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老師方維夏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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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維夏，1880年11月7日出生於湖南省平江縣長壽街南塘屋場一個小康家庭。是一個在舊社會由幻想潔身避世到熱心教育救國，最后成為共產主義堅強戰士的知識分子。方維夏曾當過毛澤東的老師，他寫的文章，在學生和當時社會上受到敬重，有“方聖人”之稱。1935年10月，在參加艱苦的湘南游擊戰爭中被叛徒殺害，壯烈犧牲。

“潤之是我最好的學生。”

1911年夏，方維夏從湖南優級師范畢業不久，應母校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之聘來到長沙，任博物、農業教員，從此，他在一師工作到1918年暑假。方維夏在校期間先后被聘為學監和學監主任。1916年后，他在一師的地位和作用僅次於時任校長孔昭綬。

方維夏在一師工作期間，政治上堅持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立場，反對袁世凱賣國和獨裁統治。在對學生的管理上，他與孔昭綬思想一致，堅持民主管理的方針，積極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1914年春，毛澤東轉入一師學習后，熱心社會活動，他對毛澤東十分贊賞，多次對妻子胡呤說：“潤之是我最好的學生。”

1915年上學期，毛澤東因起草了一份反對校長張干的傳單，張干要開除毛澤東的學籍。方維夏和徐特立、楊昌濟、王季范等再三力爭，才使毛澤東免被開除。在1913年孔昭綬第一次任校長時，曾為倡導學生自動與自治，特設技能會，由校長任會長，下設11個部，由教員為部長，指導學生開展課外學術、體育活動。1915年，技能會改為學友會，增為14個部。

1917年10月，學友會改選時，方維夏以學監主任身份代理學友會會長。他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確定學友會各部部長由高年級學生擔任，教員隻從旁輔導。同時確定原由一師和附小兩部教員試辦的夜校，也交學友會來辦，以鍛煉學生的教學能力，還撥400元作為辦學經費。10月13日，新舊兩屆學友會開交接會時，方維夏出席講話。他著重指出：“前次各部部長由教員任之，因事務繁多，故進行時有妨礙。此次選舉、均用學生，一則練習辦，一則養成自動。”最后他勖勉新的學友會說：“須知合群研究學科為人生無上幸福，此后希望部務積極進行，得到良好之成績。”

后來，方維夏還和孔昭綬商定，學校當局開行政會或教務會，也吸引學友代表參加。這樣高度自治的學友會，在當時的湖南還是首創。

和毛澤東等發起成立俄羅斯研究會

1918年秋，方維夏東渡日本，考入東京農業大學。1920年4月，學成回國到達上海。這時，湖南人民驅逐軍閥張敬堯的斗爭正處於關鍵時刻。上海是驅張斗爭的一個重要據點。湖南人在那裡組織“驅張運動”的機關，從事驅張斗爭的不下數百人。方維夏一到上海，便立即投入了這一斗爭，擔任驅張的聯絡工作。這是他直接投入反帝反封建軍閥群眾斗爭的開始，標志著他對救國道路和人生意義的認識，有了新的提高。

當時，驅張斗爭的前哨陣地在衡陽。5月6日，方維夏到衡陽，向駐衡驅張代表團報告了聯絡情況和張敬堯新由上海慎昌洋行購到步槍3萬余支的重要信息，受到高度重視。5月9日，駐衡驅張代表團特地開會向他表示慰問。

驅張斗爭勝利后，譚延闿率湘軍進入長沙，再次出任湖南督軍兼省長，將原省民政廳改為政務廳，除管民政外，並設實業、教育等科。早在1906年方維夏在一師學習時，譚是學校監督，對方維夏有所了解，遂請方維夏出任政務廳的教育科科長（也稱省長公署教育科科長）。與此同時，湖南教育界人士也推舉方維夏為省教育會會長。當時，湖南的教育在張敬堯摧殘下，停頓已半年有余。方維夏任職后不辭辛勞，使湖南教育出現了生機。時人評曰：“大事可紀者：一為教育經費獨立，一為私立學校增加，一為學校內容革新。”

