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作戰指導中的逆向思維藝術

　　在長期戰爭實踐中，毛澤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戰爭實際相結合，打破常規思維定式，巧妙運用逆向思維指導我軍作戰，譜寫了無數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深刻總結毛澤東作戰指導中的逆向思維藝術，對繼承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提高指揮員的戰略思維能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逆作戰原則之向，打破循規守常禁錮
　　在指導我軍作戰時，毛澤東一向堅持靈活用兵，他認為，作戰原則是帶規律性的東西，固然要遵守，但由於戰場情況是不斷變化的，因此，戰略指導者不能機械、盲目地遵守作戰原則，必須打破守常思維禁錮，著眼戰場情況發展變化，從作戰時間、地域等情況出發，把握戰爭發展變化的規律性，研究實施正確的作戰原則。革命戰爭年代，我軍發起的很多戰役或戰斗都生動體現了毛澤東逆作戰原則之向的高超藝術。如解放戰爭戰略防御階段尚未結束，毛澤東就指導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對敵實施戰略進攻。乍一看好像違背了常規的戰略進攻原則，因為常規戰略進攻原則在時機上一般選擇在對方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御之時，在方向上大都選擇在對方重兵集結之地，在樣式上通常採取沿正面進攻，逐城逐地向前平推，但恰恰相反的是，毛澤東不等完全粉碎敵人的戰略進攻，不等我軍在數量和武器裝備上佔絕對優勢，就實行不要后方的躍進式戰略進攻，這一作戰指導上的逆向思維決策，徹底打亂了國民黨軍的防御部署，拉開了我軍戰略進攻的序幕，大大縮短解放戰爭進程。再如，毛澤東將“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作為“十大軍事原則”的重要內容。按照這一原則，東北野戰軍在遼沈戰役結束后計劃利用三個月至半年時間休整部隊，但為實現抑留傅作義集團於華北地區就地殲滅的方針，毛澤東“違背”利用兩個戰役間隙休整部隊的原則，命令東北野戰軍主力立即結束休整，取捷徑以最快速度入關。當平津戰役打響之時，東北野戰軍主力已經入關並先敵完成“隔而不圍”戰略部署，為隔斷敵人從天津塘沽南撤退路奪取了有利戰機。
　　逆歷史經驗之向，擺脫慣性思維羈絆
　　指揮員對歷史作戰經驗的運用往往表現為兩種思維方式：一種是當遇到與歷史上相同或相似的作戰情況，把現實情況與歷史戰例進行類比推理，用歷史經驗代替對作戰問題的客觀分析﹔一種是把作戰實際作為分析、解決問題的出發點，根據對作戰實際的研究，跳出習慣思維定式，制定並實施正確的作戰指導。不可否認，第一種思維方式能夠讓指揮員快速找到指導作戰的辦法，但卻容易陷入經驗主義束縛，從而死守經驗教條，最終導致作戰失敗，這樣的戰例在歷史上比比皆是。在指導我軍作戰實踐中，毛澤東從來倡導的都是后一種思維方式。他除了吸收和借鑒古今中外作戰經驗之外，又不拘泥於這些經驗，而是結合作戰情況的發展變化，在思維方式上跳出常規，打破框框，實施新的作戰指導。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毛澤東指導志願軍從打大殲滅戰到打小殲滅戰的轉變，就是他逆歷史經驗之向，擺脫習慣思維羈絆的經典之作。志願軍入朝初期，基於我軍在解放戰爭后期積累了大量打大殲滅戰的作戰經驗，毛澤東對志願軍實施了打大殲滅戰的作戰指導，計劃通過一兩次戰役殲滅敵軍一個甚至幾個整師。在作戰實踐中，志願軍雖然曾經達成對敵人團以上建制部隊的包圍，但受地形、武器裝備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制約，志願軍未能殲滅較大建制的敵軍，即使在非常有利的第二次戰役，也沒能成建制地大量消滅敵軍。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志願軍穿插迂回包圍十余支團營規模的敵人，但絕大部分被“聯合國軍”在空軍和坦克掩護下突圍逃走。這種與解放戰爭后期大不相同的戰況，引起了毛澤東高度關注。通過向前方指戰員深入了解情況，毛澤東及時改變打大殲滅戰的思維觀念，提出並確定了“零敲牛皮糖”，打小殲滅戰的作戰方針，志願軍通過打小殲滅戰大量殺傷敵人有生力量，逐步掌握了戰場主動權，最終迫使敵人通過和平談判結束了抗美援朝戰爭。
