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怎樣做衛生戰線統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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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堅持黨中央提出的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最大限度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文學藝術、新聞、教育、科技、衛生等多條戰線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南方局高度重視衛生戰線的統戰工作，不僅團結了大批中外醫學界人才，凝聚抗戰力量，還為戰時八路軍、新四軍傷員救護提供了人力、物力及技術支持，提高了抗日根據地人民群眾的醫療衛生水平，更為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情系戰地救護的生理學家林可勝

林可勝是一名愛國華僑，出生於新加坡，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科。他知識淵博，醫術精湛，有著強烈的報國熱情。1924年回國，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理學教授。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隨著上海、南京相繼淪陷，中國紅十字總會撤退到武漢。為配合戰事需要，紅十字會決定成立救護委員會，聘請林可勝為救護委員會總干事。1938年春，救護總隊在漢口成立，林可勝兼任救護總隊總隊長。

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公開出面與林可勝聯系。林可勝十分重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救護工作。1937年底，林可勝應周恩來的請求，首批派出第7、第23、第39三支醫療隊開赴西北，協助八路軍開展戰地醫療衛生救護工作。尤其是第23醫療隊貢獻突出，在陝北工作的800天中，完成各類大小手術3000余例，無一死亡病例，得到了邊區政府的普遍贊揚。當該隊奉命調往第五戰區時，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前往送行。1938年初，林可勝又派齊清心率兩個醫療隊、一個醫護隊和一個X光隊到延安，為八路軍開展戰地救護服務。

1938年夏，為了加強對救護總隊的統戰工作，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指示在救護總隊成立中國共產黨紅十字會支部，隸屬於中共長沙市委北區委員會。其主要任務是開展宣傳工作，公開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秘密發展黨員，壯大黨的力量，動員醫務人員積極投入抗戰救護工作，組織醫務人員及輸送醫藥物資到解放區。在林可勝的支持下，黨支部工作開展順利，發展黨員十余人。

是年秋，中共紅會支部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撤至桂林，由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負責聯絡，在葉劍英、李濤、李克農領導下，繼續開展工作。1939年春，救護總隊遷至貴陽圖雲關。此時的中共紅會支部已歸南方局領導，由八路軍貴陽交通站站長袁超俊負責聯系。

八路軍貴陽交通站成立於1939年1月3日，受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直接領導，不僅承載著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團結各階層抗日愛國人士的任務，還擔負著與貴州地下黨組織及全國紅十字總會、貴州企業公司等秘密支部和秘密黨員的聯系。周恩來指示袁超俊：“中共紅十字會黨支部是有戰斗力的黨支部，從南京到湖南一直歸長江局領導，現在由你直接負責聯系，任務很重，要領導好。紅十字會知識分子多，愛國華僑多，要做好統戰工作。”

早在武漢時期，林可勝曾到辦事處找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人，希望雙方建立聯系。1939年底，八路軍急需一批藥品和醫療器械，袁超俊求助於林可勝，林同意從紅十字會撥出一部分醫療物資給八路軍。為了躲避國民黨檢查站的搜查，林可勝派紅十字會的車隊把這批醫療物資護送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最終平安運到延安。

林可勝還積極援助新四軍的醫療衛生工作。1937年10月，新四軍籌備處成立，周恩來指示沈其震擔任新四軍軍醫處處長。因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缺少醫務人員，沈其震便想到了幾年前他在協和醫院工作時的導師林可勝。此時林可勝正在武漢組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得知沈其震的來意，林可勝將自己手裡志願參加戰地救護工作的醫生名單交給他。沈其震從中挑選了一些有實踐經驗、會做手術的外科醫生。這些人是參加新四軍的第一批醫務人員。而后，林可勝、宋慶齡、史沫特萊等人為新四軍募捐到大量的醫藥器材，沈其震以此為基礎，在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安徽涇縣雲嶺創辦了小河口醫院、雲嶺醫院，為新四軍傷病員和當地百姓提供醫療服務。

