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中求進：陳雲倡導的重要經濟工作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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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穩中求進是陳雲一直倡導和秉持的一條重要經濟工作方針。穩中求進的經濟工作方針，既謀“前進”，又要“穩妥”，重心在於“穩”。其具體內容包括：“穩”字當頭，反對急躁冒進，力求經濟的穩定運行﹔搞活求“進”，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摸著石頭過河”，堅持先試點后推廣的方法策略﹔強調綜合平衡，注重協調發展的總體規劃。重溫陳雲倡導的穩中求進經濟工作方針，對於我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做好經濟發展各項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 ]陳雲﹔穩中求進﹔經濟工作[中圖分類號 ] A84

[文獻標識碼 ] A

保持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確保經濟增長的平穩和質量，是治國理政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陳雲長期主持全國財經工作，在經濟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依據新中國的國情國力，陳雲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和重要論斷，其中一條重要工作方針就是穩中求進。這一方針貫穿於陳雲領導、參與財經工作的各個階段，成為他一直倡導和秉持的重要方針。

一、“穩”字當頭：反對急躁冒進，力求經濟穩定運行

陳雲非常重視經濟運行的穩定，他認為：“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的不穩定”（《陳雲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278頁。），進而影響民心的穩定、社會的穩定。要穩中求進，就必須克服經濟工作中的急躁情緒，在充分了解經濟運行態勢的基礎上，依據國情國力，實事求是地制定經濟政策，量力而行，不能急於求成。陳雲認為，“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陳雲文選》第 3卷，第 52頁。），急於求成容易走彎路，欲速則不達。因為“搞建設，真正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於求成反而慢，這是多年來的經驗教訓”（《陳雲文選》第 3卷，第 311頁。）。所以他始終對急躁冒進保持高度警惕，將反對急躁冒進視為開展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

在陳雲看來，“我們的建設規模究竟多大，是個根本性的問題”（《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043頁。）。建設規模的大小要與國力相匹配，“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陳雲文選》第 3卷，第 52頁。），不能不顧國力和人民承受的能力，在規模上貪大，在速度上貪快。陳雲反復提醒：“做工作，不能隻想快。慢一點，穩一點，少走彎路。”（《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 466頁。）陳雲告誡大家，“毛毛草草而發生錯誤和穩穩當當而慢一點相比較，我們寧可採取后者。尤其是處理全國經濟問題，更須注意這點。慢兩三個月天不會塌”（《陳雲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152頁。）。

1953年，一些地區和部門在經濟建設中急躁冒進，導致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失衡現象。陳雲發現問題后，在政務院連續召開兩個月的會議，採取多種措施，壓縮支出，擴源開流，

增加收入，終使當年的財政收支達到了平衡。1956年，經濟再次出現冒進傾向，基建投資比上年增長54.7%，遠高於財政收入 5.7%的增幅。陳雲要求將 1957年的計劃指標降下來，不能想多少就多少。他說：“如果明年不退，以后總要退下來，不退也得退”，“根據實際情況，寧願慢一點，穩當一點，這並不妨礙我們實現工業化”。（《陳雲傳》（下），第 1044-1045頁。）

1958年開始、持續三年的“大躍進”導致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問題。1962年 2月，在西樓會議上，陳雲充分肯定了七千人大會的意義和價值，但認為七千人大會上制定的經濟目標過高，不切合實際，要進行修正。在題為《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重要講話中，他提出將 1963-1972年的十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恢復，后一階段發展﹔為解決困難，要減少城市人口，制止通貨膨脹，壓低工業和交通指標，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參見《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第 127頁。）中央根據陳雲的意見，大幅壓縮 1962年計劃中的重工業和基本建設指標。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平穩發展，實現了從下降到上升的轉變。

“文革”結束后，陳雲號召黨內繼續發揚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1978年 12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經濟工作時，針對當時存在的一些急躁冒進的傾向，陳雲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陳雲傳》（下），第 1496頁。）1984年底，各地區急於實現經濟增長翻番計劃和放權讓利，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過猛，陳雲認為這樣高的速度很難持續，因為“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都很難適應”，“說到底，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的穩步前進”。（《陳雲傳》（下），第 1692頁。）1993年，全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出現某些過熱現象。對此，陳雲提醒：“建設規模一定要與國力相適應，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時，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經濟效益上來。”（《陳雲傳》（下），第 1831頁。）

二、搞活求“進”：消除體制性障礙， 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經濟發展既要“穩”，也要“進”。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這些都要求經濟發展具備充足的動力和活力。釋放經濟活力、破除阻礙發展的體制性障礙，是穩中求進的必有之義。在陳雲看來，在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下推進經濟發展，不可回避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處理好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前者的作用是宏觀調控，后者的作用則是微觀搞活，兩者相輔相成，才能保証穩中有進。

