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地辦報：晉察冀根據地的新聞奇跡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就十分重視新聞輿論宣傳工作，即便是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時期，僅晉察冀根據地所辦的報刊就有幾百種。報紙有《晉察冀日報》（前身為《抗敵報》）、《子弟兵報》、《冀中導報》等，期刊有《晉察冀畫報》《戰線》《抗戰生活》等。這些報刊成為時代號角，凝聚起千百萬民眾的抗戰信心，鼓舞了千百萬民眾的抗戰熱情。
　　那麼，在敵后那樣艱苦的環境中，這些報刊是怎樣出版的呢？我們選取兩個最具有代表性的報紙和期刊介紹給大家，以紀念這些以筆代槍、為中國人民抗戰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們。
　　“民族的號筒”：敵后辦報最早、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晉察冀日報》
　　《晉察冀日報》的前身是《抗敵報》，1937年12月11日在阜平縣由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創刊，最初為石印，三日刊，社長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1938年4月，《抗敵報》轉為晉察冀省委的機關報，鄧拓任報社社長，主持報社工作。1938年8月16日，報紙改為鉛印，隔日刊。1940年11月7日，改為《晉察冀日報》，為日刊。報紙的內容以國內新聞、國際新聞、通訊、社論、詩歌、漫畫等為主，並創辦了副刊《老百姓》。所刊載的文章大多通俗易懂、詼諧幽默，成為根據地軍民了解八路軍抗戰和根據地政策的主要渠道，也是邊區黨政軍民對敵作戰的重要宣傳武器。到1948年6月14日終刊（與其他報紙合並為《人民日報》），在十余年的辦報時間裡出版2845期，發行量從最初的1500份擴大到幾萬份，最多時達5.5萬份。
　　在《晉察冀日報》辦刊過程中，留下了很多傳奇故事，最有名的是“八匹騾子辦報”“七進七出鏵子尖”。
　　為適應游擊辦報的需要，報社人員盡量減輕設備的重量以便於轉移，比如排字工人把鉛字縮小，把笨重的字架改成可裝卸的輕便字架，把笨重的石印機改成用棗木制成的結實輕便的木制機。鄧拓還要求編輯和記者寫文章都限定在3000字以內，以減少字盤重量。同時，鄧拓還用特制木箱裝字盤，裝好就能搬走，架起就能撿字。因為報社的全部設備拆裝方便，敵人來時，拆完裝入箱子搬到騾背上就走。等到了安全環境，立即卸下設備，安裝完畢就可以開工。全部設備用八匹騾子就可帶走，非常適合當時的游擊環境，因此就有了“八匹騾子辦報紙，三千字內著文章”的說法，可謂是中外新聞史上的奇跡。
　　鏵子尖是平山縣滾龍溝南山深谷中的一個小山村，1940年冬到1942年春，晉察冀日報社曾長期在滾龍溝一帶駐扎。1941年8月22日，日偽軍7萬多人“掃蕩”晉察冀邊區，2000余敵人合圍滾龍溝一帶。當時，報社為了趕印當天的報紙，行動遲了一步，來不及轉移設備，於是，他們把設備埋藏在鏵子尖，報社人員則與當地群眾、民兵、游擊隊一起與敵人周旋。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勇敢機智地“七進七出鏵子尖”，反復七次挖出設備工作，埋好設備轉移，硬是在敵人“掃蕩”的25天時間裡出了23期報紙，對穩定根據地民心軍心、鼓舞軍民抗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為了出版和發行好《晉察冀日報》，在抗戰期間有34位報社工作人員在與日軍戰斗中犧牲，還有多人在發送報紙途中獻出了生命。《晉察冀日報》和晉察冀根據地一起發展壯大，它不但見証和記錄了根據地的創建、鞏固、發展、壯大，而且鼓舞了根據地軍民抗戰的決心和信心，成為中國新聞事業史上的一個創舉和榜樣，被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譽為“民族的號筒”。