通過出國留學對新思潮的接觸了解和親自參加驅張斗爭的實踐，方維夏思想上有了突出的進步。1920年8月，湖南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等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在長沙發起籌辦文化書社，方維夏竭力支持。他是書社總社36名社員之一，曾於這年兩次向書社投資，還於11月3日和同鄉李六如等開辦了平江文化書社園，成為文化書社在各地最先成立的一個分社。

同年8月，方維夏和毛澤東、彭璜、何叔衡等發起成立俄羅斯研究會。在22日，長沙縣知事公署召開的會議上，確定了會務內容，指定了籌備員。方維夏在發言中除強調俄國的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外，還指出了學習研究的工具，即俄文俄語的重要性。后來，方維夏雖沒有在研究會擔任職務，但由於他的社會地位和在教育界的影響，一般人還是推崇他在研究會中的作用的。

做改造湘軍的工作

1924年初，方維夏來到廣州。這時，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剛開過，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已經形成。廣州成為人們向往的革命中心。但是，廣州的局勢也存在著尖銳復雜的矛盾。

來到廣州，方維夏就任老友譚延闿統率的湘軍第五軍的秘書長，他在特別黨部（湘軍中國民黨的特別黨部）籌備處負責。而后不久，李六如也來到第五軍，李六如初來，對廣東情況不太熟悉。方維夏告訴他，廣東國民黨中、上層右派不少，如馮自由、謝持、鄒魯等，他們反對三大政策，跟著北洋軍閥說廣東政府赤化，又勾結帝國主義，與商團的陳廉伯、陳禁受一起，暗中搗鬼，還有一些拿槍杆子的右派⋯⋯使李六如對廣東政局內幕有所了解，對以后工作也有了思想准備。

方維夏對當時廣州的局勢是有清醒認識的。李六如於1921年底在長沙加入中國共產黨，到廣州后不久，中共組織就確定他留在湘軍中做統戰工作。方維夏對李六如的工作積極予以支持和配合。他多次對李六如講：“孫中山是革命的。但國民黨內投機取巧、見風轉舵的人太多，要將他們拉向左靠，看來不大容易，不向右轉就是好的。”他還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工人農民人數多，有馬列主義，革命非共產黨領導不成，反帝、反封建軍閥，不同共產黨合作，這是屁話。”

1924年11月，經李六如介紹，中共廣東區委批准，方維夏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入黨前后，他根據李六如的要求，積極參加了對湘軍的改造工作。

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孫中山決定北伐，遷大本營於韶關，以譚延闿為北伐軍總司令，湘軍全部參加，擔任北伐主力。方維夏在湘軍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傳工作，除請孫中山向官兵作講演外，還印發了不少有關三民主義、國共合作和北伐意義的小冊子，以提高官兵的政治認識。

譚延闿的湘軍原是舊軍閥雇佣兵的底子，戰斗力不強。雖號稱有5個軍，但官多兵少，一些將領企圖保存個人實力，斗志消沉。1924年11月的北伐攻城戰役中，湘軍先勝后敗，部隊退回韶關。方維夏勸說譚延闿接受方鼎英的建議，下決心對湘軍進行縮編和整頓。譚延闿採納他們的意見，將全軍點驗縮編。同時在廣州設立湘軍講武堂（后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學校），以陳嘉祐為堂長，方維夏為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輪訓在職和編余的軍官。

方維夏與李六如等共同努力，開展了對湘軍軍官的輪訓工作。他在講武堂除擬定周密的政治教育計劃，組織嚴格實施，親自向學員作報告外，還請了毛澤東等人到講武堂作報告。同時還組織學員參加廣州工農兵的示威游行等活動，用工農群眾的革命情結感染學員。經過整編和輪訓，湘軍戰斗力得到增強，以后在參加廣州近郊、小北郊及廣東南略的各次戰役中，立下了卓著戰功。

1925年7月初，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8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所屬各軍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譚延闿所部湘軍，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下轄四、五、六師和一個教導隊，軍和各師設黨代表和政治部。方維夏被任命為五師黨代表。改編后的第二軍，由於有以李富春為首的一批優秀的中共黨員參加領導部隊的政治工作，政治素質大為增強。

