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回回夢裡回延安

寶塔山古稱嘉嶺山，位於城東南延河之濱，因山上有塔，故通常稱作寶塔山。它是延安的象征，也是延安的代名詞。閆紅游攝

“哪噠噠也不如咱這山溝溝好。”在一曲熱辣辣的陝北民歌中踏訪春日延安，這“山溝溝”裡的滿眼景色雖算不得五彩繽紛、溢蒼疊翠，但心一直被兩種既濃且烈的色彩撞擊著——黃土之漫漫、熱血之殷紅。

黃土，是千萬年大自然變遷中由風沙堆積隆起的黃土高原。

血紅，是一個民族在不屈的戰斗中用鮮血點燃的信仰旗幟。

“看我進擊的雄姿，看我燃燒的足跡，看我火紅的歷史。”成長於延安戰火烽煙中的著名畫家、詩人石魯曾激情地吟唱，這是詩歌追慕的延安，這是心靈向往的聖地。

“以崇國防”

文明進程中的語境

倘若以眾多現代化城市建設的指標來評估，延安顯然夠不上一個大都市的標准。但是，作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構成其城市美學評價的注定是歷史和文化。恰如一位叫沙裡寧的建筑學家所說：“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從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負。”

“幾回回夢裡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夢是一種深深的思緒，也是一種悠悠的情感。在幾代中國人的認知框架裡，寶塔山、延河水所蘊含的歷史文化、所積澱的民族記憶、所描繪的時代風雲，已遠遠超出自然形態的地理概念和風物視野。

山有去脈，水有流向，土有層紋。延安這本大書一打開，每一頁都卷涌著幾千年來華夏民族的蒼茫春秋。在這個“歷史現場”的時空之間，始終交織著憂患意識與尚武精神，彌漫著一種凜冽的語境——戰爭與軍事。

黃土高原，勢關天下。

我們常說“軍事重鎮”，須知，這個詞最早就是見於對延安的評價。秦統六國，天下分為三十六郡，居“三秦鎖鑰，五路襟喉”的延安郡被首次表述為“軍事重鎮”。名將重臣率軍鎮守亦是常態。邊塞詩名句人人熟稔：“可憐無定河邊骨”，用現代軍語“兵要地志”的表述，延安在古代便屬於無定河流域的軸心區。

我們將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的重要象征，在長城歷史的拼圖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一段就是，秦國在尚未完成統一大業之時，曾在今日延安的志丹、安塞等“天下之項背”的軍事要地防線修筑了橫亙於山嶺的“外牆”——即早期的長城。

我們都知道那條打通商貿、傳播文化的茶馬古道，那麼也應當知道，還有一條與長城匹配的古老國防工程——秦直道。這條“塹山堙谷”的軍事通道綿延近千公裡，形成了從關中到北部防線可“直通之”的戰略布局，其重要路段幾乎穿越了延安全境。雖然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筑道的兵士、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司馬遷嘆其為“固輕百姓力矣”，但它改變了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戰爭格局，堪稱軍事交通奇跡。

我們熟悉的許多史書上繞不開的人物與戰爭，都可以在這裡尋根溯源。蒙恬、范仲淹、沈括、李自成、張獻忠等皆與延安這片土地有密切聯系，戰國名將吳起在延安的邊鎮駐守20余年，著名的吳起鎮因其得名……

“以崇國防”——《后漢書》中，古人開始以“國防”來辯答家國之事。鉤沉往事，是為了尋找這片厚重黃土地承載的歷史邏輯與時代價值。上個世紀初，有一個叫史密斯的英國傳教士來到延安，以獨到的眼光寫下對延安的評價：“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著永恆過去的地方，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與這個地方密切相關。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意義。對這個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與日俱增。”

“傳薪仰一燈”

國防觀念永遠的經典

有史學家說，政治家是實踐中的歷史學家。

共產黨人就是在革命實踐中改變、續寫歷史的政治家。

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到達延安吳起鎮，宣告了中央紅軍艱苦卓絕的長征結束。別看這個當時隻有11戶人家的小鎮不起眼，它卻成為改變歷史之點。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精辟地指出：“自從有了國家，就開始有了防務。”國防是國家的防務，國家興衰與國防密切相關。

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屠城掠地，中華民族已到了“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的危急關頭。誰來保衛我們的祖國？誰來抵御外敵的侵略？誰來舉起一國之防的政治領導旗幟？嚴峻的課題擺在中華民族面前。

有個成語叫以壯行色，有壯麗的理想才能開啟壯麗的行程。貧瘠而偏僻的黃土地成為產生偉大精神和深邃思想的沃土。我們黨建設人民軍隊和壯大國防力量的思想與實踐，在延安書寫下史詩般的篇章。

數字有時並不枯燥，它本身就是記載歷史的細節。

——《毛澤東選集》四卷共收入文章159篇，成文於延安時期的有112篇﹔《毛澤東軍事文集》六卷收入文章1628篇，撰寫於延安時期的多達938篇。

文以載道，武亦載道。那些寫於窯洞油燈下的篇篇雄文，堪稱樞軸之范。1938年，毛澤東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提出了大國防觀的著名論斷：“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使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成為克敵制勝的法寶。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毛澤東用簡明生動的語言透徹地指明了戰爭與和平的關系：“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隻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

