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塊空間何以被稱為“初心之地”

■1920年的時候，北京是北洋政府統治的政治中心，“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日益成為一個新文化的集聚中心。先進知識人巧妙利用近代上海的“縫隙作用”而集聚、而活動，形成了眾多的革命活動空間

■在研究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空間因素時，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西門區”現象。不要小看這個街區，除了中共建黨，當時不少國內外黨派或組織的活動也都活躍於這一塊。為什麼大家都選在這裡呢？因為有很多有利於革命者活動的因素。比如，區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寬暢，人口密度不高，租金適中，安全又有保障

思想者小傳

蘇智良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城市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文史資料研究會副會長等。

2021年，我們就將迎來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無論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誕生在上海？相關的研究有很多，列出的原因包括思想基礎、階級基礎、組織基礎等。這裡，我主要從城市空間以及上海這座城市的特質角度出發，談談個人的一些看法。

事實上，上海之所以成為現代新文化中心，就與這座城市的空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1920年的時候，北京是北洋政府統治的政治中心，那裡沒有“政治縫隙”可以利用，革命者時常被北洋軍閥直接抓走。由此，大量進步的文化人便不斷來往於北京和上海之間。

比如魯迅，他不僅來往於北京和上海之間，甚至生命中最后10年就做上海人了。魯迅說：“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至一九二二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則日益成為一個新文化的集聚中心。

總的來看，城市空間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黨必不可少的“地利”條件。以“政治縫隙”為例，上海近代城市有“三界四方”，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南市和閘北），或者叫“一市三治”。先進知識人巧妙利用三界的“縫隙作用”而集聚、而活動，形成了眾多的革命活動空間。可以說，近代上海為中共建黨提供了最合適的土壤。

發達的交通，便捷的銀行，暢通的通信，新思想新思潮迅速傳播

先來看近代上海城市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上海城市迅速成長，工商業發展，出版業繁榮，城市規模擴大，人口增加，由此逐漸呈現出一些特質。簡單梳理一下，至少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上海是近代中國工業的搖籃。一戰以來，上海的工業飛速發展，工業產值佔全國60%以上，金融佔到80%左右。

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發祥地。生機勃勃的無產階級隨著工業化的深入而發展壯大，上海也進而擁有最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陳獨秀曾反省：五四運動后，北方文化運動最可痛心的是“市民之不能醒覺，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上海的反應則不同，五四運動發生幾天后，工人、市民紛紛響應。

上海工人還公開提出政治訴求：“吾輩數十萬工人，願犧牲生命，為學界商界后援，與野蠻的強權戰。”罷工目的是“不要我們的國家變成朝鮮第二”，是為了“格政府之心，救滅亡之禍”。工人階級的成熟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提供了階級基礎。

上海是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聯通的重要窗口。上海建立了各種連接外國的遠洋航線，成為中國最先結緣全球化的城市之一。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由海路赴法勤工儉學學生乘坐的郵輪在匯山碼頭起航。

到1920年12月15日，先后有1600名中國學生從上海出發遠涉重洋、聯袂留法，包括陳延年、陳喬年、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劉伯堅、陳毅、李維漢、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聶榮臻等。這就是影響深遠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此外，當時還有50多個國家的10多萬名外僑生活在上海，愛因斯坦、卓別林、蕭伯納、杜威等名人也先后訪問過上海。

發達的交通，便捷的銀行，暢通的通訊，新思想新思潮迅速傳播，使得上海成為東方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1920年，維經斯基來到上海，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報》記者。1920年5月，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在上海成立，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維經斯基任臨時執行局主席。

現代新文化中心、中西文化交匯窗口催生了一批新型知識群體

如果說上述這些方面構成中國共產黨誕生的一些基礎性硬件的話，那接下來要說的這一條就是不可或缺的軟件：上海是現代新文化的中心，是中西文化交匯的窗口，催生和集合了一批新型知識群體。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學，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是思想活躍的群體。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斷地通過上海傳入中國大地，一大批現代文化機構應運而生。福州路文化街上，聚集了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書店。被譽為“三大書局”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世界書局，就在這條路上。

文化的“工業化”，進一步奠定了上海作為近代中國文化與輿論中心的地位。通過印刷和發行普及版書籍報刊，上海制造和吸引了人數可觀的閱讀群體。借由各式傳播媒介形成的信息網絡，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指出，上海是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來華的劉江強說，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中心，那裡可以公開從事宣傳活動，並有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

伴隨這一進程，馬克思主義學說逐漸深入人心。1898年，上海廣學會創辦的《萬國公報》第一次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1903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的《近世社會主義》是第一本系統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譯著，書中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活動及其學說，稱其為“一代之偉人”，其學說為“社會主義定立確固不拔之學說”。

