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矢志建設共產黨人精神家園

（《中華魂》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被稱為“人民的哲學家”的艾思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以一本《大眾哲學》影響了大批青年投身革命、奔向延安。據說蔣介石退到台灣后，在理論總結方面多次提到，我不是敗給中共的軍隊，而是敗給艾思奇先生的《大眾哲學》。他要求部下包括他的孩子好好研讀《大眾哲學》。蔣介石的話從一個側面証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威力。全面抗日戰爭之初的1937年，艾思奇從上海來到延安。在歡迎會上，毛澤東這樣親切地說：“噢！搞《大眾哲學》的艾思奇來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眾哲學》我讀過好幾遍了。”接著又說：革命要靠槍杆子，也要靠筆杆子。把槍杆子和筆杆子結合起來，有文有武，文武結合，革命的事業就能勝利。艾思奇的到來，有力地推動了干部學哲學的熱潮，提高了抗戰骨干力量的素質﹔同時通過文化活動影響廣大群眾，為抗日戰爭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支撐。

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2月3日生於雲南省騰沖縣和順鄉水碓村。父親李日垓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曾積極參加了辛亥革命，系同盟會員，在護國討袁斗爭中任蔡鍔護國軍第一軍秘書長兼秘書處長，后因反對新軍閥唐繼堯險遭殺害，被迫流亡他鄉。

艾思奇2歲時隨母親遷居昆明，7歲入私塾，后入國民小學。14歲到父親流亡的香港，就讀於一所教會學校。在港期間，父親常與他說起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愛國志士，以及蔡鍔護國討袁的壯舉。艾思奇自幼勤奮好學，喜歡思考。在父親的嚴格要求和指導下，除四書五經外，他還讀了《老子》、《庄子》等先秦哲學典籍，受到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啟蒙教育。同時，父親的遭遇和顛沛的生活，也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25年，因家庭經濟困難，艾思奇回到昆明，同年考入省立一中。這是一所進步學校。在那裡他讀到《新青年》、《向導》等刊物，深受新思潮的影響，很快成為反對黑暗世界的斗爭的骨干。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后，昆明學生舉行了各種抗議活動。艾思奇積極參加，並在《滇潮》上發表聲援文章。1926年，北京又發生“三一八”慘案，昆明學生運動進一步高漲。反動當局下令逮捕骨干分子，艾思奇也被通緝，后在他父親的學生李沛階幫助下才喬裝成英國牧師的家庭教師，取道越南，逃到蘇州，找到流亡中的父親。

風雲變幻，政局不穩，艾思奇的父親對兒子的前途憂心忡忡。他覺得自己雖然滿腔熱忱投身革命，但推翻了清王朝和袁世凱，卻仍是軍閥混戰，國弱民窮，他認為“中國貧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振興實業的人才”。因此，他希望艾思奇走工業救國之路。1927年春，17歲的艾思奇，懷著探求知識與真理、立志救國的雄心，東渡日本求學。

1927年春，艾思奇到達東京。那時的東京，世界各種思潮、學派、學說充斥，艾思奇仿佛置身於知識的原野，開始了頑強的追求與探索。美麗的富士山似乎對他沒有什麼吸引力，近在咫尺的洗足池公園也從未去過，但他卻是神田書店的常客。浩瀚的書海中最吸引他的是哲學。一本黑格爾的《邏輯學》幾乎被他翻爛了。對於凡能找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他更是悉心研讀。以前，他喜歡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而今，大量西方哲學原著，在他面前展現出一個廣闊的新天地。

從古希臘哲學家到培根、康德、黑格爾，盡管學派紛紜，枝蔓蕪雜，但他鍥而不舍地鑽研、探索，縱觀幾千年人類思想發展的歷史，發現了許多人類精神的瑰寶，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及其歷史地位。這時，由中共東京特別支部領導下的社會科學研究會負責人張天放、寸樹聲介紹，他參加了社會主義學習小組。從此，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更加刻苦、自覺了，在讀了日文版《反杜林論》以后，他深感日譯本不夠好。為了直接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開始自學德語，把日、德文本對照攻讀，力求取其精義。1927年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后，中共東京支部組織同學回國以示抗議。他於1928年春回。