　　逆不利戰場之向，獨辟用險勝敵蹊徑
　　革命戰爭年代，敵人長期佔據著戰場主動權，他們通常會選擇在交通、地形、天氣等有利的條件下與我軍作戰，由此使我軍經常面臨險惡的戰場環境。為改變這種態勢，毛澤東指出：“無論處於怎樣復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他所強調的“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實質上就是要求指揮員根據戰爭實際情況和客觀條件，通過運用逆向思維，在全局不利的戰場環境中找到制造局部有利戰場環境的方法途徑，最終扭轉被動局面，實現以弱勝強。在戰爭實踐中，毛澤東非常注重運用逆向思維，以此尋找有效扭轉不利戰場的方法途徑。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強渡大渡河就是這一思維藝術的生動例子。1935年5月，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之后，蔣介石制定南追北堵策略，調動10余萬兵力，企圖將紅軍圍殲於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地區。從戰場環境看，大渡河位於四川省中西部，沿途峽谷密布，水流湍急。紅軍缺少渡江工具，加之敵人前堵后追，戰場環境十分凶險。當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兵到此，面對這樣的環境，一籌莫展，最終全軍覆沒。為了渡過大渡河，中央紅軍先頭部隊佔領了安順場，實施渡河計劃。但由於船隻太少，很難在較短時間內將數萬紅軍渡過河去。危急關頭，毛澤東在深入調查研究和思考后，果斷命令紅軍兵分兩路，主力循江而上奪取瀘定橋。紅軍官兵強行軍240余裡飛奪瀘定橋，最終確保紅軍主力順利渡過大渡河，徹底粉碎了蔣介石讓中央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的圖謀，譜寫了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的不朽篇章。
　　逆共識觀點之向，力排眾議因情施策
　　毛澤東運用逆向思維藝術指導我軍作戰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當戰場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時，能夠跳出他人達成的共識觀點去思考作戰問題，最終力排眾議，制定和實施更加符合作戰實際的方針政策。如1927年9月，秋收起義失敗后，工農革命軍余部在瀏陽文家市召開前委擴大會議，討論下步行動等問題。紅一師師長余洒度主張“取瀏陽直攻長沙”，並一再強調這是符合中央主張的。與會很多人贊同和支持余洒度的觀點。而毛澤東認為，秋收暴動已經受到嚴重挫折，為保存革命實力，必須放棄繼續攻打長沙的方案，把起義部隊轉向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經過耐心說服，毛澤東最終統一了大家的思想，作出向羅霄山脈進軍的戰略決策，為我黨探索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再如，中央紅軍第二次渡赤水之后，蔣介石為將紅軍聚殲於遵義、鴨溪的狹窄地區，採取了南守北攻的方針。毛澤東和其他紅軍領導人決定將計就計，尋機殲敵。由於敵軍擔心中埋伏，始終不敢輕易進攻，因而紅軍這一作戰計劃未能實現。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問題。而當時的戰場形勢是打鼓新場周圍集聚著周渾元、吳奇偉2個縱隊和孫渡4個旅。紅軍如果強攻打鼓新場，必然會被敵重兵圍困。生死攸關時刻，毛澤東陳述利害，堅決反對進攻打鼓新場，但當時未能說服與會人員。會后毛澤東連夜提著馬燈找周恩來商量，最終政治局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取消了攻打計劃，實施第三次渡赤水，於運動中給予敵人重大打擊。這一逆向思維的實施，使中央紅軍避免了被敵圍殲的險境。紅軍三渡赤水之后，又於3月下旬四渡赤水，最終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贏得了戰略上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