隨著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陳雲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的認識不斷深化。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計劃經濟體制得以初步確立。在整合資源和集中力量推進工業化建設中，這一體制有利於調配資源、發揮全國一盤棋的優勢，但也容易發生管得太死，使經濟失去活力的問題。陳雲對此有清醒認識，他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市場管理辦法應該放寬，不能把市場統死，更不能忽視市場調節機制的作用。按照陳雲當時的設想，要搞“大計劃，小市場”，既要有國家市場，也要有在國家市場領導下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既是國家市場的補充，又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參見《陳雲文選》第 3卷，第 13頁。）具體說來，一是要適當放權，除了“糧食、棉花及其他主要經濟作物由國家掌握外，其他都可由農民自由經營”（《陳雲文集》第 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01頁。）。二是要有更多競爭，在農產品收購上，不能“由當地供銷合作社或國營商業獨家採購，而沒有另外採購單位的競爭”（《陳雲文選》第 3卷，第 5頁。） 。重要物資要實行統購和計劃分配，其他物資可以“自由選購”。三是將一些計劃性指標作為參考指標而非強性指標。

基於這樣的思考，陳雲在中共八大上系統地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著名論斷，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陳雲文選》第 3卷，第 13頁。）陳雲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主張，標志著他在認識上對蘇聯發展模式的重大突破，也是其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所作出的創造性貢獻。（參見《陳雲傳》（下），第 1029頁。）

改革開放初期，有些地方出現了隻強調市場調節而忽視國家計劃、隻強調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而忽視必要的國家集中和國家干預的傾向。對此，陳雲指出，國家干預是必要的，“國家建設必須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該調出的物資，必須按國家計劃調出。全國建設的進度，必須有先有后，有重有輕，按全國計劃辦事”（《陳雲文選》第 3卷，第 307頁。）。但另一方面，要尊重市場規律，市場經濟不能被忽略。1979年 3月，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一文中，陳雲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經濟兩個部分，他清醒指出，“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陳雲傳》（下），第 1628頁。）。陳雲明確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思想。他認為，兩者不會相互替代，反過來可能會相互強化，具體而言，“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佔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陳雲文選》第 3卷，第247 頁。）。1981年 12月，陳雲將兩者的關系提煉概括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陳雲文選》第 3卷，第 305頁。），這一觀點隨后被納入到 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及年底通過的新《憲法》之中。在此基礎上，1982年陳雲提出了“鳥”和“籠子”關系的論斷。他認為：“搞活經濟是對的……這就像鳥一樣，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是隻能讓它在合適的籠子裡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陳雲傳》（下），第 1650頁。）市場調節隻能在計劃許可的范圍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計劃的指導﹔但計劃不是僵死的框框，應結合實際，“‘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還應根據情況靈活調整，“比如對五年計劃進行修改”。（《陳雲傳》（下），第 1653頁。）1985年 9月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陳雲進一步將計劃區分為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兩種，“兩種計劃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計劃地運用各種經濟調節手段”。“搞好宏觀控制，才有利於搞活微觀，做到活而不亂。”（《陳雲文選》第 3卷，第 350頁。）通過依靠國家的宏觀調控，合理約束市場的盲目和無序，推動外貿體制、特區建設等方面的改革。

三、穩中求進的方法策略： “摸著石頭過河”，先試點后推廣

在陳雲看來，國民經濟要做到穩中求進，在制定具體政策和措施時就必須謹慎穩妥。早在中央蘇區工作時，陳雲曾兩次赴福建汀州調查工人運動和《勞動法》實施狀況，期間他把一家京果業店鋪當作試點，探索如何更好地讓工人與雇主簽訂雙方都滿意的勞動合同，試點成功之后，便在當地推廣。（參見《陳雲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40-141頁。）先小范圍試點，總結經驗、反復比較，方案成熟后，再加以推廣，這是陳雲一直倡導的開展經濟工作的方法策略。陳雲總結：“我們的工作部署，要反復考慮，看得很准，典型試驗，逐步推廣，穩扎穩打。”（《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06頁。）

1950年 4月，陳雲在政務院有關物價問題的講話中，將這一工作方法形象地比作“摸著石頭過河”，“物價上漲不好，下跌對生產亦不好”，“要摸著石頭過河，穩當點好”。（《陳雲年譜》（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 58頁。）一年后，陳雲又在全國工商聯工作匯報會上強調：“辦法也應該穩妥，這叫摸著石頭過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陳雲文選》第 2卷，第 152頁。）

