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熱土·英雄城市·永載史冊

　　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省武漢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時深情指出：“在這場嚴峻斗爭中，武漢人民識大體、顧大局，不畏艱險、頑強不屈，自覺服從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動投身疫情防控斗爭，作出了重大貢獻，讓全國全世界看到了武漢人民的堅韌不拔、高風亮節。”武漢是一方紅色熱土，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共武漢早期組織，是當時國內外8個重要早期組織之一，成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一塊重要基石。黨成立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興起，京漢鐵路大罷工是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峰，其影響震動神州大地。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導人鄧中夏曾高度評價說：“以工業中心城市的罷工潮而論，當時應首推武漢。”
　　風雷激蕩撼動江城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這場反帝愛國運動風暴同時席卷武漢。5月5日，武漢《大公報》《漢口日報》等連續刊登北京游行示威的消息。5月6日，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主任惲代英和中華大學學生林育南擬出一份宣傳單，呼吁有血性的炎黃子孫“不應該忘記（民國）四年五月七日之事”，走上街頭廣為散發。與此同時，武漢各校學生紛紛舉行集會、游行、演講，並成立武昌學生團，向北京學界發電聲援，同時開始聯絡工商各界抵制日貨。5月18日下午，3000余名武漢各校學生在閱馬場舉行聲援北京學生大會，會后，學生們手持“爭回青島”“滅除國賊”“提供國貨”等字樣的白色小旗開始規模宏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隊伍所到之處，“眾商民莫不現一直喜悅之表示，又莫不含有痛恨日人欺侮之怒氣”，紛紛表示不代銷日貨。
　　學生的愛國行動終於得到了社會各界響應，武漢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姿態登上政治舞台，旗幟鮮明反對帝國主義損害中國主權的罪惡行徑。5月下旬，漢口日資企業泰安紗廠工人罷工。6月5日，漢口英租界平和、榮茂兩花廠工人罷工。自7日起，武漢三鎮其他部分工廠、行業及外國在華企業工人相繼罷工。日資企業工人紛紛離場，不為日商做工。同時，鐵路、郵電工人也在醞釀聯合罷工，武漢各工廠工人還在醞釀總同盟罷工。以武漢工人為主體的人民斗爭給了反動當局以巨大的壓力。在全國人民的反對下，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
　　群英結黨播撒火種
　　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武漢地區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切實認識到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開始創建共產黨組織的實踐活動。
　　1920年夏，董必武收到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李漢俊的來信，獲悉上海共產黨組織的創建情況。上海黨組織要求董必武在武漢創建共產黨組織。董必武在復信中同意立即開始建黨活動。此后，董必武與陳潭秋等為籌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做了大量准備工作。是年六七月間，董必武與陳潭秋、張國恩、包惠僧等在武漢正式成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第一次秘密會議的地址在武昌撫院街三號。會議討論了如何在武漢小組開展革命活動，制定了秘密開展組織活動的制度，推定包惠僧為臨時支部書記。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為創建中國共產黨作出重要貢獻，逐步形成了由研究會、武漢中學和革命刊物三位一體的堅強陣地，探索出以黨領團、黨團結合的組織發展途徑。1920年3月，董必武在武昌涵三宮街（現為武昌區糧道街297號）一所簡陋的小院創辦了武漢中學。董必武通過惲代英主辦的利群書社，設法為學生購買了《共產黨宣言》《新青年》《湘江評論》等書刊﹔指導學生辦起《武漢中學周刊》，介紹新思想，發表反帝、反封建、推動教育改革的文章，灌輸革命思想。在董必武努力下，武漢中學成為培養革命骨干的搖籃，南昌起義、井岡山革命斗爭都有武漢中學畢業生參加。黃麻起義總指揮部的10位領導人中，就有5位畢業於武漢中學。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還成立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董必武、陳潭秋等經常在研究會報告自己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體會。為擴大革命思想的影響，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創辦了《武漢星期評論》，“以改進湖北教育及社會為宗旨”，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進行革命思想報道，促進武漢人民覺醒，團結武漢社會各界進步人士。偉大斗爭錘煉了革命骨干，到1921年春，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發展到9名成員。在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領導下，1920年11月7日，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武漢中學成立。在武漢黨組織的多方努力下，湖北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壯大。
　　工人運動掀起高潮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以后，即開始深入工人之中進行調查研究，向工人階級宣傳馬克思主義，極大提高了武漢工人階級的覺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使武漢工人運動呈現出全新的局面。
　　黨的一大召開后，董必武、陳潭秋從上海回到武漢，主持成立了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並迅速成立了先后以包惠僧、林育南為書記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在黨的領導下，武漢工人運動呈現出迅速發展的壯闊場景。1921年10月，粵漢鐵路武漢長沙段工人罷工，隨后，英美煙廠、湘鄂印刷廠、漢陽鋼鐵廠、漢陽兵工廠相繼罷工，到1922年10月，湖北黨組織在武漢先后成立30多個工會，宣布成立湖北省工團聯合會，一波強勁的武漢工人罷工浪潮席卷而來，其參加人數之多，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在全國極為少見，並最終引發了以漢口江岸為中心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1923年2月，京漢鐵路總工會擬定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各界代表160余人前往鄭州參會。此時，一直標榜“保護勞工”的軍閥吳佩孚撕掉了面具，突然下令禁止大會舉行，並派出大批軍警阻止代表入場。憤怒的參會代表沖破阻擋，進入會場宣布按計劃舉行會議，庄嚴宣告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2月4日，漢口江岸京漢鐵路總工會，隨著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一聲令下，江岸機器廠罷工的汽笛長鳴，僅僅幾個小時，京漢鐵路全線20000多名工人相繼全體罷工，平日川流不息、往來繁忙的京漢鐵路陷入癱瘓，猶如一條巨大僵硬的死蛇，引起了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極大恐慌。吳佩孚惱羞成怒，電令湖北督軍肖耀南採取嚴厲的武力鎮壓。
　　面對白色恐怖，武漢工人階級堅持斗爭，絕不屈服。工人糾察隊員以木棍、鐵棒與軍警展開肉搏，30多名工人犧牲。林祥謙被捕后，被凶殘的劊子手連砍3 刀，忍著劇痛怒吼：“頭可斷，工不可復。”最后壯烈就義。面對軍警的槍口，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慷慨陳詞：“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鬼，堂堂做人，反對強暴，你們殺了一個施洋，還有千萬個施洋。”凜然正氣，青史永存。以漢口江岸為中心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將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推向了高潮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