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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世恩:臨終前寫下“油”字

馮曉蔚

2020年05月21日08:1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華魂》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康世恩,1915年4月20日出生在河北省懷安縣西灣堡鄉田家庄。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地質系,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8月26日,擔任一野三軍第九師政治部主任的康世恩,被任命為玉門油礦軍事總代表,接收玉門油礦,並擔任黨委書記。從此,他與新中國石油工業建設結下不解之緣。

“凡有石油處,皆有玉門人。”

玉門油礦是我國開發較早,規模最大的一個油田。從1938年開始勘探,到1949年有職工近5000人,年產原油約9萬噸。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礦后,坐鎮酒泉的彭德懷司令員,親率甘泗淇、許光達等高級將領視察玉門。他對康世恩說:“不但要把油礦當前的各項工作做好,多生產石油支援進軍新疆和解放全中國,更重要的是,要把玉門建設成為發展新中國石油工業的搖籃。”

康世恩接管玉門油礦后,第一件事就是為工人撐腰說話處理好“四五事件”遺留問題。“四五事件”是1949年4月5日玉門油礦爆發了一次工人運動。因油礦當局克扣工人工資,工人們自發地起來進行斗爭,怒打了油礦當局的代經理戈本捷。隨后,油礦當局勾結酒泉河西走廊警備司令部,將歐陽義等32名工人投入監獄,其中4人被判刑。

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礦后,立即派人從酒泉接回受難工人。當時剛解放,既要穩定礦區民心,安定秩序,又要打擊種種破壞活動,以發展石油生產﹔既要保護工人群眾的利益,又要團結原油礦上層工程技術、管理人員,情況復雜,矛盾尖銳。康世恩在全面了解事件真相以后,首先著眼於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和主人翁地位,同時又保護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貫徹執行黨對留用人員的政策。軍管會在全礦開展了“談身世、吐苦水”的階級教育,廣大職工包括各種不同出身的上層工程技術和管理人員在一起,控訴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罪行,分清了大是大非。一大批苦大仇深的職工,初步懂得了工人階級的使命和地位。礦區面貌和人們思想都發生很大變化。

為了支援解放軍進疆部隊的油品需要,技術人員和工人們把解放前購來、尚未安裝的一套熱裂化裝置,從設計、施工到開爐,僅用80天就試車一次成功,大大提高了油品的產量和質量。技術人員說,國民黨長期辦不成的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很快就辦成了,今天我們才有了用武之地。康世恩依靠廣大職工,建立工會組織,發展黨員,形成了一支團結群眾,發展生產的骨干力量,王進喜同志就是這時涌現出來的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油礦生產形勢出現欣欣向榮的局面,陸續發現了石油溝、鴨兒峽、白楊河等油田,很快投入開發,使玉門油礦原油產量,由1949年的6.9萬噸,增加到1957年的75.5萬噸,1958年達到年產140萬噸的最高峰,從而保証了我國第一座大型煉油廠——蘭州煉油廠的順利開工。

玉門油田在蘇聯專家特拉菲姆克的幫助下,制定了我國第一個油田正規開發方案,第一個進行油田邊緣注水開發,為以后大慶的開發提供了重要經驗。玉門是我國石油工業的搖籃,不僅出產品,出經驗,而且出技術,出人才,有力地支援了各地石油會戰,先后調出參加會戰職工達7.8萬多人,設備2000多台套。正如詩人李季寫的那樣:“凡有石油處,皆有玉門人。”玉門油田為新中國石油工業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新中國石油勘探的第一次突破

1953年初,康世恩被調到北京,任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局長。

在當時國家的諸多工業部門中,最薄弱的是石油工業。1953年,朱德總司令對康世恩說:“現代戰爭打的就是鋼鐵和石油,有了這兩樣,打起仗來就有了物資保障。沒有石油,飛機、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我要求產一噸鋼鐵,就產一噸石油,一點不能少。康世恩同志你要完成石油供應的任務,這是給你的命令。”

康世恩聆聽著,默默地思考著,經常為執行和完成這個任務寢食不安。

1953年10月,蘇聯政府派遣以發現和開發蘇聯第二大油區巴庫的功勛地質專家特拉菲姆克院士為首的專家組來華,幫助調查甘肅的石油資源是否能滿足擬建的蘭州煉油廠的需要。