回國后，艾思奇刻苦鑽研了從日本帶回的許多馬列著作，並積極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的活動，如以雲南書報社名義組織的馬列主義研究團體等，還與大哥李生庄一起研究西方哲學。當時，李生庄主編的《民眾日報》副刊上辟有《象牙之塔》和《雜貨店》專欄，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進步思想。艾思奇常常用“小政”、“店小二”、“SG”、“三木森”等筆名投稿，以雜文、譯文形式介紹新文化和新的哲學觀點。其中在對《費爾巴哈論》的解釋和對公孫龍子“白馬非馬”命題的討論上，兄弟間在報上公開爭論，引起人們的興趣。艾思奇還常常為《市政日報》撰稿，成為該報副刊《小宇宙》的骨干之一。

艾思奇將《國際歌》、《馬賽曲》和日本漁民打魚的小調帶回昆明，並將《伏爾加船夫曲》譯成中文，由聶耳在音樂會上教唱。他和聶耳早在昆明省立一中讀書時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次他從日本回來，專門給聶耳帶回來了世界著名音樂家的傳記，並給聶耳介紹了一些馬列主義書籍。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他們成為親密的戰友。

1930年底，他以優異成績考入福岡高等工業學校採礦系。這期間，他仍然廣泛汲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各種知識，甚至在同學聚會的喧鬧場合仍手不釋卷，其刻苦精神為同學們所嘆服。在哲學方面，他更加潛心攻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頗有所獲。當時，中共東京支部組織的中國青年會，每周在神田區學習一次。艾思奇住在大網，每次不顧路遠，從不缺席。他的發言很有見地，時常把從社會上調查感受到的材料進行理論上的深入分析，鞭辟入裡，給人啟發。

經過3年多的刻苦學習與思考，他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觀上發生了根本變化。他曾對一位朋友說:“我總想從哲學中找出一種對宇宙和人生的科學真理，但卻覺得說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讀到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開朗，對宇宙和社會的發生、發展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和合理的解釋。”同時，他對救國之路也做出了新的判斷，在給父親的一封信中他寫道:“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的桎梏下，單講建設工業能達到救國的目的嗎？”他堅信隻有馬克思主義能夠救中國。

1931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艾思奇和許多愛國留日學生憤慨萬分，毅然棄學回國。

以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打動了年輕人的心

艾思奇曾向往能到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去留學，但由於家庭經濟困難不能實現。當時，他的父親已出任雲南“殖邊督辦”。老人仍希望兒子繼續學工，以助他興辦實業。對此，艾思奇斷然拒絕。他決心脫離家庭，走自己的路。

1932年初，艾思奇到達上海，為日本問題研究所翻譯文章。8月，他在留日同學的幫助下到泉漳中學任理化教員。當時該校的共產黨員團結廣大教師、青年正同反動當局做斗爭。艾思奇很快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並積極參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活動。他開始以“思奇”、“李東明”等筆名在《中華月報》上發表哲學短文，並著手翻譯蘇聯米丁的《新哲學大綱》，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

1933年初，上海反帝大同盟負責人杜國庠到泉漳中學了解斗爭情況，該校有人反映艾思奇對飛行集會、寫標語、散傳單等不積極，要杜國庠做艾思奇的工作。杜國庠則發現，盡管艾思奇不愛出頭露面，但思想活躍，學習勤奮，有較好的理論基礎，認為他是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應該發揮他的長處。於是便與當時社聯的領導人許滌新商量，將艾思奇的關系轉到了社聯，使他有了充分的時間進行哲學研究工作。不久，由杜國庠和許滌新介紹，艾思奇正式加入社聯，並擔任研究部的工作。從此，他以筆為武器，更加堅定地走上了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解放而奮斗的道路。

