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

　　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遭受疫情侵擾，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威脅。中國共產黨人在認真總結中央蘇區時期疫情防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陝甘寧邊區實際情況，提出並形成以預防為主、群防群治、宣傳教育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現出了中國共產黨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並對新中國疫情治理產生重要影響。
　　“組織嚴密、統一領導”是核心
　　邊區的防疫機構萌芽於1940年，黨中央在延安召開防疫工作會議后，於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員會。該會是延安防疫運動的最高機關，其33人的組織構成，已涵蓋到中央組織部、邊區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團以及邊青救、抗大等黨政軍機關和相關群眾團體，其地位之重要足見一斑。而1942年4月28日成立的陝甘寧邊區防疫總委員會，其職能范圍則已經從原先的延安市擴大到了全邊區的防疫工作。邊區防疫總委員會隸屬於邊區政府，統一管理全邊區防疫工作。指導扶助邊區各機關、各級衛生機關執行防疫事務，並在執行防疫事務時，有權統一支配各級衛生機關之人力財力，包括人員、藥品、器材等。1944年春，延安地區一度流行傷寒、回歸熱，市區附近死亡了240多人。邊區政府、邊區防疫總委員會緊急決定：迅速成立流動治療隊，劃定區域進行治療﹔各機關、學校等進行緊急防疫動員，組織疫病區隔離﹔同時，增設病床、撥款購置藥品、研制特效藥方、落實醫護人員表彰獎勵等，有效控制了此次疫情的擴散蔓延。
　　“防治結合、預防為主”是方針
　　防疫最積極的辦法，莫過於改善環境衛生。毛澤東指出：“減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針就是預防，就是開展群眾性的衛生運動。”綜觀邊區疫情治理的實踐，開展廣泛的群眾性衛生防疫運動始終是一條主線，貫穿疫情治理始終。1940年，延安防疫委員會成立后不久，便發起“防疫運動突擊周”。各機關、學校、部隊等紛紛完善廚房、廁所防疫設施，增設污水坑、垃圾坑﹔個人則實行分食制，商店攤販人員積極接種。防疫運動期內，還創立了4個模范農村，49個模范鄉村和1個模范行政村。此外，在邊區開展的鄉村建設中，衛生防疫也是重要內容。1944年起，延安市開展“十一運動”，要求“每區有一個衛生合作社，每鄉有一個醫生，每村有一個接生員、一眼水井，每戶有一處廁所”。隨著群眾性衛生防疫運動的廣泛開展，普及了衛生防疫基本常識，使得“預防為主”的方針逐漸深入人心，從而有效減少了邊區疫情的發生。
　　堅持中西醫相結合，發揮各自優勢。1940年6月，邊區成立了第一個中醫團體——陝甘寧邊區國醫研究會，之后又相繼制定了《陝甘寧邊區國醫國藥獎勵優待條例草案》等。陝甘寧邊區國醫研究會將中西醫防疫工作列為重要工作內容：取用邊區土產中藥材，試制出多種新型藥品﹔打破“家傳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傳統，獻出秘方供同行學習研究﹔經常舉行中西醫座談會，交流切磋，取長補短﹔組織醫療隊下鄉，調查流行病及疑難症，幫助群眾診治頑疾。凡此種種，推動了中西醫之間的交流借鑒，發揮了傳統中醫藥在衛生防疫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現了中國共產黨衛生防疫工作的民族特色。
　　“宣傳教育、增強意識”是先導
　　借助報刊宣傳普及衛生防疫知識是重要途徑。早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華報》就推出了“防疫”專欄，提出了“經常保持室內外清潔，防止蒼蠅發生傳播病毒”等八條具體的防疫措施。此后，《新中華報》《解放日報》多次刊發“把衛生運動廣泛的開展起來”“重視防疫”“夏季防疫工作”等社論、時評及其他預防疾病知識的科普文章。據不完全統計，自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報》開辟“衛生專欄”起，先后刊出醫藥衛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
