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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的共產國際秘密通道

黃聰

2020年01月19日08:12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鮮為人知的共產國際秘密通道

據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原盟委副書記喬桂章同志回憶錄《難忘的歲月》記載:1964年4月,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同志來巴彥淖爾盟視察工作。鄧小平同志問,原來的定遠營現在叫什麼地方?巴圖巴根(時任巴彥淖爾盟盟委書記)答道,現在叫巴彥浩特。鄧小平同志說,當年我從蘇聯回國,通過蒙古,路上騎著駱駝,真是困難。到了定遠營,就感覺到了一個好地方,在那兒我們還洗了個澡呢。

關於鄧小平曾經到過定遠營一事,巴彥淖爾市、阿拉善盟方志與相關史料中多有記載。但是,對這條道路的記述卻很少。

前段時間,筆者沿著當年的定庫古駝道進行了實地考察,結合相關文史記載,探尋了這條阿拉善境內聯系共產國際的紅色秘密通道。

鄧小平記憶中的國際交通線

據《鄧小平自述》和《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載,1926年底,鄧小平受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派遣,與王滌亞、朱逸塵等人一起前往馮玉祥部隊工作,從莫斯科啟程踏上了歸國的旅途,從而結束了長達6年的國外勤工儉學生活。

《我的父親鄧小平》裡記載了鄧小平對這條歸國路線的回憶:“先乘火車,到烏金斯克換乘汽車,到達當時蒙古的庫倫(烏蘭巴托)。等了一個短時期后,由於車輛容載的限制,首先派出三人為第一批先遣隊,這三個人就是共產黨員鄧希賢(鄧小平)和王崇雲、朱士恆兩名共青團員。他們三人換乘的是蘇聯給馮玉祥部隊運送子彈的汽車,一共三輛,都由蘇聯人駕駛。”進入阿拉善境內后,由於沙漠阻路,他們三人“乘駱駝,整整走了八天八夜,才算走出了這看似無邊無際的死亡之海”,到達定遠營。

據考証,當年從蒙古國到定遠營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從三音諾彥汗部塔林敖包入境額濟納旗到定遠營,一條從該部沙廷敖包入境到達今阿左旗班定陶勒蓋再到定遠營。基於鄧小平向女兒口述“八天八夜”這一線索,推斷他當年是從沙廷敖包入境。因為從沙廷敖包入境后到定遠營的駱駝腳程正好就是8天,若從塔林敖包入境,騎駱駝則需十幾天才能到達定遠營。

內蒙古文史專家白·那音太在《蒙古族的發展與西蒙地區的蒙古國駝道》中,對這條線路沿途驛站有著較為詳細的記述。根據駝隊腳程和沿途水井分布,我們推斷鄧小平當年的行程應該是這樣的:

乘坐給馮玉祥部隊運送彈藥的汽車從烏蘭巴托南下,到沙廷敖包入境阿拉善旗,南行7.5公裡到達班定陶勒蓋。班定陶勒蓋是戈壁上一座孑然獨立的紅色山丘,是清末、民國時期重要的邊防卡,也是旅蒙商隊往來的重要驛站,有“數十家商鋪”,設有電報站。休息一晚后,汽車向東往五原方向駛去。鄧小平三人則雇佣駱駝南下向定遠營進發。

第一天出發往南行20公裡至哈布特蓋敖包,午飯后南行15公裡至烏蘭剛格。

第二天朝東南行32.5公裡至蘇紅圖﹔東南行25公裡至溫都爾毛道。

第三天東南行25公裡至沙日扎廟﹔休憩后向東南行30公裡至扎干呼都格,即今天的烏力吉鎮政府駐地。

第四天向東南行30公裡至阿門烏蘇﹔轉南行32.5公裡至沙爾布爾德,也就是現在的巴彥諾爾公蘇木政府駐地。

第五天向東南行35公裡至都日勒吉﹔轉南行32.5公裡,越巴彥烏拉山岡,抵那林蘇海圖。

第六天朝東南行27.5公裡至烏蘭呼都格﹔再東南行15公裡至查干布魯格住宿。

第七天向東南行30公裡至當鋪。當鋪實為原紫泥湖畔的一處商貿集散地,距離原阿拉善王府不遠,是阿拉善駝商古道上的重要驛站,來往旅客絡繹不絕。

第八天往東南行20公裡至哈爾淖爾貢,然后向東南行22.5公裡達定遠營。從烏蘭巴托出發十多天的行程,定遠營是所經最大的城鎮,建筑宏偉,居民眾多,商賈雲集,旅店設施較好,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共產國際代表在這條交通線上

