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商務印書館與馬克思主義著作

　　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機構，1897年創辦於上海江西路北京路（今江西中路北京東路）德昌裡未街3號。1904年，商務印書館購下寶山路80余畝地，興建總館和編譯所。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爭中，商務印書館在聞北的印刷所、編譯所和東方圖書館都毀於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后幾經搬遷輾轉，1954年遷至北京。

　　“中國出版第一人”張元濟

　　張元濟（1867-1959），字菊生，號筱齋，浙江海鹽人，清末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總理事務衙門任章京。1902年，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

　　張元濟是中國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與愛國實業家，一生為中國文化出版事業的發展、優秀民族文化遺產的整理、出版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開明的大儒，清貧的巨商，中國出版第一人，主持文化重鎮商務印書館達半個世紀，歷時代劇變，點燃簇簇文化燈火，至今仍未黯淡。

　　張元濟與毛澤東的交往始於1949年9月。當時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張元濟這位為中國現代出版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愛國老人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

　　1949年9月19日，毛澤東邀請張元濟同游天壇，陪同游覽的還有陳毅、劉伯承等。一路上大家興致勃勃，談笑風生，並合影留念。休息的時候，毛澤東請張元濟坐在身邊，問他早年在京做官時是否來過這裡。張元濟笑著回答：“這是皇帝敬天之處，我那樣的小京官豈能來此?”毛澤東聽了爽朗大笑。毛澤東還問了一些他早年參加戊戌變法以及光緒召見時的情況。談到商務印書館，毛澤東說商務出版的書有益於人民大眾，他讀過商務出版的《科學大綱》，從中得到很多知識。毛澤東還說，商務出版的《辭源》，他在延安時總是放在案頭，寫作時常常翻閱。

　　1949年10月11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約見張元濟，並共進晚餐。張元濟向毛澤東建議，要想國盛民富必須發展農業生產，毛澤東表示贊同。

　　1950年底，張元濟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懷著喜悅的心情於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寫信給毛澤東，並先后寄去“告存詩”《積雪西睡》和古詩《西藏解放歌》。毛澤東復信對這兩篇詩作給予高度評價。他們之間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籌建文史館，中央決定請張元濟出任館長。但張元濟因偏癱床榻，沒有同意。翌年春，陳毅市長兩度到其榻前轉達毛澤東指示：“上海文史館首任館長非其莫屬。”他不再推辭。

　　1958年春，周恩來總理到上海視察，特地去醫院看望病情日趨嚴重的張元濟。當周恩來對他說“主席特托我來探望您”時，張元濟臉上流露出欣慰之情。

　　一年后，張元濟謝世。

　　建立中共黨組織

　　1916年，北京大學預科畢業的沈雁冰來到商務印書館，后來擔任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主編，從事撰稿和編輯工作。1921年初，沈雁冰參加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也是商務印書館的第一位黨員。1919年，陳雲進入商務印書館做學徒，在這裡，他廣泛學習了新文化，歷練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參與和領導工人運動、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鍛煉。

　　1923年7月9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決定將在上海的53名中共黨員進行編組，共分為5個小組，其中第2組稱為商務印書館組，計13人，董亦湘（時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助理）任組長，組員除商務印書館的幾位黨員外，還有沈澤民、張國燾、劉仁靜等。1925年5月，中共上海商務印書館支部成立，董亦湘擔任黨支部書記。1925年秋，董亦湘由上級黨組織派往蘇聯學習，支部書記先后由楊賢江、沈雁冰接任。1926年，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單獨成立黨支部，徐新之任支部書記。

　　大革命失敗前后，為了保存黨的力量，商務印書館的中共黨員沈雁冰、董亦湘、楊賢江、陳雲等，經上級黨組織安排，先后撤離商務印書館，有的轉往其他地區開展革命活動，有的派往蘇聯學習。1927年底，商務印書館黨支部遭到國民黨的破壞，黨組織活動轉入地下。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到1927年，商務印書館內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近200名。

　　一度成為黨中央的聯絡站

　　1921年10月4日，剛從廣州回上海擔任中共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及夫人高君曼在漁陽裡2號自己的寓所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一起被捕並被關入法租界巡捕房監獄，后經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的多方營救，才得以脫險。為了安全起見，黨中央借助商店、寫字樓和文化機構作為聯絡點。

　　考慮到沈雁冰當《小說月報》主編的合法身價和聯系廣泛的有利條件，黨中央決定讓他擔任中央直屬的秘密聯絡員，負責處理中央與各省黨組織之間的函件往來和人員往來。根據茅盾晚年在《我走過的路》中回憶，各地黨組織給中央的函件均寄給他，外封寫沈雁冰收，內封則另寫“鐘英”（即“中央”的諧音）收，以此方式遮人耳目。外地有人來找中央，一般也先去找他，由他報告中央。

　　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

　　根據上海的歷史學者們考証，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李達等都是商務印書館的外聘編輯。在20世紀初，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志》很早就有翻譯和介紹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章，並連載日本幸德秋水所寫的《社會主義神髓》等著作。1919年至1922年間，中國共產黨創立前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20余種，這些書籍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如《價值價格及利潤》;二是詮釋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如陳溥賢翻譯的《馬克思經濟學說》;三是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介紹“新俄國”的著作，如瞿秋白的《新俄國游記》。

　　1934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吳半農譯、千家駒校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商務印書館原計劃將這部著作的三卷全部推出，但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壓迫，全書的翻譯出版計劃最終被扼殺。

　　194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陳瘦石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完整本，除陳望道較早的譯本外，這是1949年以前《共產黨宣言》6個版本中唯一由非共產黨人翻譯、在國統區出版發行的版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鎮———商務印書館當之無愧。

　　（作者系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