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之路——吳文藻在駐日外交官任上的選擇

1946年8月16日，抗戰勝利一周年之際，著名教授吳文藻偕夫人冰心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飛抵東京，出任戰后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團政治組組長兼盟國談判顧問。

誰也無法想到，他們二人的人生之路在這裡改變了方向……

“一連三天辭了三次職”

1946年11月1日，吳文藻以中國代表團政治顧問的身份，出席了即將頒布的《日本國憲法》說明會。說明會之后的第三天，即11月3日，最后修訂並通過的《日本國憲法》正式公布，日本舉國上下舉行了慶祝活動，天皇親自出席。吳文藻出席了東京的慶祝活動。他看得很清楚，天皇當天的表情顯得很輕鬆。

吳文藻一家在代表團的官邸暫住一段之后，便遷入裝修好的獨棟外交官新居。有了房子之后，吳文藻便又重拾舊好———經常到澀谷或銀座的古玩市場，抱回大包小包的舊書古畫，中國的、日本的，古代的、現代的，畫冊、字畫、雕版古籍，喜歡的便納入懷中。戰后的日本，生計第一，字畫古玩無人問津，吳文藻薪水不菲，除國內外交部的薪水，還有駐日代表團的薪水，甚至還有盟國的津貼。有一次，夫婦二人到淺草寺游覽，在並不豐富的旅游、字畫店裡，發現一幅武者小路實篤的《石榴圖》，兩人幾乎是驚叫起來。他們按捺住各自的興奮，用不高的價格將這幅畫收入囊中。回家的路上，冰心告訴吳文藻武者小路實篤的情況，以及她自己讀過的武者小路實篤的作品。吳文藻說，戰后日本經濟困難，一些書家和畫家通過不同的渠道出售自己的作品，換取食品。日本人無力購買，外國人除了外交官與記者之外，商人、古董商都難以進入，所以，現在是收藏的大好時機。顧毓琇捷足先登，帶回了不少老貨，有好幾件卻是戰爭期間日本從中國掠奪來的。

但是到1948年，吳文藻一家整整一年都處在心煩意亂之中。首先是與新任團長商震（1947年接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不合，吳文藻三天兩頭的要求辭職，曾經出現過“一連三天辭了三次職，沒有准，還在僵持中”的情況。拖到后來，想辭職也不能了。同時，國內混亂的消息，物價飛漲、學生運動、國軍失利等等，通過各個渠道傳到了東京，原來代表團所代表的中華民國，已是岌岌可危了。一心想回國的吳文藻和冰心完全不知所措。“北平有炮聲，景超今天來信也說過。我們成了喪家之犬，奈何？”

代表團第二組在吳文藻的領導下，平時就有很濃的學習風氣，到了1948年底，面對國內的政局，平時的學習成了自發的座談。吳文藻牽頭，謝南光、瞿絡琛、王信忠、朱炳南、陳耀庭是基本人員，隨后經濟組的組長吳半農也參加進來，並介紹了同組的邵逸周加入。冰心有時也會出現在學習會上。學習會的內容是“鑒於國內局勢，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已到岌岌可危的程度，交換對於國內外形勢的看法以及代表團的出路問題。”學習會每兩周或一周在吳文藻家、瞿絡琛家或謝南光家舉行一次。這個學習座談會處於秘密狀態，謝南光成了實際的主持人。每一次的學習座談，都將研究共產黨與代表團的出路、各人的歸宿聯系在一起。

“明年就慶祝10月1日了!”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電波迅速將消息傳到東京。同一個短波頻道上，原先的電台廣播呼號“北平廣播電台”變成了“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從廣播中可以聽到天安門廣場上群眾的歡呼聲和歌唱聲。一個新政權的產生，從歷史發展的意義上說，必定伴隨了其合理性與進步性，不然，舊的政權便不會消失。是繼續代表這個政權還是另做選擇，問題已經不可回避地擺在了吳文藻冰心夫婦面前。

10月1日之后，便是中華民國國慶“雙十節”，代表團照例舉行招待會，致辭由吳文藻發表，隻有簡單的幾句話，接待盟國的代表也沒有往年的熱情，一些國家的代表似乎也有些詭異的眼光，這讓吳文藻感到很不對勁。自從《波茨坦公告》發表以來，中華民國躋身於大國之中，國家的尊嚴與民族的自尊都得到體現，但也就短短的五年時間，所謂的大國已顏面掃地，令人扼腕長嘆。招待會上，一名團員的妻子“悄悄”告訴外國代表：“今年我們最后一次慶祝雙十節，明年就慶祝10月1日了!”這句悄悄話立即被放大，第二天便被刊登在東京的多家報紙上。

中國駐日代表團在離東京約80公裡的葉山小鎮上有座別墅，作為周末或節假日休閑娛樂之用，“代表團的資深成員舉辦宴會時，子女就在附近的海灘游泳”。回代表團重新任團長的朱世明（1947年改任駐美軍事使節團團長。1949年4月復派駐日本，仍任駐日代表團團長），曾和代表團的資深官員在葉山小鎮開會，“彼此交換不尋常的意見”。會議之后，“謠言盛傳，駐日代表團要學法國大使館叛變，提出主張的人據說是法律顧問吳文藻。”時任朱世明的副官、后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黃仁宇在回憶錄中如是說。

