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

　　100年前的1920年3月，在五四運動的主陣地北京大學，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研究會的成立，對於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推動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乃至成立中國共產黨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准備活動”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李大釗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宣傳和謳歌十月革命。1919年五四運動后，李大釗更加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思想界產生了重大影響。1919年8月，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批駁了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他指出，社會主義是時代的旗幟，對中國的問題，僅僅依靠“一點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准備活動才是”。
　　解決舊中國的問題，“須有相當的准備活動”，而理論上的准備和組織上的准備都是不可或缺的。1920年初，陳獨秀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釗的護送下，秘密離開北京去往上海。在途中，李大釗與陳獨秀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針對多數青年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比較陌生的情況，李大釗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團體，來吸引和影響進步青年。
　　在李大釗的帶領和影響下，1920年3月31日，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學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研究會在成立之初沒有公開開展活動，實際運轉一年后，經報蔡元培校長同意，於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成立啟事，對外正式公開活動。啟事刊出后，全校為之震動。除北大學生外，北京其他學校學生聞訊后也前來報名參加。隨后，研究會將啟事單獨付印，郵寄分發全國各地，外地報名入會成為通訊會員的人一時大增。見報名者頗踴躍，李大釗喜出望外，對羅章龍說：“我們初步獲得成功，是大家長期努力所致，今后還應本此精神，繼續工作，打開局面。”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此成為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而載入史冊。
　　“以研究關於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
　　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布的成立啟事指出，研究會“以研究關於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對於馬克思派學說研究有興趣的和願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都可以做本會的會員”﹔入會手續“由會員介紹或自己請願，但須經會中認可”﹔研究方法，以搜集、編譯、刊印馬克思主義文獻，召開討論會、演講會等為主。自成立到1926年前后停止活動，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主要開展了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搜集、翻譯馬克思主義文獻。這是研究會進行的一項基礎工作。研究會搜集了眾多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圖書，其中一部分是向北京大學圖書館借閱后的手抄本，其余的主要是由會員個人通過各種渠道購買捐獻而來。研究會還計劃翻譯出版共產主義系列叢書10種，列寧系列叢書14種，馬克思主義叢書14種。研究會實際從事過《共產黨宣言》《震撼世界的十日》和《資本論》第一卷的翻譯工作。在《資本論》第一卷時，羅章龍等人都覺得翻譯這本書很難，啃不動，便請德文老師給他們講解，德文老師也說：我認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最后他們還是把它譯出來了。
　　第二，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與研究。研究會成立之初，設有“勞動運動研究”“共產黨宣言研究”“遠東問題研究”等特別研究小組。后增設了10個研究小組，分別是“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剩余價值”“無產階級專政及馬克思預定共產主義完成的三個時期”“社會主義史”“晚近各社會主義之比較及其批判”“經濟史及經濟學史”“俄國革命及其建設”“布爾什維克黨與第三國際共產黨之研究”“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奪之實況——特別注意於中國”。研究會會員可同時參與多個小組的活動。在討論會上，會員可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他會員可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開展辯論和交流。
　　第三，定期舉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會、演講會。研究會規定每周六晚上舉行一次討論會，每月舉行一次演講會。1922年2月19日，李大釗首先帶頭作《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公開演講，參會人員認真聽講，很多人都作了筆記。黃紹谷記錄整理了一份，在2月21日至23日《晨報》上連載發表﹔陳仲瑜記錄整理了一篇，在2月21日《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擴大了研究會的影響。1922年5月5日，研究會舉行紀念馬克思誕辰104周年大會，李大釗、陳啟修等應邀作演講。1923年1月15日，是德國無產階級戰士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犧牲4周年，研究會為此專門舉辦紀念會。除會員外，紀念會還吸引了很多會外人士參與，引起很大社會反響。當時，李大釗還與胡適、張東蓀等人就“社會主義是否適宜於中國”展開辯論，辯論會吸引了校內外很多師生。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來解答問題，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上的傳播。
　　“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結合”
　　除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外，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是為了以學會友、以研會友，這是李大釗把“對於馬克思派學說研究有興味的和願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聯合起來的一個開創性的重大舉措。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之初，設立了一個小型圖書室，取名“亢慕義齋”（德文“共產主義”Kommunismus的諧音），也即“共產主義小室”之意，專門存放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經多方努力和籌措，至1922年12月，“亢慕義齋”收藏有數百部中、英、德、俄文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可以說是中國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圖書館，其所藏圖書對毛澤東等人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起到關鍵作用。1920年毛澤東在北京組織驅逐軍閥張敬堯活動期間，同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人保持密切聯系，並用心閱讀他們介紹的馬克思主義書刊。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說，在北京期間，“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就是“亢慕義齋”所藏的《共產黨宣言》《階級爭斗》和《社會主義史》。羅章龍回憶說：“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產黨宣言》不長，全文翻譯了，按照德文版翻譯的，我們還自己謄寫，油印，沒有鉛印稿，只是油印稿。我們醞釀翻譯時間很長，毛主席第二次來北京后看到了。”“亢慕義齋”雖小，卻大有乾坤，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之處。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像毛澤東一樣越來越多的共產主義者集合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鑒於此，李大釗號召全國的共產主義者，“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要擔負起“中國徹底的大改革”的責任。於是乎，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骨干成員開始參與北方地區的建黨工作。研究會成員朱務善回憶說，成立研究會，“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結合，企圖建立共產黨”。研究會19個發起人中，后來有15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包括李大釗在內，鄧中夏、羅章龍、吳汝銘（吳雨銘）、李梅羹、劉仁靜、范鴻劼、高君宇、何孟雄、朱務善等10人，是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共16人），名列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58人名錄中。
　　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乃至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必要准備，是中國共產黨誕生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