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時期黨校的課怎麼講

蘇區時期，黨校的課程主要由兩部分人員來講授：一是黨校領導和專職教員。如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包括任弼時、張聞天、楊尚昆、董必武、徐特立、羅明、李維漢、馮雪峰、成仿吾、李伯釗等人都承擔了講課任務。當然，這一時期專職教員極少。二是受邀請的其他部門領導。如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就邀請了毛澤東、陳雲以及顧作霖等人來講課。在省級黨校，也借鑒了這一做法。像閩浙贛省委共產主義學校，即邀請了方志敏、萬永誠、關英等人來講課。就蘇區時期而言，黨校的講課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堅持政治性和學理性統一

開辦黨校的目的，在於讓黨員干部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黨的路線和黨的基本知識，從而進一步堅定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信念。安源老工人易友德后來回憶，安源黨校開辦期間曾有一門課叫《社會進化》，“講課內容是從歷史講起：（1）野蠻時代﹔（2）漁獵時代﹔（3）畜牧時代﹔（4）農業時代﹔（5）工業時代。在講各個時代分別講政治、生活、組織、生產情況，並結合現實情況講。”這個回憶雖很簡單，但從講課的內在邏輯看，明顯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發展理論，落腳點在於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這樣，就將學理性與政治性有機地統一起來了。

到了蘇區時期，這一原則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如董必武為學員講授《社會發展史》時，從“猴子變人”一直講到“人類社會最終必然實現共產主義”。在這一過程中，他還結合中國的實際和個人的體會，“講中國社會的發展、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壓迫，農民起義，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個講課，則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發展理論、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理論，同時密切結合中國實際，從而講清楚了為什麼要革命、怎樣革命等現實問題。還有一堂課是《社會科學》，由楊尚昆講授。學員肖鋒回憶，“班主任（即楊尚昆）給我們講社會科學，……還問大家有沒有神鬼？同志們七嘴八舌講不出道理來。班主任講，我們黨是信馬列主義的，世界上沒有鬼神。鬼神是從古代奴隸主、封建地主階級到今天資產階級反動派欺騙人民、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窮人求神拜佛仍然受窮，隻有打倒土豪劣紳才能翻身解放。老師把這些道理一擺，我們都口服心服。”在這裡，楊尚昆同樣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並以此來闡述蘇區為什麼開展土地革命和反“神權”斗爭的原因。

實際上，黨校傳授的不是一般知識，而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培養的也不是一般能力，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蘇區時期的黨校看，課堂上的講授並不是單純的政治說教或政治宣傳，而是用真理、邏輯、規律去深化黨員干部對革命的信仰、信念、信心，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學員譚啟龍回憶，“這次黨校的學習時間雖然不長，我的收獲卻是巨大的，……在此之前，我是抱著朴素的無產階級感情，向往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朱毛紅軍，為向土豪劣紳和挨戶團報仇，為翻身求解放才投身革命的。通過學習，傾聽中央領導同志講課，自己的思想產生了一個新的飛躍，明白了革命的目的是為天下勞苦大眾求解放，是為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是為實現無限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從而使自己真正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堅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在中國取得最后勝利”。可見，蘇區時期黨校在理論教育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堅持理論性與實踐性統一

蘇區時期，到黨校講課的同志大多是既有豐富理論，又有實踐經驗的領導。在授課過程中，他們往往能用貼近現實、貼近生活或生動具體的典型事例來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與價值性，因而真正做到了釋疑解惑和價值引導。如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毛澤東曾給學員講授《中國蘇維埃革命史》。在講這個課時，他首先從南昌起義、秋收起義講起，同時緊緊圍繞當時農村革命這一實際，來闡述“我們的國情與別國不同，革命道理也就不完全相同”的道理。因為他所講的課是學員最關心的革命理論問題和革命實際問題，加上“他的講課既有馬列主義理論，又有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學員普遍反映：“聽毛主席講的課，通俗易懂，擺事實講道理，越聽心裡越亮堂。”陳雲在給學員講《職工運動史》時，同樣能結合當時中國革命實際。他在講五卅慘案的時候，就曾以大量的實例來描述當時工人的勇敢和不怕死，並以此來闡述“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是產生共產黨的階級力量”。在分析五卅運動為什麼會失敗時，則從中國國情出發，強調“工人階級必須聯合農民做同盟軍，革命才能勝利”。這樣的講授，很容易喚起學員畢業之后要深入農村、深入做群眾工作的自覺。在閩浙贛省委共產主義學校，方志敏的講課同樣令學員難以忘懷。學員饒玉鸞回憶，“我於1932年5月參加了省共產主義學校學習。學習期間，方志敏同志每隔一星期就要親自上一次課，他的講課通俗易懂，又慢、聲音又大，使我們接收快，收獲大”。為什麼方志敏的課如此受歡迎？就是因為他的課能夠將理論與實際統一起來，從而真正做到釋疑解惑。