從南京到武漢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五師在參加攻克南昌的戰役后，1927年3月又參加了攻打南京的戰役。經過激烈戰斗，於3月24日攻下南京。當晚，美、英帝國主義泊在下關江面的軍艦向南京開炮轟擊，滿街房屋被炸，血肉橫飛，其狀甚慘。方維夏內心很憤怒，群眾要求為親人報仇，士兵要求向帝國主義討還血債。正在這時，蔣介石密電說，上海南京外國人多，要他們注意關系，要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改為“和平奮斗救中國”。方維夏甚為驚駭，認為連帝國主義也不敢反，還叫什麼革命。由於蔣介石的干擾，以致炮擊南京城的外國兵艦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反而做了北兵的逃命船。方維夏和士兵站在下關碼頭望著北兵揚長而去，個個氣得臉色鐵青、大罵不止。

這時，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到南京，召集方維夏和肖勁光（二軍六師黨代表）、李六如（二軍四師黨代表）、謝文錦（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等軍隊和地方黨的主要負責干部開會。會上，彭述之雖然指出了帝國主義還在聯合，想從內部分化我們，估計蔣介石可能叛變，但對軍隊和各地的黨組織怎麼辦，絲毫沒有涉及，只是空空洞洞地說了一些黨中央在上海採取了一些措施，有信心、有把握控制局勢的話，第二天就匆匆離去了。方維夏感到抓不住要領，內心疑惑、彷徨，十分苦悶。

五師在南京住了幾天，蔣介石派其嫡系何應欽的一軍薛岳師進駐南京。五師渡江移駐浦口、明光、蚌埠一帶。這時，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武漢方面來電要二軍開赴武漢，代軍長魯滌平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蚌埠前線召開師以上干都會，研究部隊行止。會上，方維夏和黨內同志堅決主張討蔣，魯滌平等也因譚延闿在武漢，加以附和。最后，一致通過移師西行，待命討蔣。

部隊西行至安徽宿鬆、湖北黃梅一帶時，奉令休整待命。在這裡，方維夏和李六如、肖勁光等一起在二軍中開展了“討蔣運動”教育，在討蔣大會上痛斥蔣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提出了“反對獨裁”、“打倒蔣介石”等口號，大大教育了二軍的下級軍官和士兵。方維夏的心情也為之一振。

不久，二軍奉命開到武漢，擔任武昌的衛戍任務。

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大會上雖然批評了陳獨秀忽視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右傾錯誤，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挽救危急局勢，沒有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方維夏對這次大會感到非常失望。他曾對李富春、肖勁光和李六如說：“蔣介石自中山艦事件以來反共反人民的一系列活動，是陳獨秀拱手獻出革命領導權，不要革命武裝所致。像這樣一味退讓、妥協，從老虎口裡討肉吃，遲早還會吃大虧。”

5月中旬，武漢國民政府命令國民革命軍出師河南北伐，夏斗寅勾結楊森乘武漢空虛之際率部包抄武漢。二軍奉命進軍鄂西進擊楊森，方維夏隨部參加，激戰旬日，擊敗楊部，保衛了武漢安全。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前夕，中共中央通知方維夏離開二軍，在7月底以前趕去南昌參加起義。當時，張國基和他住在一起。張是方維夏在一師任教時的學生，也是毛澤東的同學，武漢政變前在中央農講所工作。毛澤東請方維夏轉告張國基也到南昌去參加起義。張認為自己不懂軍事，心裡發怵。第二天，張國基找到毛澤東。毛澤東對他說：“你去吧，我這裡有事不能去。”又說：“有方老師協助，你放心大膽地搞吧！”

指揮部隊參加南昌起義

1927年7月28日，方維夏和徐特立、張國基及另外兩人從武漢動身前往南昌。方維夏到南昌后，在起義部隊中擔任賀龍所率二十軍第一師的黨代表。

7月30日下午，方維夏和賀錦齋到中華聖公會禮堂參加二十軍團以上干部會議。會上，賀龍宣布國民黨已經叛變，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號召大家跟著共產黨走，並根據前敵委員會指示，傳達了武裝起義的計劃。散會后，賀龍特地把周逸群、方維夏、徐特立等留下，商量有關起義事項。方維夏建議在二十軍內撤掉不可靠的連長，讓共產黨員擔任連指導員，周逸群、徐特立表示贊同，被賀龍採納。因此，在起義之前，二十軍中連一級指揮權都操在共產黨員和可靠分子手中，對保証起義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8月1日凌晨，戰斗打響前，方維夏向部隊作了戰斗動員。接著，他和賀錦齋帶領一師向敵第五路軍總指揮部進攻。盤踞在這裡的敵警備團，是朱培德從雲南帶來的精銳部隊，戰斗打得十分激烈。方維夏和賀錦齋冒著炮火，指揮部隊爬上鼓樓，在第二師五團配合下，守敵無路可走，隻好投降。

