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關於經濟改革和發展論述中蘊含的宏觀調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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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鄧小平關於經濟改革和發展論述中蘊含的宏觀調控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涵主要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一是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是必要的，是解決市場失靈的有效方式，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手段，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物價穩定、增加就業、提高人民收入、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二是宏觀調控的手段，既涵蓋以經濟手段為主的間接調控，也有包括行政和法律手段在內的直接調控﹔三是實施宏觀調控，一方面要維護黨中央的絕對權威，另一方面也要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企業的自主權，同時還要綜合運用好不同調控方式。重溫鄧小平有關經濟改革和發展論述中蘊含的宏觀調控思想，對於我們當下更好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保持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鄧小平﹔宏觀調控﹔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 ] A49 [文獻標識碼 ] A

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積極倡導和推動改革的同時，針對經濟領域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和實踐探索。盡管鄧小平並未直接提出“宏觀調控”這一概念，但他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經濟調整等方面的論述以及內嵌於財稅、金融、投資、外貿等多個領域的具體改革措施中所蘊含和體現的宏觀調控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對保証我國改革沿著正確方向穩定推進和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鄧小平宏觀調控思想的來源

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是世界各國保障經濟健康發展的常用舉措，更是克服市場運行缺陷的必要方法。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方面更有優勢。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一方面推動改革，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經濟，“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鄧小平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36 頁。）。另一方面，他指出，資本主義條件下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都是“有控制”的市場經濟，“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4 頁。）。基於對社會制度與市場經濟關系的科學認識，鄧小平對市場經濟和改革從觀念、理論、方式、政策和體制等多方面進行了探索。這些思想有著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淵源，也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管理實踐的總結，更是對改革開放后如何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深刻思考。

首先，有著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淵源。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市場自發調節社會生產是私有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方式，一旦實行公有制，便不能再由市場自發進行調節，必須以計劃的方式來配置資源和調節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從社會總產品的價值形式和實物形式兩個維度分析了社會生產平衡問題，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機理與規律進行了論証，並提出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和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的宏觀平衡理論。列寧吸收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認為通過計劃配置資源，從而對全部社會生產進行有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建成集中的經濟，由中央統一領導的經濟” （《列寧全集》第 35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414頁。）﹔對經濟的宏觀控制應該“由國家實行監督、監察、計算和調節”（《列寧全集》第 32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182頁。）。毛澤東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了統籌兼顧、結合平衡的思想，包括調整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比例，以及正確處理工業與農業、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的關系，擴大企業自主權，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等。（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4、27、28、31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深刻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冷靜地觀察到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制度與經濟體制之間不存在必然聯系的重大理論判斷，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同時，鄧小平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商品貨幣和市場的理論，在改革開放全過程中，把中央權力的“收”與“放”，把宏觀經濟多種調控手段，靈活地貫穿其中，通過科學的經濟管理使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協調、健康發展。

其次，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管理實踐的總結。自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開啟，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約 6%的增長速度，改變了我國一窮二白、積貧積弱的面貌，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保障。但同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落后於經濟增長幅度﹔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和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造成國民經濟發展失衡，而綜合平衡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一個關鍵性問題。1961年 1月，為了解決經濟結構失衡，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重點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主要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及發展速度，使我國國民經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也為我國從宏觀層面調整經濟運行積累了成功經驗。1980年 12月，鄧小平在總結以往工作教訓時深刻指出，“由於解放以前的歷史狀況，也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后長期急於求成，我們的經濟一直存在著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到三中全會前后，更發展成為財政不平衡、信貸不平衡、物資不平衡、外匯收支不平衡的局面”。（《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355頁。）這是鄧小平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比例失調進而影響經濟發展的教訓后得出的結論。因此，結合歷史上的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要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比例失調，就必須從宏觀領域對經濟進行調整。他強調：“在經濟比例失調的條件下，下決心進行必要的正確的調整，是我們的經濟走向正常的、穩定的發展的前提。這在全國解放初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兩次調整的歷史經驗已經充分証明了。”（《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61頁。）