值得注意的是，蘇區時期黨校還非常重視實踐教學，把黨校的小課堂與社會的大課堂結合起來。除上課外，學員還必須“參加社會活動和到附近的村庄去做群眾工作”。學員李堅真回憶，“我到黨校的第三天，就被派到附近的村子裡和當地黨支部建立了聯系。董老（即董必武）十分注意做好群眾工作，他要求我們幫助周圍的群眾挑水、砍柴、送肥、澆菜，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們就去幫群眾勞動”。而學員李寬和的回憶，也証明了這一點。他回憶說：“學員到黨校報到之后，全體師生由校部分班編組到長汀、瑞金等鄉村去搞擴紅（即擴大紅軍隊伍）和歸隊運動。在學習期間，也是一面集中學習，一面深入鄉村開展宣傳工作。”當然，還包括學員到粵贛省實習，他們在區委的統一領導下，分別到獨立營、政府機關、群眾團體和群眾家裡，進一步了解情況，深入開展實地調研。上述實踐，有利於學員實現“向老師、同學和校外廣大工農群眾學習到階級斗爭知識”的目的。實際上，這同樣是理論性與實踐性統一的另一種教學形式。

堅持傳授性與啟發性統一

理論傳授不等於填鴨式教育。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不是要靠死記硬背，而是要創造性地學，要融會貫通，特別是要運用理論講授、問題研討、調查研究、自學等方式來激發學員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蘇區時期，各級黨校就是這樣做的。如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就鼓勵學員到調查研究中去思考理論和現實問題。1933年7月，第一期高級訓練班學員到會昌縣招財區調研。在那裡，學員們發現了一個問題，即“受敵人破壞和天災影響，群眾生活很困難，田岸、河口、新溪三個村庄有35%缺糧戶。早稻被敵人搶光，晚稻未熟，人民挨餓，積極性得不到充分發揮”。為此，他們聯名向會昌縣委寫了報告，同時將情況以書信方式向該班黨支部書記匯報。最終，調研小組的報告和建議得到了董必武和會昌縣委書記的重視，也使學員們進一步明確了黨的宗旨和思想。與此同時，黨校還鼓勵學員之間開展研討交流，同時注意引導學員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當時，上午和下午分別是聽課和討論時間。聽課的時候大家都認真記筆記，不懂就問，討論的時候積極參與。通過討論，最后達到了互幫互學、解決問題的目的，從而提高了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如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成仿吾講完《辯証唯物主義》之后，學員們“討論起來很熱烈”。有的學員問：“我們吃的飯、穿的衣服都是物質，為什麼還要講主義？”總之，“大家學習熱情很高，整天爭論什麼是辯証法”，甚至“晚上睡覺還爭論不休，查哨的來通知熄燈，還在床上繼續爭論”。至於省級黨校，也不例外。如閩浙贛省委共產主義學校，學員徐大妹回憶：“學員分三個班，每天聽課后就分班討論。晚上有時也開討論會，沒有燈，燃鬆光照明。白天討論時，有時在草坪上，有時在山上。”廣泛地、深入地研討交流，往往使學員從中獲得更多的啟發。

正是堅持了傳授性與啟發性統一原則，不僅使學員接受了先進理論的武裝，也使他們將自發的革命實踐逐漸轉變為自覺的革命行動。學員劉俊秀回憶，“幾年來搞農會、打土豪、分田地、鬧翻身，只是憑朴素的無產階級感情和階級仇恨與敵人斗，革命道理懂得很少。通過這次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讀書，使我的視野看得更遠了，胸懷更開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