康世恩和蘇聯專家組首先考察了雪峰聳立的祁連山麓和周邊的荒丘大漠,又折回考察了陝北溝壑縱橫、梁峁綿延的黃士高坡和廣闊的鄂爾多斯盆地。1954年新年過后,又南下四川、貴州、廣西十萬大山和廣東的三水盆地,實地察看了不同地質類型的沉積盆地。共歷時156天,走遍7省大部分地區。回京后,蘇聯專家組寫成了長達537頁的調查總結《中國油氣田》,對中國主要沉積盆地含油氣的遠景作了積極的評價。

1954年4月,康世恩親自率領以蘇聯石油部總地質師安德列柯為首的專家組翻過雪山,深入渺無人煙的青海柴達木盆地,調查那裡的地質情況,評估含油遠景,選擇勘探隊伍進入盆地的路線,並親自體驗一下,在高寒缺氧的荒漠裡如何工作。

1955年9月1日中共石油工業部黨組作出決定,組成以康世恩為團長的中國石油代表團訪問蘇聯,要求康世恩從理論到實踐,帶回一套發展中國石油工業的可行辦法。

從9月10日到1956年2月回國,康世恩在蘇聯學習考察了長達5個月。2月26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聽取了康世恩和時任石油工業部部長的李聚奎關於石油情況的匯報。毛澤東詳細詢問了關於石油的生成和中國石油發展的前景,又問在中國怎麼找油。

康世恩匯報了在西北地區找油的情況和在蘇聯考察的收獲。毛澤東聽后說:“美國人講中國地質老,沒有石油,看起來,起碼新疆、甘肅這些地方是有的。怎麼樣,石油部你也給我們樹立點希望啊!”

隨后,康世恩匯報新疆、甘肅的油田都在戈壁荒漠地帶。毛澤東感慨地說:“搞石油艱苦啊!看來發展石油工業還得革命加拼命!”毛澤東提出要找樓房式的(多油層)油田,還提出要給石油工業增加投資,配備干部,在全國各地多打些探井。毛澤東的這些指示,給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以深遠的影響。

4月19日,康世恩率領蘇聯專家和石油部工作組,來到新疆准噶爾盆地西北部的克拉瑪依。克拉瑪依黑油山1號井在1955年11月噴出工業油流,但對這個地區的勘探前景,從1950年創辦中蘇新疆石油股份公司的年代起,就進行著一場爭論。從蘇聯老巴庫油田來的石油專家潘切列耶夫等人認為:這裡大面積的含油岩層出露於地面,石油揮發后形成瀝青丘,說明地下的石油已經散失,油藏已經破壞,不可能形成大油田。

回到烏魯木齊后,康世恩決定再召開一次不同觀點的中外專家會議,就克拉瑪依勘探部署做出決定。會上,專家們爭論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康世恩根據自己的知識與見解,在時任石油工業部部長的李聚奎和石油部黨組其他領導的支持下,代表石油工業部工作組作出了對克拉瑪依烏爾禾地區進一步鑽探的決定,把准噶爾盆地的勘探重點從西南部轉向西北部。康世恩提出,要在克拉瑪依地區3900平方公裡的廣大范圍內,部署10條鑽井大剖面,甩開鑽探,進行區域綜合勘探。這是我國石油勘探史上第一次整體解剖一個大型盆地,是學習蘇聯勘探經驗,結合新疆實際運用的大膽方案。

1956年9月,有23口探井噴出工業油流,探明含油面積130平方公裡。克拉瑪依油田的發現,打開了我國石油勘探的新領域,是新中國石油勘探的第一次突破。它証明中國在陸相沉積地層能夠找到大型油田,進一步增強了石油工作者找油的信心。

發現大慶油田

1958年2月,黨中央作出石油勘探重點東移的重要決策以后,康世恩把鬆遼盆地作為戰略東移的主要突擊方向之一,開始傾注心血抓鬆遼盆地的石油勘探。

1959年1月,石油部在北京召開局級領導干部會議。會議期間康世恩和時任石油工業部部長的余秋裡等詳細聽取了鬆遼盆地勘探情況和部署的匯報。2月8日,正是農歷己亥年春節,康世恩在大年初一召集石油部的地質專家和鬆遼石油局負責人,對鬆基3井井位的有關資料再次進行審查。康世恩聽了匯報,看了資料后,認為新定的井位資料可靠,論証充分。他說:“鬆基3井的位置定在(鬆遼)盆地中央坳陷大同鎮,位置十分理想,你們要盡快准備好開鑽。”