南昌起義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戰，取得勝利。8月1日上午9時，在原江西省政府召開了有國民黨左派中央委員和各省、區、特別市及海外國民黨黨部代表40多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方維夏和徐特立都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參加了會議。會議選舉產生了革命委員會，方維夏被任命為革命委員會下設的宣傳委員會委員。

8月4日，方維夏隨一師離開南昌向廣東方面進軍。這時，賀錦齋因代理賀龍指揮二十軍，把一師的指揮權交給了方維夏和副師長歐學海。方維夏當時已年近半百，但在行軍中精神抖擻，步履矯健，連后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的有關南昌暴動的史料中，也說他：“隨葉、賀共軍南征”，“雖老而不服老，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數百裡，不以為苦，老當益壯⋯⋯”9月20日前后，部隊進入潮、汕地區。一師住揭陽西南炮台附近。在這裡，方維夏應當地農民的要求，指揮部隊消滅了一股力量較大、活動猖狂的反動地主武裝。

起義軍佔領潮、汕后，敵人從四面包圍上來，英、美、日帝國主義也把軍艦開進汕頭港進行恫嚇。起義部隊分兵抗擊，由於指揮系統被切斷，部隊損失很大。方維夏和歐學海帶領一師一部分隊伍突出重圍后，與總指揮部失去聯系，便按前敵委員會原來的命令，率領隊伍向陸豐方面轉移。路上，部隊情緒低落，經不起考驗的人紛紛逃散。方維夏找歐學海商量如何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無法談下去。於是，方維夏把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召集起來，發動和依靠他們來開展工作。這時，歐學海卻以“起義失敗，總指揮部下落不明，伙食無著”為詞，煽惑瓦解軍心，妄圖帶隊叛變。方維夏立即站出來批駁歐學海的讕言。他對士兵們說：“起義是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應該看清革命前途，經得起任何考驗，做失敗的英雄。”在方維夏的號召下，隊伍中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士兵也紛紛站出來同歐學海展開斗爭。歐學海離隊潛逃。方維夏帶領隊伍繼續前進。10月10日上午部隊將到陸豐時，被敵東路軍兩個師追上。方維夏指揮士兵戰斗近3小時，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方維夏帶領一部分人沖出重圍，脫險后到了廣州，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接著，方維夏又參加了12月11日爆發的廣州起義。

在黨內兩次受到錯誤打擊

廣州起義失敗后，中共中央決定派方維夏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6月中旬，方維夏到達莫斯科。他作為代表，參加了6月18日至7月11日在這裡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后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

方維夏在這裡接觸了許多新鮮事物，感到非常興奮。他學習努力，成績很好。在學習期間，中大支部局的王明等人在校長米夫的支持下，借蘇聯黨內正在開展反托斗爭之機，打擊與自己有不同意見的同學。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瞿秋白經過調查研究后不支持這種作法，因而也受到打擊。方維夏秉性耿直，對此不滿，向支部局提了意見，遭到圍攻。他們說方維夏受了中共代表團瞿秋白的利用，還說方維夏過去與譚延闿關系密切，社會關系復雜，政治上不能信任等等，對方維夏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並開除了他的黨籍。方維夏自感無愧於黨，徐特立、何叔衡和他多年相處，了解甚深，對他深表同情。在徐、何等人的支持和幫助下，他理直氣壯地向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提出上訴，最后終於恢復了黨籍。

1930年冬，蔣介石糾集10萬大軍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消息傳到蘇聯，方維夏要求回國參加斗爭。他的要求被黨組織批准后，於1931年春從蘇聯回到上海，當即由中共中央派往蘇區，擔任閩西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后，他又被調任為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