1933年5月，艾思奇第一次寫作了系統的哲學論文——《抽象作用與辯証法》，在黨領導的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主辦的《正路》雜志創刊號上發表。編者指出:“作者以宏博精深的研究說明抽象作用，以及抽象作用在辯証法的正確運用中的地位。”這篇文章以豐富的哲學史知識，闡明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運用的辯証思維方法的科學性，反映出艾思奇已具有相當的哲學水平。

30年代初，國民黨在實行暴力統治的同時，對國民黨統治區無產階級領導的文化運動進行了瘋狂的“圍剿”。白色恐怖的陰雲籠罩著上海。艾思奇從自覺地走上革命的文化道路那一天起，就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同充斥思想界的形形色色的反動哲學進行了勇敢的戰斗。他系統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來哲學界的斗爭，剖析了幾種影響較大的唯心主義派別，寫成了《二十二年來之中國哲學思潮》一文，對當時流行的胡適實用主義和玄學派張君勱的形而上學，做了尖銳的批判。他指出：舊哲學統治的時代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候，在中國有著無限未來的必然是新的辯証唯物主義哲學，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必然使被壓迫者的前進之勢更加銳不可當。

當時中國反動哲學界的主要代表是新康德主義者張東蓀和叛徒、托派分子葉青。艾思奇指出：他們的哲學是一種“披著辯証法外裝的另一種唯心論”。圍繞著哲學消滅與否，本體論與認識論的關系和唯物辯証法的實質等問題，艾思奇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同他們展開了一場大論戰，並給以有力的批判。

在這場哲學論戰中，艾思奇有力地駁斥了葉青等人對新哲學的歪曲和誣蔑，揭露了他們的階級本性，擴大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在廣大群眾中的影響，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貢獻。

為了配合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以胡秋原為代表的所謂“自由人”，鼓吹文藝自由論，反對文藝為革命的政治服務，大肆攻擊左翼文化運動。在黨的領導下，魯迅和左聯的革命作家對他們進行了揭露和批判。當時，艾思奇也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器，寫了不少文章，如《文藝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詩人自己的道路》、《論文學的鑒賞》等，闡述了文藝和政治的關系，指出藝術的永久性不排斥文藝的政治性，兩者始終是統一的。

在黨的領導下，左翼文化運動在上海蓬勃開展，面臨民族危機的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新的思想武器。如何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巨大作用，使它能為人民大眾所掌握，是一樁具有重大意義的開拓性工作，艾思奇感到，“還沒有人嘗試過，甚至是沒有人屑於這樣嘗試的”。他認為:“我們這個國家能有機會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別是廣大勞動人民。我們寫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這些人當作我們的對象。”他堅定地開始了新哲學通俗化的探索。1934年他寫出了《哲學講話》，成為實踐哲學大眾化的開端。這個“講話”原是他在量才業余學校的講稿。他在廣泛征求學員意見的基礎上，又做了整理，第一篇的題目就是“哲學並不神秘”。此后，“講話”在《讀書生活》上連續發表，第4版后改名為《大眾哲學》。這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入門書，用人們身邊的生活實例，通俗生動的語言和別開生面的形式，闡述了新哲學的基本原理，一掃以往哲學艱深玄奧的色彩，使新哲學開始走到人民大眾中去。它適應了革命斗爭的需要，啟發引導人們探求真理，尋求改造中國與世界之路。很快，這本書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青年中引起了強烈反響。盡管這本書還有一些缺點，並遭到反動文人的種種誣蔑和國民黨當局的查禁，但始終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新中國成立前共印行了32版。在黑暗的舊中國，這本書首次以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打動了千百萬年輕人的心，起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啟蒙作用。許多青年在它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5年10月，艾思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更加自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1937年9月，艾思奇與上海文化界十幾位知名人士被黨組織調往革命聖地延安。