　　“活生生的事實”：真實記錄敵后恢宏壯闊抗戰和熱火朝天建設的《晉察冀畫報》
　　《晉察冀畫報》是中國共產黨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攝影畫報，創刊於1942年7月7日，共出版13期。1948年5月20日，晉察冀畫報社和晉冀魯豫人民畫報社合並為華北畫報社。
　　說到《晉察冀畫報》，不能不提著名攝影家沙飛。全面抗戰爆發后，沙飛從桂林北上，10月份到達晉察冀，經聶榮臻特批成為隨軍攝影記者，不久便擔任了晉察冀日報社副社長。從1937年10月到1939年，沙飛拍攝了許多有關八路軍抗戰的照片。為了讓大家了解八路軍抗戰，1939年春，沙飛等人在平山縣蛟潭庄舉辦了一個小型的攝影展。盡管照片不多，也不大，但引起了很大轟動，十裡八鄉的群眾像趕廟會一樣前來參觀。那時候老百姓大多不認識字，不能看報紙雜志，但他們能看懂照片，能從照片上直觀地看到八路軍戰斗和勝利的情景。
　　這次展覽還得到了聶榮臻司令員的稱贊，他說：“你們這樣做很好，不識字的人能看懂照片，這樣的形象宣傳作用大。”展覽出人意料的成功和聶司令員的鼓勵，使沙飛萌生了印制畫報的想法。
　　想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畫報印制的難度遠高於報紙。首先需要人才，包括攝影、制版、刻字等人員。其次需要設備，包括相機、銅板、鋅板、上等的紙張和油墨，以及各種化學制劑等。這些東西在大城市都是緊缺物資，更別說在被日軍嚴密封鎖、條件艱苦的根據地了。因此，沙飛的想法在當時聽起來有點異想天開。但沙飛的想法得到了晉察冀軍區領導，尤其是聶榮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軍區領導表示：籌辦畫報的一切經費都由軍區解決，在盡量節約的原則下，要多少就給多少，需要什麼人就調什麼人，全力支持創辦畫報。領導的支持給了沙飛極大的信心，他們從全軍區搜羅各種有用的人才和設備，並自己動手制造設備。邊區解決不了的就通過大城市的地下黨組織購買。為了購買和護送這些設備，地下黨組織歷經艱險，有些同志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為了支持制作照相制版的鏡頭，聶榮臻還貢獻出了自己的軍用望遠鏡。
　　經過3年的准備，1942年5月21日，晉察冀畫報社正式成立，沙飛任社長，全社共100多人。盡管此時日軍對根據地展開了有史以來最殘酷的“掃蕩”，再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晉察冀根據地處於最艱難的時期，但畫報社人員夜以繼日地工作，終於在1942年7月創刊。在慶祝大會上，聶司令員對畫報社全體人員予以表揚和獎勵，並為畫報親筆題詞：“五年的抗戰，晉察冀的人民究竟做了些什麼？一切活生生的事實都顯露在這個小小的畫刊裡。它告訴了全國同胞，他們在敵后是如何堅決英勇保衛著自己的祖國﹔同時也告訴了全世界的正義人士，他們在東方如何艱難困苦地抵抗著日本強盜！”
　　畫報出版后傳到各根據地和敵佔區，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希望和鼓舞，也讓日軍非常震驚。日軍一面加緊封鎖印刷制版物資，一面“掃蕩”根據地，並把畫報社作為重要的襲擊目標之一。
　　1943年4月19日晚，畫報社正在平山縣東黃泥一帶趕印第三期畫報，突然有群眾送信說日軍正向此地進犯，趕緊轉移。於是，大家馬上停止工作，拆卸設備，搬運埋藏好，准備轉移。此時，日軍已將村子三面包圍。在突圍中，著名攝影記者雷燁不幸遇難。
　　雖然日軍的“掃蕩”、襲擊經常發生，但晉察冀畫報社卻在戰斗中不斷壯大，所印制的畫報愈發精美，讓看到的人愛不釋手，視若珍寶。當時各根據地把“陝甘寧的廣播，晉察冀的銅板”視為我黨在宣傳工作上的兩大創造和法寶。
　　如今，我們看到的有關晉察冀抗戰的照片大部分出自《晉察冀畫報》，它不但向世界証明了八路軍在敵后進行著英勇的抗戰，也給后人留下了無比珍貴的歷史影像。
　　（摘自2015年第24期《共產黨員（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