再次，是對改革開放后如何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深刻思考。鄧小平一直深入研究我國的國情，不斷思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和方法才能解決我國發展落后的問題。1978年 10月，鄧小平在會見聯邦德國新聞代表團時說，中國“同發達國家相比較，經濟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32頁。）。他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70頁。）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強調要按經濟規律尤其是價值規律辦事。（參見《人民日報》1984年 10月 21日。）從 1984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出現了經濟過熱、貨幣發行過多等現象和物價漲幅過大、通貨膨脹嚴重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指出，“我贊成邊改革、邊治理環境整頓秩序。要創造良好的環境，使改革能夠順利進行”（《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77頁。）。而當時治理經濟環境，主要是需要壓縮社會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整頓經濟秩序，則需要整頓體制改革中出現的混亂現象。這就要求進一步加強和改善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主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保持宏觀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對經濟進行調整，“是為了站穩腳跟，穩步前進，更有把握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更有利於達到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356頁。）。

二、加強經濟宏觀調控的具體目標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供給與需求受價值規律及市場機制影響。市場經濟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其周期性波動也會給社會資源和生產力造成負面影響。宏觀調控作為政府對經濟運行過程進行合理干預的手段，是彌補市場機制不足，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基本平衡的重要方式。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以及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效發揮宏觀調控職能，實現促進經濟增長、穩定物價、增加就業、提高人民收入、保持國際收支總體平衡等具體目標。

第一，促進經濟健康發展。要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就必須保持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這既是關系我國能否實現現代化的經濟問題，又是關系我國社會能否安定、社會主義能否鞏固的政治問題。1990年，在回顧改革開放歷程時，鄧小平感慨地說：“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54頁。） 持續快速的經濟發展是實現國家長遠戰略目標的必要條件，宏觀調控必須將促進經濟增長作為重要目標。為此，鄧小平強調，政府要提高計劃的針對性和預見性，明確提出為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到 20世紀末“翻兩番，要有全盤的更具體的規劃，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體規劃，做到心中有數”（《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4頁。）。宏觀調控是保証國民經濟以適當速度發展、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鄧小平指出，經濟調整是為了創造條件，隻有認真進行調整，“才能使整個經濟轉上健全發展的軌道”（《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355頁。）。

第二，抑制通貨膨脹，保持物價穩定。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特別強調：“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50頁。）20世紀 8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發展出現過熱現象，總需求膨脹引發通貨膨脹和物價大幅度上漲。針對這一情況，鄧小平指出：“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得太快，給國家和人民都帶來了困難。”（《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88頁。）這就需要政府運用經濟、貨幣等各種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抑制通貨膨脹。鄧小平指出：“現在的局面看起來好像很亂，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需要進行調整，這是不可少的。”（《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77頁。）因此，必須從宏觀領域對經濟運行進行調控，控制總需求的膨脹，保持物價穩定。

第三，增加就業，提高人民收入。就業是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是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有效途徑。實現充分就業既是經濟繁榮的標志，也是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的標志﹔既體現了勞動要素的充分利用，也保証了居民收入相對穩定。鄧小平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比方說，現代化的生產隻需要較少的人就夠了，而我們人口這樣多，怎樣兩方面兼顧？不統籌兼顧，我們就會長期面對著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64頁。）為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始終將人民放在首位，將促進就業、提高人民收入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而要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歸根結底需要發展社會生產力。

第四，保持國際收支總體平衡。國際收支平衡與國內貨幣穩定、經濟穩定和發展關系緊密，對社會供求平衡有重要影響。鄧小平為此指出：“外資是兩種，一種叫自由外匯，一種叫設備貸款。不管哪一種，我們都要利用。 ”（《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98頁。）同時，利用外資要合理、適度，不能過分依賴外資，要保持相應的償債能力。鄧小平提出：“我們要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也要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為主。”（《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57頁。）對外借債是利用外資的一種重要形式，但鄧小平也主張“不要欠太多的債，借債必須放在有能力償還的基礎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881頁。），“借外債要適度，不要借得太多”（《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93頁。）。因此，社會主義宏觀調控必須高度關注國際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使外匯收支差額和償債率保持在適度的水平，保持國際收支總體平衡。