“摸著石頭過河”，首先就是要穩，少走彎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缺乏足夠的成功先例作為借鑒，因此採取的辦法就是要試點，否則必然會走彎路。在談到試辦經濟特區時，陳雲指出： “‘九溪十八澗’，總要摸著石頭過，總要下河去試一試。”（《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第 466頁。）要大膽去闖，但也必須先搞試點，穩妥一點。試點可能會放緩改革的進度，不過，“與為了加快改革的進度而不經過試點，以至改得不好，還要回過頭來重新改，這兩種損失相比，前一種比后一種要小些”（《陳雲傳》（下），第 1660頁。）。

“摸著石頭過河”，還要注意階段性和差異性。1961年，陳雲在聽取化工部匯報時強調：“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進行試驗，不能一下就鋪開來搞。搞試驗要敢想、敢說、敢做，但在具體做時，必須從實際出發，摸著石頭過河。要把試驗和推廣分開，推廣必須是成熟的東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第 77頁。）“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79頁。）陳雲認為，各個領域的工作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工業、財貿系統的體制改革不同於農業體制改革，不能簡單照搬農村改革的做法。因此，要分清輕重緩急，“哪些先搞，哪些后搞”，要有規劃、分階段、有步驟地推進。（參見《陳雲傳》（下），第 1615頁。）

“摸著石頭過河”，也要重視總結群眾經驗，堅持實踐出新知。總是先有實踐，再有認識和規劃，這是辯証唯物論的觀點。陳雲一貫主張，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是想出來的，而是在群眾的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79頁。）方法對不對，還得經過群眾實踐的檢驗。1961年，陳雲在上海青浦做實地調研，根據群眾反映和調查結果証實：種雙季稻不如早季稻，強推雙季稻種植屬於主觀蠻干、瞎指揮。他嚴肅指出，“要研究，要從實際出發，不要輕易把群眾的老經驗吹掉，要很好地繼承、研究群眾的經驗”（《陳雲傳》（下），第 1269頁。）。陳雲主張，必須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遇事多與群眾商量，集中群眾的經驗和智慧，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隻有群眾先把試驗搞起來，先從局部突破，才能“摸”出規律。

作為一種生活智慧的通俗表達，“摸著石頭過河”既是一種工作方法和策略，也是對穩中求進工作方針的形象表達，蘊含了陳雲敢闖敢拼的進取精神和謹慎穩妥的扎實作風。

四、穩中求進的總體規劃：強調綜合平衡，協調發展

陳雲在長期領導全國財經工作中十分注重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問題。綜合平衡首先指的是要有大局觀，“沒有全局、整體的平衡，就不是有計劃的經濟”（《陳雲文選》第 3卷，第 75頁。）。其次，綜合平衡要注重部門、地區間的平衡，“任何一個部門都不能離開別的部門”，“按比例，就平衡了”。（《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11頁。）陳雲多次強調平衡問題，認為這是實現經濟穩中求進目標的重要條件。“如果不認真研究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亂狀態。”（《陳雲文選》第 3卷，第 56頁。）“按比例是客觀規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而“搞經濟不講綜合平衡，就寸步難移”。（《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11頁。）

究竟如何平衡，比例如何確定，陳雲認為要靈活處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具體比例，在各個國家，甚至一個國家的各個時期，都不會是相同的”（《陳雲文選》第 2卷，第 241-242頁。）。在經濟起步階段，要“保証重點項目的建設”（《陳雲文選》第 3卷，第 318-319頁。）。“重點隻能由中央根據全局的長遠的利益，經過綜合平衡來確定”（《陳雲文選》第 3卷，第 323頁。）。各時期生產部門的比例大小都要因時度事，不能不分大小主次和輕重緩急、齊頭並進，因而平衡隻能是動態的、緊張的而非絕對平衡。但在保証重點的同時，也必須照顧一般，互相協調發展，否則重點就難以得到保証。正如陳雲所指出的，“樣樣寬裕的平衡是不會有的，齊頭並進是進不快的。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陳雲文選》第 2卷，第 242頁。）。

新中國成立之初，陳雲指揮貿易、銀行、財政三方協同作戰，各大城市統一行動，通過“銀元之戰”“棉紗之戰”“糧食之戰”，很快穩定了全國的金融物價。1950年，在陳雲主持下，新中國開始統一財政管理、物資調度、現金管理，迅速遏制了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這些成功實踐，孕育了財政、信貸和物資的平衡思想。1954年，在編制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時，陳雲提出了“四大比例”的主張，即農業與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重工業各部門之間、工業發展與鐵路運輸之間要按比例發展。（參見《陳雲文選》第 2卷，第 237-245頁。）后來隨著經濟工作的發展，陳雲又總結出了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物資供需和外匯收支“四大平衡”。他認為，隻要這幾大關系處理好，國民經濟就必然穩步發展，不會出大問題。