晚年的冰心在回憶到這一驚心動魄歷史事件時，僅有這樣幾行輕描淡寫的文字：

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並和國內有了聯系。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代表團裡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據說有五個之多。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討毛澤東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等到我知道了從臥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產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一九五跂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

謝南光通過華僑的關系，從馬來西亞的《星檳日報》為吳文藻取得一個不領薪水的駐東京記者身份。那時能定居日本的外國人，除了商人之外，便是記者，吳文藻重新獲得了行動的自由。

“我們對未來並未太悲觀”

有資料顯示，曾派人策反吳文藻等起義，這個人是蔣介石第二位夫人陳潔如的養女陳瑤光的丈夫陸久之。陸自1926年起從事中共地下黨的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華東局統戰部長吳克堅指示陸久之由香港潛入日本，做駐日代表團的工作，動員朱世明、謝南光、吳文藻、吳半農等高層人士起義。陸久之的叔父陸榘吾，在代表團中任電訊處處長，通過他的安排，陸得以與朱世明、吳文藻等人見面，這恰是代表團密謀起義的時間。有人認為，他們“多次秘議起義之事，但朱遲遲下不了決心，返回東京不久，又被迫辭職，起義之事功敗垂成。”

吳文藻此時由日共安排，在東京郊外尋租了一座空置的倉庫，經過裝修后，成為在東京的隱居之地。

之所以說是隱居，是因為此時的吳文藻通過有關渠道，以記者的身份在東京收集有關情報，所以，居住最好偏僻一些。吳文藻在代表團任職時購置的雪佛蘭小車現在派上了大用場，日共派了司機聽其調遣，載他時常出入於聚會等各種場所。作為社會學家的吳文藻，非常清楚各種信息的價值，隻要有機會他都能有所收獲，美國的外交官、各國駐日代表團、媒體、華僑與留學生中都有他的熟人，甚至從郵箱中每天接收到的紅紅綠綠的小廣告上，也能淘出有用的信息。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教育，無所不包。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日本政府處於敵對狀態中，這些情報與資料都是重要而珍貴的。

吳文藻坐著他的雪佛蘭進進出出，一刻也沒有停止，他的人生選擇，隨著時代的變遷、世界格局的改變，也進入到最后的階段。一些資料表明，吳文藻和冰心在向北京放出試探氣球的同時，吳文藻也與美國的朋友聯系，探討離開日本后的去向。自1949年起，吳文藻先后與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瑞斐德、哈佛大學費正清、洛克菲勒基金會、耶魯大學、東京大學等之間有過很多的書信往來。他在寫給瑞斐德的信中說：“盡管承認擺在我們面前的抉擇很困難，我們將要走的道路也有許多障礙，可我們對未來並未太悲觀。無論是好是壞，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不得不面對新的形勢……”

就在吳文藻和冰心進行艱難的選擇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希望他們回國，希望他們能為新中國收集到盡可能多的資料（情報），美國基金會、學界的朋友也在爭取他們：

洛氏基金會出資請吳文藻訪美，耶魯大學聘請他在其外國地區研究系與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自1951年7月1日起，為期至少一年，報酬為六千美元。他的工作范圍是研究美國政策在海外、特別是在遠東地區的實施情況，以及非西方民族的文化特性，並就他研究的領域做專題報告。在吳文藻到耶魯之前，洛氏基金會提供給他兩千美元的生活費，讓他在東京研究日本的社會狀況，為他在耶魯的工作做准備，並提供給他往返東京與耶魯之間的路費。哥倫比亞大學也對吳文藻的工作表示了興趣。洛氏基金會的羅杰·埃文斯試圖在東京大學社會學系為吳文藻尋求一個研究員的職位。吳文藻對此很感興趣。在他看來，東京大學的教職，是自己“處在十字路口、面臨重重矛盾時最好的選擇”。中國有句古語，大意是在頭腦充滿矛盾時，最好的行動就是最少的行動。他說：“……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學者，並堅信應同西方保持密切聯系，我要在亞洲的土地上盡量多停留一些時間。在這裡我還有可能為豐富世界上關於社會的知識作貢獻。”瑞氏也在美國積極活動，看能否幫助吳文藻。吳文藻此時的態度是“順其自然。”

這個“順其自然”是：吳文藻收到洛氏基金會2000美元的經費，為去耶魯從事研究工作做准備。於是，他們就公開宣揚要到美國去教書，1951年7月15日出版的《婦人民主新聞》第241號發表消息《謝冰心女士近日將赴美》，稱：冰心特地到聖心女子中學為兩個女兒辦轉學手續，指定轉入耶魯大學附近的女子中學，隻等簽証一到就會動身去美國。“然而，事情卻出乎意料地起了變化。據包括費正清在內的數位美國友人的通信稱，吳文藻在東京申請赴美簽証被拒，這是根據美國政府的一項法規，即拒絕那些‘有損於美國利益’的人入境，之后他便攜家屬回到了北京。”（以上資料轉引自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與此同時，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熱忱地召喚他們，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有關部門作了周密的安排，幫助吳文藻冰心一家回國。