1939年秋，已是新四軍衛生部長的沈其震再次到貴陽圖雲關請求醫藥支援，林可勝主動按申請單加倍發藥，尤其是奎寧片（抗瘧疾藥），還派遣了兩支醫療隊支援新四軍，這兩支醫療隊的大部分成員參加了新四軍。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中很多人成為醫療衛生戰線的骨干力量。

1946年，沈其震隨葉劍英赴北京參加由國民黨、共產黨、美國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時逢擔任國民政府軍醫署署長的林可勝從重慶飛抵北京視察軍醫工作。沈其震向葉劍英請示，想去看望林可勝。葉劍英當即批准並表示，像林可勝這樣同情我軍的愛國將領，在國民黨軍隊裡比較少見，我也應當去拜訪他。雙方會面時，葉劍英鄭重而誠懇地對林可勝抗戰時期對八路軍、新四軍的大力支援表示感謝。

抗戰時期，在南方局和八路軍貴陽交通站的領導下，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為紅會大多數專家、學者、醫務人員和職工接受。他們不同程度地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給予同情和支持，先后組織和動員了一批醫務人員前往抗日根據地，包括魯中俊、解崇璋與李志中、沈元暉夫婦。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下屬的醫療救護衛生組織發展壯大到60多個大隊，先后到延安和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工作的達20多個，為戰地救護作出了貢獻。

“去”“返”延安的肺科醫學博士何穆

為了爭取團結國統區的醫學界人士，南方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就有何穆和陳學昭夫婦。何穆、陳學昭曾經留學法國，何穆是專攻肺科的醫學博士，陳學昭是文學博士。二人在重慶小有名氣，一個是著名的內科醫生，一個是頗有名氣的作家。

1939年的一天，周恩來從重慶給延安發去一份電報，說著名內科醫生何穆和他的妻子陳學昭要前往延安，請在延安的陳雲為他們安排工作。陳雲對此非常重視，親自接待了何穆夫婦。隨后，何穆被安排在邊區醫院任肺科主任，並負責籌建邊區綜合性醫院﹔陳學昭去了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繼續從事寫作。同年7月，周恩來從重慶回延安后，因墜馬而跌傷右臂。當時延安沒有骨科醫生，何穆作為內科醫生也參與診治，但最終沒有治好而深感內疚。后來，何穆因在參與籌建延安中央醫院的問題上與部分同志發生分歧，便提出要返回重慶。陳雲等同志與之談了三次均無果，於是希望他們在大后方招募一些願意到邊區工作的醫務人員，同時鄭重表示，若你們願意再來，我們一如既往地歡迎。

回到重慶后，何穆夫婦忙於找住房、躲空襲，為辦診所而四處奔波，備嘗艱辛。周恩來了解這一情況后，對何穆一家給予了極大的幫助。1940年秋，何穆生病，住進南岸一家私人醫院。那時日寇飛機正瘋狂轟炸重慶，周恩來想方設法派人打聽到他的住院地址，送禮物表示慰問。共產黨人的誠意和幫助，讓何穆夫婦倍感溫暖，從而產生了再回延安的念頭。

恰在此時，何穆接到了延安方面的來信，說中央醫院院長一職還留待他回去就任。於是何穆夫婦找到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向周恩來鄭重提出重返延安的要求。周恩來囑咐他們搬到辦事處暫住。到10月，何穆在重慶招募了小兒科大夫王慈吾、助產士鄒貞堅、公衛護士李新、化驗員姚冷子，以及有多年護理工作經驗的胡凌和在重慶醫院工作的四川護士楊先彬、王義一等人。周恩來同意何穆帶他們去延安，並與他們親切會見，表示歡迎和鼓勵。

受周恩來的委托，何穆利用自己的關系購買了一些醫療器材。就這樣，何穆夫婦一行乘坐八路軍辦事處的汽車，從重慶出發，奔向延安。為了途中安全，周恩來特命警衛人員劉久洲一路護送到陝北。快到陝甘寧邊區時，全車人員卻被國民黨武裝特務扣押，幸為中共中央獲悉，拍電報給在重慶的周恩來。經周交涉，始得放行，於12月20日到達延安。