當時，蘇區的經濟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下，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方維夏對於總務工作缺乏經驗，但是，他迎難而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帶領全廳同志，採取有力措施，積極開展反封鎖斗爭，較好地保証了中央機關的供給和需要。特別是他身處“近水樓台”，粗衣粝食，仍然保持艱苦朴素的一貫作風，生活上不僅毫不特殊，而且盡量為公家節約，受到同志們的稱頌。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這年夏，方維夏被派往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任教育部長。他為了發展蘇區的文化教育事業，以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在全區大力開展了群眾性的辦學和識字運動。在他任職期間，全區辦起了700余所列寧初級小學，800所工農夜校，3所女子職業學校，30余所女子半日制學校，建立了30多個業余劇團，創辦了《紅色湘贛》、《湘贛斗爭》等13種小報和刊物。為了方便群眾識字，他主持編印了一冊《識字課本》，內容簡明，好讀易懂，既能識字，又是政治教材。隨著《識字課本》的發行，湘贛蘇區的識字運動蓬勃開展，廣闊農村一片讀書聲。

方維夏在湘贛蘇區擔任教育部長時，還兼任司法部長。在工作中，他對“左”傾錯誤的懲辦政策不滿，曾在11月召開的第三次省黨代會上提過意見。因他還曾寫過一篇關於蘇維埃選舉的文章，其中有“豪紳地主偷取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建立新的堅強有力的蘇維埃”這樣一些提法，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劉士杰（后叛變）借此說他有“托派思想”，還說在他編寫的蘇區教科書中也有類似“托派”的語言﹔說他不同意中央以赤色恐怖對待白色恐怖，殺掉5年徒刑的罪犯等等，開會斗爭他。他據理申辯，但被撤了部長的職務。但他不為個人得失而影響工作的積極性，實際上仍主持教育部工作。這是他在黨內第二次受到打擊。

慘遭叛徒殺害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湘贛蘇區幾乎全部被敵人佔領。中共湘贛省委為了開辟新的游擊區，派方維夏率100多人槍，到以桂東縣東邊山、西邊山為中心的湘粵贛三省邊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

方維夏率這支小部隊到達桂東后，與原掩護紅六軍團突圍西征后留在這裡的湘贛紅軍獨立第四團會合。兩軍會合后，頻繁活動於桂東及資興、酃縣、遂川、上猶一帶，多次與敵交戰。因戰斗失利，損失較大，退至桂東普樂東水休整。同年11月，紅四團團長李宗保經不起艱苦斗爭的考驗，帶著部分人員和一個自動步槍班叛變投敵，並充當敵軍向導前來圍攻紅四團。桃寮一戰，游擊隊又遭損失。四團政委曠珠權逃到沙田，向敵人交槍投降。次日，團政治部主任和參謀長也認為大勢已去，擅自逃走。在部隊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方維夏挺身而出，克服重重困難，重新收集和整頓紅四團，保存了八九十人槍，在桂東東邊山的上下庄、青銅、泥塘一帶，繼續堅持游擊活動。后與桂東游擊隊會合，聲勢復振。在方維夏等的領導下，游擊隊在新坊、龍溪、青石、麟潭等地連續作戰后，又轉回桂東東邊山，建立游擊根據地，帶領群眾打土豪、建立蘇維埃政府，使這一地區迅速發展成為紅色區域，游擊隊不斷得到擴充，戰斗也多次取得勝利。油籮口一戰，消滅挨戶團郭猛部一個排﹔小江一戰，打垮保安團何忠漢兩個連﹔上庄隘口一戰，打死打傷挨戶團近百人。

在這期間、方維夏還部署和指揮了懲罰青銅鎢礦公司的戰斗。當他得知青銅鎢礦公司的資本家和把頭對工人剝削、克扣嚴重的情況后，決定給予警告。一天深夜，他布置游擊隊先頭部隊兩人一組，首先收拾了公司守備隊的3個步哨，然后在守備隊的中心駐地碉堡門上點燃炸藥包，碉堡被炸開后游擊隊乘勢沖進公司，把敵人打得抱頭鼠竄。戰斗結束后，方維夏召集工人開會，號召工人聯合起來打倒克扣工人工資的資本家和把頭。會后，又在公司清理了一些財物分給礦工。青銅鎢礦公司遭到這次懲罰后，再也不敢任意克扣工人工資了。

