掩護、護送的偽軍護兵、馬弁,秘密開一份餉,“每人每月折合 45斤小米的錢”(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冀魯豫區卷》,第 177頁。) 。年節時,還以辦事處的名義送給對方禮品。冀魯豫、冀南對敵佔區交通員所依靠的各種社會關系,給予“統戰費”和“節禮費”。(參見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編輯組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 1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281頁。)對一些因開展工作需要的偽軍遇到的生活困難,中共也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湯陰縣五陵偽大隊長石老思的兒子石炳南炸壞手指,沙區辦事處隨即派兩名醫生給予治療。(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冀魯豫區卷》,第 179頁。)中共還通過日常細微的感情互動,增進雙方的關系。沙區辦事處主任王樂亭隨身帶錢,遇到偽軍小孩順手塞給幾塊錢。(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 ·冀魯豫區卷》,第 177頁。)通過這些方法,中共交通護送人員與偽軍建立了密切的關系,使得他們對護送人員給予掩護和幫助。

爭取社會上層地主、士紳對過路進行掩護。一些地主、士紳等社會上層人士,在敵佔區表面應付日軍,但出於民族正義,經過中共積極爭取,往往能支持抗日工作,為來往人員的護送提供必要掩護。1942年,肖華從山東去往太行,借助於一程姓地主的幫助通過敵佔區。程姓地主兼為商人,表面上應酬著日本人,但具有愛國心。八路軍主動爭取他的支持,為抗戰作貢獻。(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冀魯豫區卷》,第 216頁。)1944年初,陳毅通過冀魯豫平漢路封鎖線時,曾在士紳郭慶安處短暫停留。經過共產黨的進一步工作,郭慶安對抗日工作經常給予支持和幫助,他家成為地下交通線護送干部和物資的一個秘密聯絡點。 1945年 6月,鄧小平通過冀魯豫平漢路封鎖線時,則借住於姜姓的開明士紳家。(參見成安玉主編《華北解放區交通郵政史料匯編·冀魯豫區卷》,第 234頁。)

在敵后抗日戰爭的環境下,中共依靠秘密交通,將抗日“火種”散播於華北大地。這種秘密護送人員的方式,維系著嚴酷封鎖和“掃蕩”環境下抗日力量的流動,為抗日政權的正常運行提供人員上的支持。從中共的普通干部到高級干部,從中國的抗日志士再到支持中國抗戰的外國友人,這些來往於根據地、游擊區、敵佔區之間的人推動了華北抗戰局勢向積極的方面轉化,“這就障礙了敵人的利益,使敵人不能佔領整個的華北,不能建立大部以至全部的華北傀儡政府,不能放手進行經濟開發,不能進攻西北”(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匯編》第 2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632頁。)。而被秘密護送到各地的抗日干部,有的在城市建立地下黨組織、秘密開展抗日活動,有的到農村組織抗日武裝、建立和發展抗日政權,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吳乾,河北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河北保定 071008﹞

原載:《黨的文獻》2019年第4期

(責編:高巍、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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