回延安后，何穆被任命為中央醫院院長。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經何穆等醫務人員的共同努力，到1944年，中央醫院開設了內、肺、外、婦、產、小兒、傳染病和干部療養科，擁有魏一齋、侯健存、金茂岳等一流專家，先后給各根據地培養百余名醫務骨干。何穆為延安地區肺結核病防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后又擔任著名的白求恩醫院院長一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被任命為中央結核病研究所所長，為結核病防治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和才華。

到中國就是要上前線的國際援華醫療隊

從1939年到1941年，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候，一支由波蘭、德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奧地利、英國、蘇聯等國家的志願者組成的國際援華醫療隊，不遠萬裡來到中國支援抗戰。在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和有關工作人員的安排下，他們經香港到達廣西，最后抵達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駐地——貴陽圖雲關，作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成員在華開展醫療救助工作。

國際援華醫療隊一到國民黨統治區，便立即投入到戰場的救護工作。不久，他們卻發現：盡管國民黨地區缺乏大批懂技術、有醫德的醫務人員，但醫療隊並不受國民黨當局的歡迎。國民黨不撥給醫療隊必要的經費，而且還切斷了醫療隊與國外救濟組織的聯系，不給他們行動自由。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援華醫療隊隊員便設法與中國共產黨聯系，要求去解放區工作。

1941年，隨國際援華醫療總隊來華的羅馬尼亞共產黨員達維徳•楊固醫生和另外兩名醫生，專程赴重慶向周恩來匯報工作。他們強烈要求去延安，去敵后抗日根據地。

周恩來曾三次會見楊固，建議他們繼續留在國民黨軍隊中做救護醫療工作。他對楊固說，你們繼續留在國民黨軍隊中工作，這本身就可影響國民黨士兵的抗戰行動。楊固等人聽從周恩來的建議，返回貴陽。楊固后來回憶說，周恩來總理給我的指示是我終生難忘的，就是那些指示支撐我在國民黨地區默默工作達六年之久。

作為這支隊伍的負責人之一，波蘭醫生傅拉都聯系貴陽交通站負責人袁超俊，表示希望能像他們的戰友——加拿大醫生白求恩那樣，去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和中國軍民一起與日本侵略者作斗爭。他們又派代表前往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表達去解放區的願望。周恩來向他們解釋，隻要在中國，和中國軍民在一起，在哪裡都一樣，都是幫助中國人民抗戰。周恩來的一番勸說，他們無不心悅誠服。

其間，傅拉都同重慶八辦的很多工作人員有過接觸，並為同志們看過病。當時，董必武在重慶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一次傅拉都治好他的病后，董必武稱他為“華佗傅拉都”。自那以后，傅拉都經常高興地向中國人講，他和中國的神醫同名。

1943年，國民黨特務機關要逮捕一批在重慶活動的共產黨人，其中包括在南岸活動的王炳南。周恩來獲知消息后，決定請傅拉都出面相救。傅拉都以外籍醫生的特殊身份，利用救護總隊的汽車將王炳南安全送到了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周恩來立即寫了一個委任狀，任命王炳南為他的上校秘書。有了公開合法的身份，王炳南才躲過這次逮捕。

1945年抗戰勝利后，傅拉都返回波蘭，在衛生科研部門工作，在血清研究中取得成果。新中國成立后，傅拉都被任命為波蘭駐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為中波兩國友誼作出了新的貢獻。

另一位國際援華醫療隊的負責人是保加利亞醫生甘揚道。到達貴陽圖雲關后，他通過貴陽交通站與重慶辦事處取得聯系，並與王炳南成為親密的朋友。經王炳南介紹，甘揚道和傅拉都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周給他們講了世界形勢、斯大林格勒戰役對中國和世界命運的影響。甘揚道再次提出想去解放區工作。他認為自己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中國，就是為了到前線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為什麼要去后方？

在周恩來的反復勸說下，他最終留在救護總隊從事戰地救護工作。甘揚道后來被聘為救護總隊本部顧問、第三中隊隊長，負責領導一個醫療小組，先后在長沙、平江和雲南大理一帶前線工作。除戰地救護外，還負責訓練中國醫務人員，為當地老百姓治病。直到抗戰勝利后，他才帶著妻兒回到保加利亞。

      原載：《紅岩春秋》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