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后,為加強中國共產黨對西北地區革命的領導,中共中央派王若飛、吉合、潘恩溥等人回國,建立西北地區統一的黨組織,領導革命斗爭。共產國際派奧希洛夫幫助中共在西北地區開展工作。1931年7月底,王若飛三人分頭從莫斯科出發,8月初到達烏蘭巴托。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別委員會,王若飛任書記,吉合任軍事部長,潘恩溥、奧希洛夫任委員,決定將西北特委機關設在寧夏,制定了具體的工作計劃。計劃的核心,是以寧夏為中心,組織西北各級黨組織,領導西北農民開展武裝斗爭,逐步建立紅軍,實行民族革命和民族自決,打通共產國際西北路線。

准備工作就緒后,王若飛等人分東、西兩路回國。王若飛、吉合、朱實夫走東路,從二連浩特入境到歸綏(今呼和浩特)﹔奧希洛夫、潘恩溥、巴達瑪等人走西路,走定庫駝道直奔寧夏阿拉善定遠營。王若飛順利到達內蒙古,在歸綏、包頭會同烏蘭夫等開展了一個多月的工作,准備隻身前往寧夏,不幸於11月21日在包頭泰安客棧被國民黨憲兵逮捕。

西路這邊為避免目標過大分成兩撥出發,潘恩溥、那生敖其爾(巴達瑪)、布音迭爾格勒(福明泰)、齊圖門巴依爾(齊文魁)為一組,奧希洛夫、圖門巴依爾(與齊文魁同名)、額爾敦別立格和一名外籍女性為一組。潘恩溥等人進入阿拉善旗后第二天(10月31日),被阿拉善旗烏蘭套爾蓋(烏蘭剛格)邊卡發現逮捕。奧希洛夫等4人進入阿拉善后即被以沙海旦增為首的部分蒙古流亡分子發現,雙方發生槍戰,擊傷對方4人,將其擊退。

為了避免在阿拉善旗邊卡被發現,奧希洛夫等人改變行走路線,繞道北銀根、查漢扎德蓋、圖克木、罕烏拉、吉蘭泰去定遠營,這是定庫駝道在阿拉善域內的一條支線。沙海旦增不甘心失敗,勾結查漢扎德蓋邊卡總管策仁嘎卡尾隨奧希洛夫一行至吉蘭泰鹽湖西邊烏呼圖勒北面的小山坡上,在奧希洛夫4人休息做飯時派人上前搭訕,謊稱去定遠營送新兵要求同行。奧希洛夫等人信以為真,失去警惕,和他們熱情攀談。沙海旦增等乘其不備,一擁而上殘忍地將奧希洛夫等4人殺害。

“向西北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已經打通”

由於阿拉善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環境,歷史上這裡一直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鮮為人知的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便將目光投向了阿拉善,並做出了一個重要決策:北渡黃河佔領阿拉善,打通國際路線。

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被迫退出根據地,開始“長征”。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紅軍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8月4日至6日,在毛兒蓋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提出:經陝甘到內蒙古邊界,“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會議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明確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國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區,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更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但是,張國燾違反中共中央決議,堅持南下川康。

1935年9月9日,毛澤東被迫率領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單獨北上。9月12日,召開俄界會議,毛澤東再次強調了北上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意義。

紅軍被迫開始長征后,即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但是,共產國際一直關注著中國革命。蘇聯國防部、蘇軍情報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三家機構聯合組織了一個三人組,專門研究中國紅軍未來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發展計劃及蘇聯方面的援助問題。

1934年底到1935年初,蘇聯情報部門先后完成《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國紅軍前線的新形勢的報告》《有關軍事問題的報告(絕密)》《關於中國西北邊疆情況的報告》《關於內蒙古一般情況的報告》提交共產國際。報告稱:“現在,不僅四川地區的西北邊界已經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威脅,而且今后紅軍向陝西、甘肅方向發展具有非常遠大的前景,因為這些地方的游擊隊已經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據地,並且建立起獨立的蘇維埃政權。”紅軍“向西北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已經打通”。從中國西北地區接通蘇聯主要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經過新疆的哈密進入甘肅西部地區,一條是經過外蒙進至定遠營,接通寧夏和山西。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為了盡快讓中共中央了解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新思想、新策略,中共代表團派張浩即速回國傳達。

張浩回國走的就是當年鄧小平走過的定庫駝道,騎駱駝入境阿拉善后,為應付盤查,他和密電員趙玉珍裝扮成走鄉串戶的貨郎,穿著光板皮襖,挑副貨筐,經定遠營到達銀川。經過3個月的艱辛長途跋涉,終於找到了與共產國際長期失去電訊聯系的中共中央。