三、實施經濟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計劃經濟時期單純依靠行政手段進行經濟管理的方式已無法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必須學會運用經濟手段從宏觀領域進行調控。在這方面，鄧小平也作過深入的思考。總的來看，宏觀調控手段分為以下兩類：

一類是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為主體的間接調控手段。鄧小平十分重視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1978年 12月，鄧小平就提出，“我們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50頁。）。在一系列宏觀調控手段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鄧小平尤為重視的兩種手段。隨著改革向縱深發展，財政投資的比重相對在下降，但其作為我國國有經濟的基本投資手段，是國家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方式，也是實現公平競爭、營造良好經濟環境的重要途徑。1980年 1月，為補強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薄弱環節，鄧小平提出，要加大國家財政對基礎工業急需項目和重點項目，以及教育、科技方面的支持，要求“從明年、至遲從后年開始，無論如何要逐年加重這方面，否則現代化就化不了”（《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50頁。）。同時，鄧小平也認為，通過國家對基礎建設財政投資規模的調整來調節社會總供求，是防止經濟過熱的重要手段。他指出：“為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基建規模特別是非生產性建設規模不能過大。”（《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93頁。）此外，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確保經濟發展有穩定的金融環境，就需要通過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應量以保持幣值的穩定。鄧小平認為，貨幣超量發行和信貸規模過大，是造成 20世紀 80年代中期出現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1985年 1月，他在聽取中央負責同志匯報經濟工作，談到貨幣發行與經濟增長速度的關系時指出，“票子發那麼多，外匯降下來那麼多，這是風險”（《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027頁。）。此外，鄧小平提醒人們，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現代經濟與金融之間有著密切關系。在現代經濟生活中，金融所具有的信用創造功能不僅直接影響貨幣供應量和幣值穩定，而且還通過影響利率、投資等，進而影響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及社會再生產的全過程，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66頁。）。

另一類是以行政和法律手段為主體的直接調控手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以間接經濟手段為主，但也需要必要的輔助性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實施科學有效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可以為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保障。行政手段是行政機關運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計劃等方式，對社會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建立時期，運用計劃等手段對經濟進行調控是主要的經濟管理方式，也是推動經濟平穩有序發展必不可少的手段。鄧小平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73頁。），“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06頁。）。與資本主義相比，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體現在“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証重點”（《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6-17頁。） ，但計劃手段主要應體現在指導性上。同時，法律手段對宏觀調控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具有導向、保障和激勵等功能。要充分認識法律手段對經濟宏觀調控的重要作用，利用法律手段進一步規范市場秩序和政府行為，來協調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鄧小平指出：“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等之間的關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過法律來解決。”（《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47頁。）針對當時我國經濟管理領域的法制還不夠健全的情況，鄧小平指出，“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46頁。），如工廠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此后，在他的推動下，我國陸續出台了一批經濟領域的法律，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勞動法》等。

四、實施經濟宏觀調控的保障條件

鄧小平認為，要保障宏觀經濟管理即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必須在維護中央絕對權威的基礎上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並綜合運用不同的調控方式。

第一，要維護中央的絕對權威。“中央要有權威”（《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77頁。），是鄧小平針對 1988年出現的經濟過熱、失序問題而突出強調的一條重要原則。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確保落實經濟法規、維護經濟秩序、理順和協調經濟關系，必須由中央掌握經濟宏觀調控權，這就要求必須保証中央的絕對權威。鄧小平指出，“宏觀管理要體現在中央說話能夠算數”，“現在中央說話，中央行使權力，是在大的問題上，在方向問題上”。（《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78頁。）宏觀調控就是必須由中央決定的大的方向問題。宏觀調控中也必須確保中央的權威，才能引導地方、企業和居民向中央指明的方向和目標努力，達到整體效率最大化。鄧小平指出，“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門就要堅決執行”，“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對策’，不能搞違背中央政策的‘對策’”。（《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77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必須強調中央的統一調控，中央“沒有權威，局勢就控制不住”（《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77頁。） 。當然，由中央主導的宏觀調控必須符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否則也會產生不利影響。