毛澤東說：“新哲學會的前途是光明的”

從上海到延安，從白區的文化戰場到抗日根據地的講壇，艾思奇的革命生涯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他被分配到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任教，並擔任了陝甘寧邊區文化界協會主任。

當時，毛澤東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學，准備從理論的高度概括、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以來黨在路線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常與艾思奇一起研究哲學問題。1937年10月間，毛澤東對《哲學與生活》做了長篇摘錄后，給艾思奇寫了一封信:“思奇同志：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1938年，在毛澤東 的倡導下，成立了延安新哲學會，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同年9月30日，在《解放周刊》第53期上公布了《新哲學會緣起》，提出:“為著要使理論更有實際指導力量，在研究上就不僅僅要綜合從前抗戰的實際經驗和教訓，而且要接受一些中外最好的理論成果，要發揚中國民族傳統中最優秀的東西”。新哲學會的成立，推動了延安和全國各解放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和研究。

1938年底，延安馬列學院成立。艾思奇轉到馬列學院任教，並兼任哲學研究室主任。在這期間，他除了講課以外，開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八封信》，並為《解放周刊》、《解放日報》以及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報刊撰稿。

1939年，艾思奇任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管延安文化協會和救亡協會的文化工作。這一年，毛澤東親自組織了一個哲學小組，成員有艾思奇、何思敬等，每周活動一次。隨后，中央各機關的學習小組也紛紛成立，讀書學習蔚成風氣。中宣部的哲學小組組長是張聞天，艾思奇為指導員，參加學習的有朱德、李維漢、徐特立等同志。每周的學習事先由艾思奇擬好提綱，以便大家研究討論。為了配合學習，他還編了《哲學選輯》一書，並與吳黎平合作，完成了編寫《科學歷史觀教程》的任務。黨中央採用此書作為對干部進行世界觀、人生觀教育的教材。

1940年2月，延安出版了綜合性學術刊物《中國文化》，艾思奇擔任主編，在創刊號上首次發表了毛澤東的光輝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國文化》積極倡導學術研究和開展討論，鼓勵學術爭鳴，艾思奇也撰寫了許多文章，並從第四期起連載他的“哲學講座”。是年召開了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艾思奇作了《抗戰中的陝甘寧邊區文化運動》的報告 。

這一年6月，延安新哲學會舉行了第一屆年會，艾思奇作了會務工作報告。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充分肯定了新哲學會的方向和取得的成績，並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新哲學會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3年初，艾思奇調《解放日報》社任副刊部主任。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延安文藝界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動人景象，文藝工作者和人民群眾相結合，為工農兵寫作蔚然成風。艾思奇寫了不少文章宣傳文藝工作者深入實際的正確方向，如《群眾需要精神食糧》、《文藝工作者到前方去》、《從春節宣傳看文藝的新方向》等，熱情稱頌了當時的延安文藝運動。

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大舉進犯延安。《解放日報》於3月2日以后停刊，報社全體人員向晉察冀撤退。艾思奇於行軍途中得了傷寒，不得不留在晉西北的岢嵐傷兵醫院治療。年底，他受中央委托去解決北方大學的一些問題並工作了一個時期。這期間，他計劃編寫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並組成了助手班子，但由於形勢發展迅速，迫切需要開展哲學普及教育，他取消原計劃，全力以赴趕寫《社會發展史》。10月，中央決定重辦馬列學院，艾思奇調該院任教。從此，他按照黨的要求，以主要精力兢兢業業地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研究工作，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

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毛澤東思想

新中國成立以后，艾思奇主要從事黨的理論教育工作。他先后擔任馬列學院哲學教研室主任兼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中央直屬高級黨校黨委常委、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對外文委常務理事，為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毛澤東思想作出了新的貢獻。