張浩的到來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與共產國際恢復聯系。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浩向大會傳達了共產國際指示。

“西征”之前曾經謀化“北進”

193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把“寧夏戰役”計劃發給“南下”受挫后被迫“北上”的紅四方面軍,張國燾沒有理會。9月16日至18日,紅四方面軍在岷州三十裡鋪召開西北局會議,張國燾提出了一個西進計劃,意往甘西發展,朱德、任弼時、何長工、劉伯承等大多數將領堅決反對。會議最終發布了《靜(寧)會(寧)戰役綱領》。決定“四方面軍先機佔領靜會及定西通道,爭取與一方面軍會合”。會后,紅四方面軍將張國燾的西進計劃和《靜(寧)會(寧)戰役綱領》一起上報中央。

中央在19日12時接到紅四方面軍的電報后,立即同意了這一戰役綱領,針對張國燾的西進計劃向紅四方面軍復電指示:“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並詳細把寧夏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再次對北進寧夏、佔領定遠營、打通蘇聯通道做了解釋,說明攻打寧夏的重要意義:

甲、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陝、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后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

乙、我們已將寧夏、甘西地區狹小不利回旋,且城堅難破之困難條件報告國際,並說明須取得蘇聯飛機、大炮之幫助,才能破城。現據回電說,到寧夏地區后給幫助。則我軍隻要能佔領寧夏之鄉村,靠近賀蘭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丙、外蒙、寧夏間是草地,有許多汽車通行路,過去即從這些道路接濟馮玉祥。鄧小平同志亦親從定遠營汽車路走過。他們從外蒙接濟,我們先佔領定遠營。

……

(注:材料引自中央檔案館保存抄件《1936年9月19日周恩來和毛澤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給朱德和紅軍總政治委員張國燾及紅二方面軍政治委員任弼時、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的電報》)

1936年9月27日,共產國際確定從定遠營方向提供援助。10月9日,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佔領寧夏、打通國際路線的可能性大增。

10月23日,彭德懷擬定了《寧夏戰役計劃》,分兩步執行:第一步,以第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主力佔領黃河沿岸,以第四方面軍第四、三十軍攻擊中衛,牽制馬鴻逵。第二步,渡過黃河,控制寧夏門戶,以一部兵力襲佔定遠營,相機攻佔寧夏省會。該計劃分別得到毛澤東和朱德、張國燾的同意,隻要實現上述作戰目標,就實際控制了黃河以北至蒙古邊境的廣大地區,意味著“打通國際路線”的成功。

10月24日晚,李先念、程世才率領三十軍在靖遠以南40裡處的河抱口(今虎豹口)成功渡過黃河天險。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立即致電中央軍委和徐向前、陳昌浩: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佔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等一帶地區要點,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和攔阻蘭州方向北進之敵﹔一方面軍主力應速集結同心城一帶地區,准備渡河技術,從金積、靈武、中寧、中衛段或五佛寺渡河,並准備直取定遠營﹔二方面軍接替一方面軍之對南防御任務,控制海原、固原一線。

26日凌晨,中央軍委同意九軍渡河,再次強調奪取定遠營的重要性:“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佔領永登,九軍必須強佔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並准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

正當紅軍加緊寧夏戰役的進程之時,11月4日,中共中央意外收到共產國際關於改變援助地點的電報。楊奎鬆在《西安事變新探》中引用了這封電報的原文:

在詳細研究之后,我們堅決認為從外蒙幫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1.在嚴冬和沙漠的環境下,你們派數千紅軍到外蒙邊境護送運輸是不可能的﹔2.日本飛機有對紅軍及汽車轟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沖突的可能。因此,現已經決定目前不採用從外蒙幫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密,你們是否可能佔領甘肅西部來接收?並請告如何接收辦法及你們採用何種具體運輸方式。

這一變化打亂了中共中央的戰役部署。11月8日,中共中央復電共產國際:從哈密輸送貨物的辦法對於我們主力紅軍已無用處,這個改變已經遲了。已渡河的紅軍約21800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進,但通過五千余裡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並且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裡無人煙的沙漠。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被迫緊急調整戰略,放棄奪取寧夏的原計劃,將河東三個方面軍的主力組成南路軍、北路軍,分別從延長、延川地區和神木、府谷地區東渡黃河入晉,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繼續逼蔣抗日,爭取與閻錫山、蔣介石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協定﹔河西部隊則組成西路軍,在河西創立根據地,一年之內打通新疆,接取援助。

根據新的戰略行動計劃,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軍委正式電令組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陳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開始從新疆方向打通國際路線為目的的征程。

(本文作者為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政協特聘文史專員)

(責編:高巍、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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