　　對邊區的普通群眾來說，看報讀報尚存在一定的困難。衛生宣傳部門將衛生防疫宣傳教育和農村廟會以及秧歌、戲劇等文藝表演結合起來，因其喜聞樂見、通俗易懂，受到了群眾的喜愛。尤為值得一提的，還有邊區舉辦的醫療衛生展覽會。衛生展覽會以實物、文字、圖片、連環畫等相結合的方式，展示封建迷信危害，普及衛生防疫知識，給觀展群眾帶來強烈的視覺沖擊和強大的心靈感召。如1944年7月舉辦的延安市衛生展覽會，展出實物659件，圖畫260張，還有許多照片和連環畫，一些群眾連看四五次尚不滿足。展覽會歷時8天，參觀人數達萬余人。
　　樹立典型，帶動全局。回顧邊區的衛生防疫之宣傳教育，其做法往往是自上而下，層層樹立典型。通過樹典型，總結群眾創造出的衛生防疫先進經驗，讓群眾看到別人家講究衛生帶來的好處，再推廣到群眾中去，引導群眾自覺仿效衛生模范家庭培養衛生好習慣，進而確保從源頭上杜絕疫情發生。
　　“面向群眾、群防群治”是主體
　　防疫工作，要使其發揮最大功效，必須重視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1937年初，毛澤東在參加“延安衛生運動周”時就明確表示：“衛生運動不是一個人的事，要大家都來做。”發揮廣大群眾的主體作用，實現疫情的群防群治，陝甘寧邊區走出了一條疫情治理的群眾路線。
　　自發制定衛生防疫公約。邊區各地從機關到農村普遍制訂了相應的衛生防疫計劃或衛生公約。比如，城壕村在村民大會上選出了由勞動英雄張振財等5人組成的文化衛生委員會，制定了包括在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隔10天或半月全村開展一次大掃除、病牛病羊要馬上分開等在內的詳細的衛生防疫計劃。而針對個別群眾沒錢看病買藥的困境，該村又通過設立醫藥救助金及互助金等方式予以解決。城壕村因此成為遠近聞名的衛生模范村。
　　探索衛生合作互助新模式。1944年，陝甘寧邊區大眾衛生合作社的創辦，就是著眼於疫情治理中醫務力量有限、民眾希望方便就醫的實際需求，在衛生防疫工作中依靠群眾又服務群眾的探索創新。在邊區政府和群眾的支持擁護下，時隔兩年，這一民辦公助的合作醫療機構已經初具規模，成為邊區三大醫療系統外的有益補充。衛生合作社成立以來，更是在衛生防疫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對內向衛生合作社的社員按股分紅，使其享有特別診療之權。對外普及衛生防疫知識，為群眾種牛痘、預防注射，收集研究民間藥方，參與傳染病的治療，等等。可以說，真正做到了“有錢出錢，有工出工，有藥出藥，大家動手，衛生合作”。
　　“完善制度、健全法令”是保障
　　為推動防疫工作制度化、規范化，做到一切都有章可循，陝甘寧邊區政府、邊區防疫總委員會相繼出台了一系列命令、指示和通知，並在實踐中初步建立起一套因地制宜、簡單易行的疫情防控機制。包括：事發前的接種預防制度、預警制度，事發時的疫情報告制度以及隔離制度等。如1942年5月13日通過的《預防管理傳染病條例》就規定：鼠疫、霍亂、天花是第一類傳染病。此類傳染病診斷后，於24小時內要用電報電話報告邊區防疫委員會﹔傷寒及副傷寒、赤痢、回歸熱等是第二類傳染病，這類傳染病應按周報告。該條例還進一步規定：遇第一類傳染病發生，經委員會確實診斷之后，得及時限期斷絕發病區域之交通，施行病人隔離等，病人應即送醫院﹔無醫院設備處，必要時得由防疫總會協同地方設立隔離病院。再如，1948年2月7日邊區政府發出了切實組織各地防疫治療工作的指示信，進一步明確了防疫治療工作的組織領導、宣傳發動、隔離收治等規定。與此同時，邊區還建立完善了兒童防疫等方面專門的防疫制度，防疫工作逐漸走上有章可循的軌道。
　　事實証明，切實管用的防疫機制和政策法令，在防止疫病的蔓延、傳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6年1月發生的延安市腦膜炎疫情，正是因為迅速治療、及時隔離，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住院的病人除1人因病重死亡外，其余均痊愈，真正做到了早發現、早隔離、早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