建國之初，黨中央為提高廣大干部以及群眾的政治覺悟和馬列主義水平，決定在全國開展學習社會發展史的活動。艾思奇全力投入這項工作。他在《學習》雜志創刊號上發表《從頭學起》一文，指出：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就要達到全國勝利，在全國人民面前，還有更多復雜艱巨的任務要完成。為了掌握思想武器，要求經過這一學習、教育，系統地掌握幾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第一，勞動創造世界的思想﹔第二，階級斗爭的思想﹔第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這期間，他應邀到許多單位做報告，出版了《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義》一書，經修改，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的《社會發展史講座》節目裡，對該書進行了系統地講授。這本書后來改名為《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先后出了10版，印刷13次。

這次關於社會發展史的學習，對50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確立革命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決心投身宏偉的共產主義事業，為勞動人民服務，為社會的解放和進步起了重要作用。當時艾思奇除了自己擔負大量講授任務外，還培養了一批教學骨干，進行輔導講學。針對學習中出現的問題和傾向，他還寫了《評關於社會發展史問題的若干非歷史觀點》、《反駁唯心論》《學習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學習——思想領域的解放斗爭》等文章。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哲學學會組織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哲學系教師定期舉行討論會，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世界觀、研究學術問題。會上常由艾思奇和胡繩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解答問題﹔出請教授們介紹中、西方哲學。

為宣傳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艾思奇一貫重視對形形色色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批判。在近代先后輸入中國的西方哲學思潮中，影響最大的是實用主義。1955年，艾思奇撰寫了長篇論文——《胡適實用主義批判》，有力地揭穿了實用主義的“科學”和“最新哲學”的假面具，剖析了它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實質。文章指出:“隻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才是一切科學的真正的理論基礎，才能提供我們真正完善的科學方法。”

艾思奇在延安時，正是毛澤東思想發展成熟的重要時期。由於工作關系，他與毛澤東的交往較多，比較切實地研究了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他深刻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列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

新中國成立后，艾思奇仍十分重視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宣傳，曾多次講課，撰寫文章。1950年他發表了《讀〈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同志發展了真理論》、《〈實踐論〉與關於哲學史的研究》。1952年他又發表了《從〈矛盾論〉看辯証法的理解和運用》、《學習〈矛盾論〉，學習具體分析事物的方法》等。1960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他寫了2萬多字的讀書筆記、以《進一步學習和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為題發表在《哲學研究》上。在多年深入研究的過程中，艾思奇對毛澤東思想始終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結論並非僵死不變的，我們應該充分肯定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發展，同時他又堅決反對在沒有弄清一般原理時就“任意用貼標簽的方式空談毛主席對它的發展”，而認為必須結合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給予充分的論証和說明。他反復強調，隻有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對革命工作和科學研究的實際問題進行分析，做出結論，找出指導工作和斗爭的方針、計劃、方法，以此推動工作和斗爭取得勝利”，才能真正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

一生最喜歡的格言是“實事求是”

1958年，艾思奇發表了題為《破除迷信，立科學，無往不勝》的文章，一方面贊揚了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特別強調了必須要注意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文章指出:“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學，而一點也不能離開科學，沖天的干勁一定要與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是我們一條重要經驗。”

1959年初，他又在《紅旗》雜志第四期上發表了《無限和有限的辯証法》，特別指出“在一定時間總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無窮無盡的”。“既要深信人民群眾力量的無窮無盡，又要注意到人民群眾力量的有窮有盡方面⋯⋯僅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無窮無盡，而看不見在一定的具體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窮有盡的方面，或者把這些有窮有盡的力量誤認為無窮無盡，這種片面觀點也會造成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