“傳薪仰一燈”，這些誕生於延安的光輝思想，超越歷史烽煙，鑄就國防觀念永遠的經典。

——在硝煙彌漫的戰爭環境和極端艱苦的生活條件下，以延安為中心的邊區生機勃勃地開辦著30余所各類干部學校。教育是“共產黨的大事”，當然也是國防的大事。當時，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等多所學校的領導和授課人員名單上，延安的老一輩革命家和名聲赫赫的戰將幾乎悉列其中，他們將戰略眼光、軍事思想、創新方法教給學員。

毫無疑問，國防與抗戰，是這些學校教育的“大學問”。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不久，毛澤東就開始為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前身）講授包括統一戰線等重要論述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周恩來作過關於大后方抗戰形勢的報告，朱德講《黨的建設》，董必武講《中國現代革命史》，張聞天講《中國問題》……

“天下事、少年心，分明點點深。”當時有個說法，青年學生到延安學會了“兩法”——辯証法和戰法。而日本人則驚嘆：延安開設的課程，是“思想游擊戰”。

——在延安這片紅色的熱土上，革命舊址多達445處。有兩個縣因民族英雄之名而名垂青史——志丹、子長，也有一位犧牲在延安的普通戰士因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演講而婦嬬皆知……“太陽東起又西落，鬧革命要經得起幾回合。”一曲信天游，幾多壯士血，激揚的旋律詮釋著為國為民慨然犧牲奉獻的國防觀。

——1944年的延安，近乎奇跡般地擁有80余家工廠，從兵器到火柴肥皂，工業品已然自給。更讓人欽佩的是，老一輩革命家關注大國防、大戰略的眼光——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的文獻裡，“富有戰略性的原料的生產”“軍民兼顧”“解放區的財政和金融貿易”“縮小剪刀差”“出入口平衡”……這些話題顯然具有超越那片黃土地的宏闊視野。

歷史是輝煌的見証，也是深刻的啟示。黨中央在延安13年的歷史，是革命史也是思想史，是軍事史也是國防史。這段歷史被譽為黨歷史上扭轉乾坤的“黃金時期”，其意義和影響正如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預備會上所言，“我說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陝北已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

“不倦鞍馬”

光榮傳統的新光榮

延安產生了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是一個政黨珍貴的革命遺產。

延安創造了一種光榮，這種光榮是一個國家值得堅守的傳統。

無論有多少熱詞出現，“雙擁”始終是延安人最引以為豪的光榮，成為“千人共由，萬人共履”的自覺行動。

1943年，延安成為雙擁運動的發祥地﹔1944年春節，雙擁運動更加廣泛而熱烈地、無例外地在各抗日根據地開展起來，成為“區別真正革命軍隊與其他軍隊的分界線”。

“大好山河耐實踐，不倦鞍馬証心期。”這是林伯渠在延安寫的詩句，也是對延安國防事業發展如“不倦鞍馬”的生動寫照。在全國開展雙擁模范城評選工作后，延安不負“爭取更大光榮”的囑托，已連續8次獲此殊榮，現在正為第9次評選全國雙擁模范城而努力著。

歷史的厚重在於現實總能從中找到依據，傳統的魅力在於它總能照亮未來的天空。回望延安，走過的路歷歷在目，國防這門“大學問”呼喚我們倍加珍惜這一筆筆豐厚的精神資產，披荊斬棘，勇往直前。

讓紅色資源成為“不挂牌的黨校”。對延安一處處紅色之地，人們都心向往之。延安軍地明確提出這樣的政治站位：紅色資源絕不僅僅是旅游創收項目，而首先是頌揚、傳播紅色文化的陣地，感悟歷史、延續傳統的教育基地，開展全民國防教育的庄重場所。這樣的標高和站位，不僅賦予革命聖地准確的定位，而且建立了挖掘、開拓、保護、宣傳的保障體系。

讓國防潛力成為新的關注點。當地國防動員委員會的領導介紹，和平年代的國防潛力就是戰爭時期的軍事實力，也是平時推動國防建設的基礎工程。他們通過國防動員潛力統計調查，准確掌握了所屬縣（區）的幾十個行業部門數千份數據，完成上百支民兵應急隊伍的建設，全面規范了平戰轉換流程，提高精准動員的質量。

讓國防教育綱舉目張。他們開展國防教育有3個重點：領導干部是關鍵少數﹔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也是國防的未來﹔人民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國防本身就是“國之魂”。抓住這3個重點，國防教育就能產生輻射與倍增效益。

讓雙擁品牌在創新中發展。雙擁工作是延安的品牌，老傳統也要寫新篇——從市縣到村鎮，都設立了雙擁機構，並制定明確的責任考核、述職等制度﹔一系列涉及官兵及家屬安置就業的規范性文件，溫暖著軍人、軍屬的心﹔社會化擁軍的開展形成了全方位雙擁的格局﹔雙擁榮譽體系建設活動遍地開花，使軍人的榮譽感、自豪感和當地社會的崇軍尚武熱情普遍高漲……

馬克思把時間作為衡量價值的尺度，並說明：時間就是價值。在歷史的推進中，延安通過延續精神、發揚傳統，越來越凸顯著自己的價值。

延安革命紀念館裡有一張小炕桌，很有些年頭且斑駁粗拙，但它讓記者久久佇立、心潮澎湃——一代偉人的千古名篇《沁園春·雪》就是在這張炕桌上揮洒而出。歷史永遠在這樣告訴未來——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