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一日寫七信”

　　在回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中，毛澤東運用親筆書信與各方人士積極聯絡，爭取社會各界對中國共產黨政策主張的最大認同，堪稱近現代“親書政治”的成功范例。
　　上層統戰的“外交”手段
　　在共產國際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日寇加緊蠶食侵略中國的危急情境下，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定稿並向全國發表，國共兩黨開始談判。
　　然而，談判並不順利，軍事對壘仍在，國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親筆書信成為毛澤東溝通國民黨政要和社會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與親筆書信相協同的，還有派員聯絡、電報聯系等。派員聯絡通常會捎上親書，電報聯系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前提是雙方必須互遞密碼，這通常是在“親書政治”奏效之后進行的。
　　此外，中國共產黨還以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紅軍將領等名義向國民黨等發出宣言、通電、公開信等，以宣傳共產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這些政治文件雖然很多也蘊含著毛澤東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出自他的手筆，但因為是以組織的名義，所以不能視為親書。
　　毛澤東的“親書政治”，以統戰理論觀之，可統歸於上層統一戰線的范圍。因此，這一時期毛澤東寫給黨內同志的書信暫不入論列。
　　一日寫七信
　　毛澤東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寫的親筆書信，應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為最早。
　　董英斌當時在國民黨東北軍代理第57軍軍長，該軍東進以解甘泉之圍，結果在直羅鎮遭到慘敗。之后，毛澤東給敗軍之將修書一封，痛陳東北淪喪的歷史教訓，提出同對方商洽東北軍、紅軍互不攻擊等約定。同年12月5日，毛澤東了解到楊虎城與第17路軍的情況后，同彭德懷聯名致信楊虎城。從書信的文言措辭可以判斷，此信出自毛澤東之手。而為了提升送信任務的成功率，毛澤東還致信第17路軍總參議杜斌丞，稱贊對方“不忘情於革命”“為西北領袖人物”，促其與楊虎城商洽，與共產黨組成聯合戰線，並表達同沈克等東北軍將領、甘肅鄧寶珊聯合的意願。
　　自1935年末對統戰對象展開親書攻勢后，毛澤東的相關書寫活動在1936年西安事變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紅軍東征勝利后，毛澤東於5月25日分別致信閻錫山及其晉綏軍部將，曉以統戰抗日之民族大義。8月13日，毛澤東又分別致信杜斌丞、楊虎城，敦促對方明確表態。
　　在敦促西北軍領導人物積極行動的同時，毛澤東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於8月14日一天寫了7封信，分別致信韓復榘、張自忠、劉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義、易禮容。其中，韓、張、劉、傅以及宋哲元，皆為國民黨當局鎮守一方的軍政首腦，毛澤東審時度勢，盡可能尋覓抗戰的同道中人。
　　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是蔣介石的妻舅，寫信給他具有向蔣介石集團投石問路的意味，同時也是因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時有抗日緒論”，為毛澤東所看重。毛澤東書信中尊其為“邦國聞人”，“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賣國賊漢奸，恢復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
　　易禮容並非國民黨軍界政界顯要人士，當時不過是在中國勞動協會“工人勇進隊”謀到參謀長一職。但易禮容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馬日事變”后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書記，直至1928年才與黨組織脫離關系。毛澤東不忘舊友，更因為對方“從事群眾工作並露合作之意”而歡喜。
　　此番去信不僅是接續友誼，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運動，國共兩黨宜建立統一戰線，共同對付帝國主義與漢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為對方免禍起見，此信落款特意署名為“楊子任”。毛澤東曾與楊開慧結為伉儷，“子任”是他曾用的筆名，故人一見即知。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意欲脅迫張、楊部進攻紅軍。第二天，毛澤東一日三書，分別致信馮玉祥、孫科、楊虎城，不放棄爭取。在統戰局勢異常凶險的情況下，西安事變既勢有必然又頗具戲劇性地爆發了。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毛澤東沒有盲目樂觀，“親書政治”亦未就此罷手。12月27日，他致信韓復榘，希望在確定救亡大計等方面與對方有切實的合作。
　　具有四大信札美學特點
　　總體而言，毛澤東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寫的親書具有四大信札美學特點。
　　一是淺文言體，繼承發揚書信文化傳統。對比毛澤東那時期的政治親書與公開信不難發現：二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文體的差異，后者為近代白話文，前者是淺文言。採用淺文言，自然就把致信對象跟大眾區分開了。傳統書信講究程式和禮儀，稱呼、起語、結語、祝安等，表情達意尤重謙恭與委婉。毛澤東那時期致信國民黨要員、民主人士以及昔日黨內同志、青年摯友等，均能表達得當，既表謙遜又不失大體。例如，毛澤東致信宋子文的結束文辭：“寇深禍亟，情切嚶鳴，風雨同舟，願聞明教。匆此布臆，不盡欲言！順頌公綏”，深得尺牘書翰之真髓。
　　二是自鑄偉辭，構筑抗日統戰政治話語。禮敬謙恭之余，毛澤東親書注意鑄煉偉辭，指陳反侵略戰爭的緊迫性，彰顯抗戰救亡事業的正義性，表述共產黨捐棄前嫌、要求結成聯合陣線的正確性。例如，“今之大計，退則亡，抗則存﹔自相煎艾則亡，舉國奮戰則存”“敝軍間關南北，克抵三秦，所務者救中國，所求者抗日本”……諸如此類，駢偶的運用大增說理的氣勢。
　　三是有的放矢，拉近距離增進民族情感。私密性是“親書政治”的一大特質，有利於通信雙方的情感交流。毛澤東對於致信對象的動態情況特別是其對日政治主張總能及時掌握，書信起筆通常很快就寫到對方的歷史壯舉與近況業績，拉近了筆談雙方的心理距離，這也就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的鋪墊。
　　四是健筆草書，張揚雄肆勃發的生命力。通過毛澤東的現存書信、草稿和其他相關資料可以判定：便箋式書信，應是一揮而就的﹔篇幅較長的說理議事書信則可能先起草一稿，修改后再自己抄錄。書寫習慣沿襲平時，以豎書為主，偶有橫書，字體在行草之間，有小草傾向。
　　古人雲：“尺牘書疏，千裡面目。”毛澤東之所以敢以真實面目示人，是因為其書寫章法有自，同時與他軍書旁午的政治身份相稱，更與危機時代有幾多對應。匆匆不暇草書以及自成一體的毛體字，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自信和蓬勃生命力。
　　（摘自2017年7月7日《上觀新聞》，原標題為《“七七”事變前，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曾一日寫七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