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疫”先驅

伍連德（右一）在協和醫學院開辦儀式上，與中國教職工合影。

1937年6月19日伍長庚婚禮合影（后排右一為司徒雷登）。

1911年12月24日，佩戴雙龍寶星勛章的伍連德。拍攝於天津小白樓山本照相館。

中央防疫處醫生在神樂署為孩子接種疫苗。

伍連德代表中華醫學會宴請小洛克菲勒及出席協和醫學院開辦儀式的來賓。攝於1921年9月21日。

北京中央醫院。這座紅頂灰牆的建筑保留至今。攝於1918年1月27日中央醫院開幕日。

北京中央醫院三層手術室內景。

新冠病毒肆虐，在全民防疫中，我們採取了種種措施，如封城、戴口罩、隔離“疑似病人”等。這些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是抗疫經驗的積累。鮮為人知的是，從發明醫用口罩到建立中國的防疫體系，都離不開一個人——伍連德博士。在清末的東北鼠疫中，他挽救了數萬同胞的性命，並由此構建了中國的防疫體系。

“1908年9月末那命中注定的日子，我來到了北京，變黃的秋葉已開始飄落。這座古老而壯麗的京城……因為它象征著力量、權勢、尊嚴與美麗，而令任何向往者流連忘返。”在自述中，伍連德這樣回憶著他與北京的初見。那一年，他應直隸總督袁世凱聘請，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

伍連德是馬來西亞華僑，並非生長於中國，但是根據晚清及民國早期的律法，海外華僑隻要父系有中國血統，就能世代擁有中國國籍，這也使他畢生都以中國為自己的祖國。從劍橋拿到醫學博士學位后，他便回到故國效力。

1911年，年僅31歲的伍連德臨危受命，任北滿防疫處總醫官，前往哈爾濱處理肆虐的鼠疫。在沒有醫學實驗室的情況下，他偷偷解剖尸體，得出了肺鼠疫可以人傳人的結論。醫護人員欠缺防疫常識和設施，他就發明了便宜、有效的“伍式口罩”。在他的主持下，東北鐵路停運，哈爾濱封城，病人隔離，尸體火化，防疫局勢一舉扭轉。四個月后，駭人的肺鼠疫得到有效控制，伍連德之名也聲震寰球。

同年，在進京覲見攝政王並受嘉獎之后，伍連德在北京東堂子胡同55號（現為4-6號）購置了房屋，將家眷從天津遷到了北京。一位德國建筑師將房子改建成了三層西式小樓，漂亮的后花園則是留法設計師華南圭的杰作。

從1911年至1937年，伍連德有近三十年的時光在中國，但東堂子胡同的家，他卻很少享用。國內數次暴發烈性傳染病，他都沖在一線，還先后主持興辦了現代醫療機構、公共衛生行政單位及科學社團等30余個機構，代表國家與學界出席重大國際學術會議20余次。不過，北京這座城市仍然留下了伍連德許多足跡，至今余蔭猶在，舊跡可尋。

1913年，伍連德向袁世凱提出加速發展現代醫學教育。次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派出考察團來華，伍連德全程陪同，歷時四個月，訪問了十余座城市的17所醫學院及97家醫院，最終促成基金會出資，在北京創辦一所集教學、臨床、科研於一體的高標准醫學院。

1917年，協和醫學院奠基，1921年正式建成。伍連德受邀在開辦儀式上宣講其學術論文《論肺鼠疫》。梁啟超在回顧晚清到民國50年歷史時,感慨地說:“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伍連德字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讓他傾注心血最多的，則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化西醫院。1915年，北洋政府前財政總長周學熙想在西山一帶建療養院，而伍連德則提議，應在北京的中心城區為老百姓開辦一所西醫院。為此，他聯絡社會賢達，募集資金，在獲贈歷代帝王廟一側高地的基礎上，又購置了其后約1英畝的土地，作為院址。

1916年6月，這所新式醫院動工，作為榮譽醫務總辦的伍連德，“每天乘坐私人黃包車，從東城東堂子胡同家中穿過紫禁城，通過兩座皇家湖泊上的石橋，拐過乾隆登基前接受早期教育的黃瓦宮殿，途經1644年起義軍逼近北京城下使明朝末代皇帝崇禎自縊的煤山。25分鐘后，飛快的黃包車便到達了未來的中央醫院所在地”。他在一棵老樹下休息，或在旁邊吃一頓簡單的面條午餐，同時監督工程進展。

中央醫院僅兩年就建成開業，各科室設備周全雅致。作為首任院長，這所醫院寄托了伍連德“醫學昌明，可與列強並駕”的期願，也讓普通中國人可以不用求醫於外國醫院。如今，這棟建筑仍在為患者服務，現為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白塔寺院區）。

設置在天壇神樂署內的中央防疫處，更與伍連德所開辟的防疫工作直接相關，他曾任防疫處處長。

1937年，抗戰爆發，伍連德被迫舉家遷回馬來西亞，而他的長子伍長庚則留在北京，仍致力於公共衛生事業。在1941年北平霍亂的防疫工作中，伍長庚不幸染病，並在當年11月殉職於東堂子胡同。

如今，這座老宅依舊掩映在胡同裡的槐影中，我們從此走過，應會在心中記起伍連德的名字。

本版圖文均由高一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