1935年4月，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率領贛南游擊隊約300人槍，由油山經崇義、大余邊境來到東邊山，與方維夏召集、整頓的紅四團余部和桂東游擊隊會師。不久，項英、陳毅又命游世雄率100余人到湘南與蔡會文會合，正式組建了湘粵贛紅軍游擊支隊（又稱湘南紅軍游擊隊）。蔡會文任支隊長兼政委，游世雄任副政委。同時成立了中共湘粵贛特委，蔡會文任書記（后為陳山），方維夏任宣傳部部長，特委和支隊總部均設在赤水仙。

在湘粵贛特委和蔡會文、方維夏等的正確領導下，湘南游擊戰爭迅速打開了局面，游擊隊發展到1000多人，游擊區也有很大的發展，在桂東的東、西兩邊山為中心，縱橫數百裡，包括湘南的桂東、汝城、資興、酃縣、郴縣，贛南的上猶、崇義、大余、遂川，粵北的始興、南雄等縣的邊界，都成了游擊隊的活動區域。

當時環境十分艱苦，敵人經常對游擊隊“拉網”“清剿”，並強迫群眾移民並村，還組織“腳隊”、“看火隊”，發現腳印和煙火就包圍搜山。游擊隊常常三五天吃不上飯，隻好用竹筍、蕨根、雞冠花、絲毛根、毛鮮菜、黃金葉、酸桐杆等野菜填肚子。有時敵人緊逼不能生火，就用手將野菜搓成團吞下充飢。在這種極端困難的環境下，方維夏與部隊同甘苦共患難，並經常給黨員上課，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教育部隊。周裡回憶說：“我是1935年秋天在東邊山第一次見到方維夏的，那時，他已經是56歲的老人了。他為人耿介剛直，刻苦耐勞，到過蘇聯學習，滿肚子學問。雖然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鑠，干勁很大，部隊行軍剛坐下來休息，他就忙著宣傳，一打仗，他就帶著左輪手槍參戰，部隊在一個大山整訓時，他主辦了幾期干部訓練班。有次東邊山開特委會，他還要我派二三十人去學習。他給干部上課，講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講黨和紅軍的鐵的紀律，特別是用蘇聯紅軍的英雄事跡，鼓舞大家的斗志。”

湘南游擊隊和根據地的不斷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恐懼，湘粵贛三省敵人不斷增兵“進剿”，並對根據地進行嚴密封鎖，叫嚷“不把共軍打死，也要燒山把他們燒死，燒不死就把他們餓死、困死。”1935年夏季以來，游擊隊被迫化整為零，分散活動，每一二十人編成一隊堅持斗爭。10月初，方維夏在桂東上下庄一帶被敵人封鎖。他帶了一個警衛員和一個通訊員隱蔽在仙背山上，給養一天一天困難。這時，曾給方維夏送過生活物資的游擊隊員黃猷斌、郭先古、黃光古被國民黨沙田鄉鄉長郭英汾抓走叛變，並一起商定了殺害方維夏的毒計。

1935年10月的一天，黃猷斌等3人又以送糧為名，來到方維夏的住地，假裝關心地說：“這裡住久了不安全，要到別的地方打廠（搭棚）才行。”方維夏信以為真，即要警衛員與通訊員隨黃等一起下山找地方“打廠”。當晚，黃猷斌等就在山下，將方的警衛員、通訊員殺害。第二天清晨，黃猷斌等3人再次上山。方維夏正在煮飯。黃等走進廠棚，拿起挂在壁上的槍，郭先古一槍就把方維夏殺害了，並慘無人道地把方維夏的頭顱切下，與郭英汾一起拿到國民黨桂東縣縣長張文晶處報功領賞。張文晶將烈士的頭顱挂在縣城下黃橋“示眾”。幾天后，又送往長沙，交給何鍵，領取賞金。

方維夏的學生方暨南等知道死訊后，1948年在平江方維夏的家鄉建了一座衣冠墓，並刻碑紀念。殺害他的凶手之一黃猷斌，全國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處決，得到應有的懲罰。

原載：《中華魂》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