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毛澤東早在1931年作出的這一著名論斷堪稱婦孺皆知，其實它還有下半句“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毛澤東則是其主要倡導者和踐行者。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調查研究始終是毛澤東了解國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和制定決策的關鍵依據。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提出：“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毛澤東當年大力倡導的這種工作作風不僅沒有過時，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深入，更加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調查研究是共產黨人事業成功的“法寶”
　　通過調查研究，准確把握人民群眾的真實心理和核心訴求，才能更好地發動和引領人民群眾參與革命、建設的偉大實踐。對於這番道理，早在湖南一師讀書時的青年毛澤東就有相當認知。1917年和1918年，他專門抽出時間，到湖南的長沙、安化、沅江、瀏陽等地進行調查研究，增進了對當時社會方方面面的了解。
　　五四運動后，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毛澤東開始在調查研究中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於是他筆下誕生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典范之作。他撰寫的調查報告讓無數黨員干部獲益，《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就被當作“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材。
　　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重視，還與當時的革命形勢密不可分。大革命失敗后，他意識到，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才能打倒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但如何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革命力量的源泉在哪裡？他將目光投向了廣袤的中國農村，並於1927年9月領導了湘贛邊秋收起義，中國革命就此走上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敏銳捕捉到蘊藏在農村和農民中的偉力，與他在農村地區長期深入的調查研究直接相關。
　　即便在嚴酷的革命斗爭環境下，毛澤東仍堅持做調查研究，並親自撰寫調查報告。他在中央蘇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這些調查報告為當時的黨和紅軍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提供了豐富、詳實的第一手材料，也成為后人研究當時中國農村和城鎮的經濟、政治和各種社會狀況的寶貴歷史資料。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所做的一系列調查研究，涉及社會、經濟、軍事等多方面，實際上都與當時的革命形勢密切相關，且都有一個核心指向，即發動和領導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打倒國內外反動勢力，爭取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革命轉向建設，毛澤東依然時刻不忘調查研究。1961年1月，他發動身邊的工作人員分為3個大組，分赴浙江、湖南和廣東農村調研農業生產情況，每個大組再分為2個小組，每組3人，調研時間為10天至15天。他在寫信指示工作人員如何開展調研工作時提出，“一個小組（三人）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這樣一來，便能在較短時間內了解整個村子的實際情況。調研完成后，3個大組去廣州與毛澤東會合，向他匯報情況。然后，他們轉入廣州市調查研究工業生產情況，為期1個月。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搞調查研究的重心，是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提升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方法論是調查研究取得實效的“挖掘機”
　　中國革命的形勢不斷發展變化，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重視一以貫之。延安時期，他撰寫和起草了《關於農村調查》《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等文章和文件，經過多年努力，他逐步把重視調查研究的良好風氣推廣到全黨范圍內，為黨員干部開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調查研究是為了得到什麼？答案其實很簡單：真相。調查研究所花費的一切人力、物力等，都是為了更好地接近真相、發現真相、解析真相。而所謂真相，就是真實的國情社情、民心民意。
　　那麼，如何才能找尋到真相呢？這就涉及另一個重要問題：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談到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澤東經常提到“察言觀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麼樣，穿得怎麼樣，臉色怎麼樣，情緒怎麼樣，通過對這些細節的觀察，了解人民群眾的基本狀況。在不同歷史時期，他不僅自己經常深入基層和群眾中“察言觀色”，還一直要求全體黨員干部都要這樣做。
　　毛澤東做調查研究的方法靈活、技巧多樣，甚至隨時隨地進行。《木口村調查》就是他途經江西省吉水縣一個叫木口的小村子時做的一次專題調查，盡管時間短暫，卻收獲頗豐。
　　1941年，他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強調，調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開調查會。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對於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有過精彩闡述。他提倡調查會式的調查研究，並總結了7條技術，其中第二條是關於“調查會到些什麼人”。他指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會經濟情況的人。以年齡說，老年人最好，因為他們有豐富的經驗，不但懂得現狀，而且明白因果。有斗爭經驗的青年人也要，因為他們有進步的思想，有銳利的觀察。以職業說，工人也要，農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識分子也要，有時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在7條技術的第五條，他還重點告誡黨員干部搞調查研究“都要親身出馬”，“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
　　毛澤東反復強調，共產黨員和干部要學習的不是“本本”，而是社會科學的方法。比如他提出，調查研究通常可以採用歸納法、演繹法。歸納法是指理論是從現實材料的分析得來，演繹法是指通過調查研究檢驗理論。二者相輔相成：運用歸納法時，必須制定調查規則，否則得到的隻能是現象和隨感﹔運用演繹法時，一定要圍繞問題進行，否則容易把調查會開散。
　　毛澤東做調查研究有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即帶著問題去調研，並在調研過程中不斷打磨問題，讓問題愈發清晰，最終找到解決問題之道。
　　研究是讓調查實現升華的“催化劑”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在這段話中，他強調了兩個問題，一是調查，二是研究。僅做了調查，如果不認真加以研究，是無法發現事物背后的內在規律的。研究主要分兩個層面：一是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歸納、提煉、總結﹔二是隨時捕捉各類有效信息，窺一斑而知全豹。
　　毛澤東指出，對於通過調查而了解到的情況，必須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研究很重要，隻有通過研究，才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對於如何進行研究，他曾舉例說，在一個地方看到有冷卻塔，再觀察一下周圍，看到配套的建筑設施，經過分析綜合，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發電廠。再如，一個國家要出兵事先總有很多跡象，如動員、軍事運輸增加以及輿論變化等等。通過對這些跡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結論。毛澤東還強調，從報刊和書本中，也可以獲得很多有用的東西。有時，從報紙上看到一條不起眼的消息，經過研究，也許能從中發現一個大問題。
　　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毛澤東始終重視調查研究，並帶頭積極踐行。如今，我們已步入新時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征程中，黨員干部很有必要把調查研究這一“傳家寶”傳承好、發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