1951年8月23日，橫濱港碼頭，吳文藻、冰心同女兒吳宗遠（吳冰）、吳宗黎（吳青）一家4人，登上了一艘印度的輪船，悄然離開了日本。

成為政協委員

吳文藻、冰心回到北京之后，有一段時間處於隱居狀態，他們一面學習，一面向有關部門匯報日本戰后的情況、移交有關情報與資料。到了1952年夏天，中央軍委聯絡與情報部門的負責人羅青長來到他們居住的洋溢胡同，接走了吳文藻冰心夫婦。在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總理在夫人鄧穎超的陪同下，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總理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回來了，你們好呵！這“回來”二字，著實令人感到溫暖。作為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人，說你們回來了，這就沒有見外的意思，將他們看作一家人，還有什麼比這更能溫暖人心？

吳文藻坐在周恩來的旁邊，第一次見面，卻沒有陌生感。他向總理談到自己的身世，說：我原本就是教書的，抗戰到了重慶，誤入仕途，又去了日本，本想很快就回來，但沒有想到國內的局勢……總理接過他的話，連聲說，沒有關系，革命不分先后，吳先生在日本也為我們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並且稱贊他“對革命是有貢獻的”。顯然，這是總理對他們的肯定，令吳文藻非常感動。他也擇取要者，向總理匯報了戰后日本的有關情況。總理在這次會見時，還征求了他們對工作安排的意見。吳文藻在回國之前，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自己能為新中國做哪些工作？

1953年10月，吳文藻接受了新工作，到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學院（1993年11月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工作。雖然他曾希望被派往印度擔任外交官，但到大學工作，吳文藻也樂意接受。

這一段時間吳文藻的工作：一是組織民族問題與民族學的教學。作為教研室主任，在課程設置與安排，包括接收留學生等事項上，與教師、系主任、校領導進行溝通與敲定。於是，隔三差五“找耀華談”“與孝通談”，與教研室的老師商量，日記中時不時有“金在冶來訪”“楊家駒來”“與聞在宥談，會見林惠祥、岑家梧、馮漢驥、梁釗韜等”“有（陳）永齡、（李）有義、（黃）叔聘來訪談”等等，自然還有各種會議，處理教研室的事務等。這些瑣碎的事務性工作，並沒有讓“書呆子”性格的吳文藻煩惱，他甚至還有些樂此不疲，不光接待對方來訪，自己也常常去找他們談，日記中均有記載，只是不記所談內容。

二是幫助青年教師修改講稿、為充實豐富民族志的教學內容，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無論是民族問題教研室還是民族學教研室，青年教師是一線教學的主體，他們對自己研究的某一民族有較豐富的專業知識的積累，但在綜合能力及視野方面，有的則可能較為欠缺。吳文藻必須站在理論的高度與學術的視野上，在資料的綜合與使用上，指導年輕的教師們。施聯琳的傣族講稿、朱寧的彝族講稿、汪明鈺的台灣高山族講稿、朱宣的瑤族簡介、胡先晉的內蒙古牧區生產和生活情況講稿，回族、滿族、黎族、佤族、羌族及南方各民族講稿等，吳文藻都一一經手，提出具體意見與建議。尤其對金在冶的哈薩克族講稿，經過了無數次的反復，前后時間長達年余。這可能與吳文藻對新疆情況比較熟悉也有關系。20世紀40年代，他曾以考察團成員的身份在新疆進行過調查，但由於與國民黨主導的民族觀點不一致而未提供調查成果。在哈族的講稿中，他既可以提供資料，又可以進行理論的闡述，但金在冶並不一定理解、接受，所以，這一講稿來回反復的次數最多。

吳文藻自己講授的藏族相關內容，分山區、壩區、綜述、交通運輸等，甚至還有解放后經濟面貌改變一節內容。他並未去過西藏，但在重慶時曾介紹李有義等前往西藏，現在李有義成了他的助手，提供的資料便成了撰寫講稿的初稿了。在此基礎上，吳文藻進行修訂、提高，為本科生授課。顯然，這位老教授上課與青年教師不同，他的語速慢，且重資料少分析，很少使用個性化語言，因而，學生並不滿意，派代表到他家來反映情況，希望吳教授大膽講課。

1956年7月，吳文藻由嚴景耀和雷潔瓊介紹，冰心由雷潔瓊和陳慧介紹，一起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從此在民進的組織中開展社會活動。

1957年2月，早春的季節，北京依然寒冷，但吳文藻的心情似有春意。就在一次與專家會談后回到學校，接到正式通知，他由民進推薦，成為全國政協委員。這個通知對吳文藻十分重要，當上政協委員，說明共產黨與人民政府對他的信任與尊重，在政治上與冰心的全國人大代表一樣，有了同等的地位，於家中、於校內、於社會上，贏得了自信。此后，吳文藻走路回家、上樓，步子輕盈而年輕，以至冰心以為吳文藻是不是時光倒回了“燕園時代”。

（本文作者為冰心研究會、冰心文學館創始人。民進中央研究室會史處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