在“四大比例”中，陳雲非常重視農業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國情就是農業佔主導地位。“‘農輕重’的排列，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46-247頁。）在他看來，農業問題關系到穩定的大局，“無農不穩”，“無糧則亂”。陳雲強調，“對糧食生產絕不能放鬆”，“如果糧食庫存不斷下降，一旦城市用糧接不上，哪怕斷三天，就會鬧亂子”。（《陳雲傳》（下），第 1656頁。）對陳雲來說，吃飯、穿衣是人民生活中的大事，“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陳雲文選》第 3卷，第 350頁。）。“如果我們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站不穩，必然還要回頭補課。”（《陳雲文選》第 3卷，第 85-86頁。）三年困難時期，陳雲大膽提出從國外進口糧食的建議﹔1978年，農村 1億多人口糧食不足，陳雲再次提出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 2000萬噸糧食。他說：“我們不能到處緊張，要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擺穩這一頭，就是擺穩了大多數，七億多人口穩定了，天下就大定了。”（《陳雲傳》（下），第 1498頁。）此外，陳雲認為，農業是發展工業的基礎，“農業發展不起來，工業就很難發展”（《陳雲文選》第 2卷，第 143頁。）。1962年，面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嚴重不平衡問題，陳雲認為，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承受能力，也同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不相適應，因此，要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將主要注意力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上來。粉碎“四人幫”后，曾一度出現“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的冒進思想，導致經濟領域有些問題凸顯，突出表現在農業和工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積累和消費三大比例的失調上。對此，陳雲和李先念兩人聯名致信中央，認為當時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提出要用兩三年的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陳雲認為，國民經濟“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陳雲傳》（下），第 1556頁。）。

在“四大平衡”當中，陳雲認為，財政收支平衡最重要，盡量不要有赤字，“如果我們的財政收支不能平衡，社會購買力和商品供應量之間不能大體平衡，物價就會亂漲，市場就會混亂”（《陳雲文選》第 3卷，第 59頁。）。財政收支要達到平衡，首先要發展經濟，經濟搞活了，稅收就上去了﹔在安排支出項目時，則要量力而行，給財政留下適當結余。兩者相較，更重要的是發展經濟，“節流很重要，開源更重要。所謂開源，就是發展經濟”（《陳雲文選》第 2卷，第 18頁。）。在銀行信貸平衡方面，陳雲特別注重控制銀根，防止過多的貨幣貸出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和擾亂金融秩序的行為，實行由國家嚴格管控的金融市場。（參見《陳雲文選》第 3卷，第 196-197頁。）在物資供需平衡方面，陳雲提出，首先要保証必需的生產和必需的消費，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要先於建設，避免盲目擴大建設規模﹔其次，人民購買力的提高也必須和消費品的增長相適應，過快過慢都容易出問題。（參見《陳雲文選》第 3卷，第 53-54頁。）在外匯收支平衡方面，陳雲認為，“資金不夠，可以借外債”（《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76頁。），在自力更生為主的條件下，借些不吃虧的外債，對引進有利的技術，是必要的。但借貸也要適度，要和國力、經濟發展相適應，“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52頁。）。實質上，“四大平衡”就是在國家的集中指導下，將資金與物資即商品的價值形態與實物形態的矛盾統一起來。

“四大比例”涉及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交通運輸等四大主要產業，“四大平衡”則涉及財政、金融、物資和外匯四大主要領域，它們構成了國民經濟運行的基本架構。抓住了“四大比例”“四大平衡”，就抓住了國民經濟的主要脈絡。因而，有效把握這幾對關系，做到綜合平衡，才能有力推動國民經濟穩步前進。

五、結語

陳雲倡導的穩中求進的經濟工作方針，既謀“前進”，又要“穩妥”﹔既注重激活市場主體的創造性和主動性，努力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又嚴防急躁冒進，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確保更有質量、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概而言之，“前進”和“穩妥”兩者是辯証統一的。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對兩者可以等而視之。在陳雲看來，穩中求進的基礎在於穩定，“穩”字當頭﹔目的在“進”，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反對急躁冒進是“穩”字的題中之義，而搞活求“進”的關鍵在於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通過釋放體制的動力和活力來確保一種動態的、有活力的穩定，而非固定的、僵化的穩定。“摸著石頭過河”、先試點再推廣和強調綜合平衡、協調發展，是實現穩中求進的方法策略和總體規則。這四個方面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和一致性。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重溫陳雲提出和倡導的穩中求進的經濟工作方針，對於我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水平，做好我國經濟發展各項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陶蕾，陳雲紀念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博士后〕

原載：《黨的文獻》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