第二，要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宏觀調控中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實現上下同心，共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新成就。鄧小平在強調中央要有權威的同時，指出中央應該適度下放經濟管理權力，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權力過分集中在中央，地方缺乏必要的自主權，難以發揮主觀能動性。1978年 12月，鄧小平提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於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於實現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45頁。）。發揮地方積極性的關鍵點在於，中央的宏觀經濟管理要有權威，但這種權威表現在大問題和方向性問題的決策上，絕非事無巨細都由中央統管。此外，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不僅要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更重要的是要擴大企業的自主權，調動企業積極性。1986年，鄧小平就專門指出，“企業改革，主要是解決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問題”，“用多種形式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以調動企業積極性，這是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92頁。）

第三，要綜合運用多種調控方式。計劃經濟時期，國家主要通過行政手段以直接的計劃來管制經濟活動，包括物資調撥、商品供應配額等。這種宏觀經濟管理方式被鄧小平稱為“窮管”。我國開始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后，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調控方式也就必須進行調整。鄧小平指出：“過去我們是窮管，現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會的宏觀管理。不能再搬用過去困難時期那些方法了。”（《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78頁。）從鄧小平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一方面要發揮社會主義國家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充分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來進行宏觀調控﹔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充分發揮經濟手段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作用，充分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

五、鄧小平宏觀調控思想的現實指導意義

重溫鄧小平有關論述中蘊含的宏觀調控思想，對當前進一步深入理解和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以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要正確認識政府與市場的辯証統一關系。正確認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靈活運用好不同調控手段，是鄧小平有關論述中蘊含的宏觀調控思想的核心內容。隨著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我國在市場經濟體制方面新老問題交織，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捋順。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做到轉變政府職能，探索建立與價值規律和市場經濟運作相適應，多種調控方式和手段相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和機制，讓政府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等方面更好地發揮綜合協調的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人民日報》2013年 11月 16日。）。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觀點之一。習近平對此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人民日報》2014年 5月 28日。）

第二，要在確保中央絕對權威的同時發揮地方的積極性。處理好中央與地方在經濟發展中不同角色的關系，發揮好中央與地方在經濟調節和管理中各自的作用和積極性，是鄧小平有關論述中蘊含的宏觀調控思想的關鍵。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幅員遼闊，資源分布不均，區域發展不平衡，因此必須在宏觀調控中維護好中央的絕對權威，形成全國一盤棋的發展合力。特別要看到，中國經濟是一艘巨輪，體量越大，風浪越大，掌舵領航越重要﹔越是形勢復雜，挑戰嚴峻，越要發揮好黨中央絕對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定海神針作用。與此同時，各地經濟發展與改革情況千差萬別，要注意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各地區要敢於擔當、主動作為，勇於解決自己遇到的困難和矛盾。黨中央一方面要加強頂層設計，另一方面也要給各地、各部門和廣大基層留出更多探索空間，讓各方面立足實際、開動腦筋，敢干事、會干事、干成事。落實到當前，就是要貫徹落實國家總體發展目標與規劃，結合本地實際，開拓進取，共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新成就。

第三，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促發展保民生。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目的，也是鄧小平有關論述中蘊含的宏觀調控思想的落腳點。鄧小平總是把維護人民的利益作為制定方針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黨的奮斗目標，並將其貫穿到經濟建設的方方面面。近年來，在經濟發展不確定性上升，結構調整陣痛顯現的形勢下，針對民生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習近平反復強調，宏觀調控過程中必須堅持社會政策托底，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隻有在宏觀調控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聚焦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促就業保民生，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不斷厚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根基與可靠力量。

〔作者劉磊，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盧周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北京 100091〕

原載：《黨的文獻》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