艾思奇一生最喜歡的格言是“實事求是”，並把它當作自己踐履篤行的生活准則。新中國成立后的17年中，艾思奇一直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學和研究。他在中央高級黨校擔負了大量教學工作，為黨培養領導干部和理論骨干兢兢業業、嘔心瀝血。除了組織、計劃教學外，無論是高級干部班、師訓班、理論班，還是自然辯証法班、邏輯班等，幾乎每期、每班他都去講過課。不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還是經典著作、形式邏輯、辯証邏輯、自然辯証法，或中外哲學史等，許多哲學領域的科目他都進行探討和講授。其他機關、團體、學校等來請他講課，作報告，他也是有求必應，不辭勞苦。他一貫以治學嚴謹著稱，每次講課，都要研究新情況，重新修改講稿。他常對搞教學的同志說:那種不分場合，不問對象，不研究課是講不好的。他講課，深入淺出，透徹朴實，邏輯性強，聯系實際，力求從理論上給人以新的啟迪。在學術研究方面，他更是一絲不苟、扎扎實實，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人雲亦雲。而對於不同意見，他則認真聽取，反復探討。他相信隨著實踐的發展，真理總會越辯越明。

1954年起，他就在校內系統地講授辯証唯物主義，初步寫成了《辯証唯物主義講課提綱》一書，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易名為《辯証唯物主義綱要》）。這本書緊密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

1961年，中央宣傳部和高教部聯名組織編寫高等學校文科教材，艾思奇任哲學專業組組長，主編《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一書，為此他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編寫過程中，他和參加編寫工作的同志，都力求准確、簡明，無論從總體結構到各章內容，從基本觀點到材料的選用，都逐章逐節，一字一句地修改。這本書堅持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分析、說明問題，聯系實際斗爭經驗，批判了各種錯誤的哲學思想，成為新中國建立后第一本較為系統地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教科書，受到廣大師生的好評。

堅決反對忽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傾向

艾思奇十分重視哲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研究自然辯証法是他一生理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30年代，他就在上海發起、組織自然科學研究會，致力於自然辯証法的研究、宣傳和著述。

他在《進化論與真憑實據》一文中，用豐富的實驗材料闡述了進化論的科學內容，有力駁斥了歪曲進化論的邪說。他還積極撰寫科學小品，如《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由爬虫類說到人類》、《談死光》等，並與高士其合編了科學小品集《我們的抗敵英雄》，熱情從事科學普及事業。

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應邀到北京的一些大學作報告，曾三進清華園講授辯証唯物主義。當他講到物質的無限可分性，指出“電子也是不可窮盡的”時候，許多老教授都不能接受。這使他感到，在我國宣傳和普及唯物辯証法思想，以便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是一項十分迫切而艱巨的任務。他曾懇切地對自然科學工作者說:“科學家如果不能自覺地掌握唯物論和辯証法，就容易陷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難以解決現代科學的困難問題。”他對身邊搞哲學的同志則多次提出要求：必須好好學習自然科學理論和前沿學科，把握自然科學發展的動向，認真研究其中的哲學問題。他堅決反對忽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傾向，又反對夸大哲學的作用，把哲學簡單化、庸俗化，企圖以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的做法。他親自抓黨校自然辯証法班的教學，先后講授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反杜林論》中的有關篇章。在他的領導下，黨校編寫了我國第一批比較完整系統的自然辯証法著作——《自然辯証法提綱》，並培養了一批研究自然辯証法的骨干人才。

1964年，日本理論物理學家坂田昌一的《關於新基本粒子觀的對話》一書在我國譯出之后，艾思奇非常重視，認為它“闡發了有關唯物辯証法的很有價值的思想”，並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了《唯物辯証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論武器》的文章。他曾提出，自然辯証法的研究要面向整個自然科學領域，既要研究理論自然科學中的問題，也要研究應用科學和技術科學中的哲學問題。他還認為，既要從認識自然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學的具體內容，也要從社會角度，從社會總體上考察自然科學問題，因為自然科學也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它與社會發展有密切聯系。離開社會、生產、哲學等方面去孤立地研究自然科學現象，就難以弄清現代科學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這些見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原載：《中華魂》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