1907年，上海的世界社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馬克思肖像，后來被第一部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用作封面。此外，重返上海的《新青年》迅速轉向，成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機關刊物，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陣地。

文化繁榮與自由的上海，成為先進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於紹興的邵力子在20歲中舉后，放棄考進士的念頭，來到上海求西學﹔赴日留學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國日報》。

1920年3月，在北京參加工農互助團因內訌而失望的施存統，與俞秀鬆來到上海。他倆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會主義將軍”之稱的陳炯明。但在《星期評論》與上海知識分子交流后，決定“投靠軍隊，不如投身工廠”。由此，施氏成為該社的重要輔助人員。

人口流動頻繁，居民成分復雜，石庫門四通八達，利於長期隱蔽

在研究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空間因素時，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西門區”現象。法租界1914年擴張后，啟動規模龐大的筑路建房計劃。這些東西向、南北向的新路，構成了一個新街區的框架。這個新街區就是“西門區”。

不要小看這個街區，除了中共建黨，當時不少國內外黨派或組織的活動也都活躍於這一塊。為什麼大家當時都會選在這裡呢？因為有很多有利於革命者活動的因素。比如，區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寬暢，人口密度不高，環境幽雅，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適中，安全又有保障。

大家都知道，與中國共產黨誕生緊密相關的一條路叫望志路。1921年，正是在這條路上，召開了中共一大。那麼，望志路是怎麼來的？1915年，公董局工程師望志因傷寒在滬去世。為表彰他為城市建設作出的貢獻，公董局決定以他的名字來命名一條新建的馬路。

樹德裡坐落在望志路的北側，建成於1920年夏秋之間。據回憶，李漢俊當時租下樹德裡石庫門的價格是每月16元，總體上還是比較便宜的。在相距不遠的薩坡賽路（今淡水路）以西，租住花園洋房每月就需要支付約80元的租金。

由於人口流動比較頻繁，石庫門裡弄建筑四通八達，區內的居民成分復雜，利於長期隱蔽，所以職業革命家往往把秘密據點設在“西門區”的石庫門裡。樹德裡、永吉裡等支弄分別與周邊的馬路相連，一旦出現意外，撤退逃走也比較方便。

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共同看中的，也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集聚於此的重要原因。他們住在這裡、活動在這裡，在這裡舉行中共一大也就順理成章了。

對於維經斯基、馬林、尼科爾斯基等共產國際派來的人來說，這裡也比較方便。1920年的上海有大約5000名俄僑，主要生活在這一區域。這為維經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動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無形中起了掩護作用。

在老漁陽裡討論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是關鍵性時期”

上海城市眾多的街區、建筑為建黨人士提供了活動空間，以下僅舉幾例：

第一個空間：老漁陽裡2號。

這棟宅邸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稱“柏公館”。陳獨秀到上海后居住於此。這裡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誕生地、《新青年》的編輯部，也是第一個中譯本《共產黨宣言》的校對處、中共第一份黨刊《共產黨》的編輯部。此后，這裡又成為中共一大的籌備處和秘書處。

1920年6月，毛澤東走入老漁陽裡2號。他回憶：“在那裡我再次見到了陳獨秀……我與他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個空間：三益裡17號（《星期評論》的編輯部所在地）。

1919年6月8日，《星期評論》正式創刊，以批判的立場來提倡新文化、宣傳社會主義、激勵工人運動。后來，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也入住三益裡17號﹔共產國際和俄共（布）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受陳獨秀之邀來到《星期評論》社，與大伙交談建黨事務。

第三個空間：輔德裡625弄。

1921年，李達租借輔德裡為寓所。中共一大后，李達擔任中央局宣傳委員，負責黨的宣傳出版工作，人民出版社在此誕生。1922年，中國共產黨在輔德裡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四個空間：新漁陽裡。

在這裡活動的有俞秀鬆、陳望道、楊明齋、施存統等多位參與中共早期工作、創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知識分子。1920年9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第一所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外國語學社，設於新漁陽裡6號，學員有劉少奇、任弼時、任作民、羅亦農、蕭勁光、王一飛、曹靖華等。經過維經斯基的籌劃，在這裡還創辦了由楊明齋主持的中俄通訊社。

第五個空間：樹德裡。

1920年秋，樹德裡106號、108號房屋建成不久，李漢俊等人搬遷入住。中共一大就在沿街的106號內召開。

這塊方圓不足一平方公裡的空間，構成了早期革命者在上海的建黨圖景。一批中共創始人在這裡艱難探索，尋求救國救民之道，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