鬆基3井由鬆遼石油勘探局32118鑽井隊施工,於1959年4月11日開鑽。7月份,鑽至1050米,開始連續取芯,見到含油顯示3.15米,含油飽滿。消息傳到北京,康世恩即率蘇聯專家組組長米爾欽克院士等來到哈爾濱,對該井含油氣前景實地做出評價。康世恩和米爾欽克一段一段仔細地對照岩芯,看完所有地質圖和資料。米爾欽克舒展眉頭,說油氣顯示良好,要是在蘇聯遇到了這種可喜的情況,就要舉杯慶賀了。他提出,繼續鑽進,以便了解地層深部的含油氣情況。專家組其他專家也是這個意見。

康世恩聽完專家的意見,以商量的口氣說:“打井的目的就是為了找油,一旦見到油氣顯示,就要馬上把它弄明白,不要延誤時機。從這口井的資料來看,希望很大,應該停鑽試油,盡快確定有無開採價值。”

米爾欽克立即表示反對。他提高嗓門說:“勘探要講究程序,基准井要完成基准井的任務!”

康世恩認為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一切要從實際出發。他指著鑽井工程資料對大家說:“這口井現在才打到1000多米,如果按基准井全部取芯,打完3200米,起碼還得半年,油層被泥漿浸泡時間長了,恐怕有油也試不出來了。如果現在試油,有開發價值,可以立即開發,另外再打一口基准井也可以嘛!”他在向余秋裡請示后決定,“鬆基3井提前完鑽,立即轉入完井試油”。

康世恩考慮到鬆遼局還缺乏完井試油的經驗,當即點名調玉門油田固井工程師彭佐酞,帶全套人馬日夜兼程趕到鬆遼來固井。回到北京后,又從部機關和北京石油學院抽調技術人員,立即趕赴鬆基3井參加試油。

康世恩要求試油工作組每天用電話或電報向他匯報一次情況,一周用書面匯報一次。

康世恩提出的一套試油技術和措施,打破了當時正規試油方法的框框。在嚴格按照這個要求施工之后,正如康世恩預料的那樣,一邊撈水一邊井筒內就開始出現油柱。這一情況使試油工作組的專家和職工大為欣喜。康世恩得知情況后,立即發來電報,嚴令:“一定要加深提撈,把撈筒下到油水界面以下去,隻撈水不撈油,做到水落油出。”9月26日,液面恢復到井口並開始外溢原油,用8毫米油嘴放噴,日產原油13.02噸,獲得了有價值的工業油流。

遼闊的鬆遼大地發現了石油,人們為之歡欣鼓舞。考慮到大同鎮與山西大同市同名,鬆基3井噴油與國慶10周年雙重喜慶,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提議改大同為大慶。這樣,在新中國的地圖上出現了大慶——這個名揚中外的新地名。

創出中國石油開發建設新路

在迅速探明大油田的同時,康世恩和會戰領導人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怎樣開發建設這樣一個世界級的特大型油田?

1960年5月,康世恩組織近2000名地質專業工作者與會戰職工相結合,經過百萬次分析化驗和油層對比的綜合研究之后,對油田的基本地質規律,已經搞清楚了:大慶油田南北長70多公裡,東西寬約10至15公裡,呈狹長地帶。整個油田地下是連成一片的,油層多,含油面積大,但原油黏度高,天然驅動能力小,上下各油層之間的滲透率變化很大,油層出油能力差異很大。這些特點,為油田開發提出了許多難題。有人主張按照蘇聯羅馬什金和美國德克薩斯兩個油田開發方案來搞。

康世恩認為:外國的經驗可以參考,但不能照搬,一定要從大慶油田實際出發,自己開創一條新路:這就是用“兩論”(《矛盾論》、《實踐論》)指導大慶油田建設。

康世恩親自組織地層對比隊,進行油田每個油層情況的研究,尋找最佳的注水時機:是早注、晚注還是開採的中期注?並探索注進水以后在各個油層中怎麼推進?這裡的關鍵是如何認識大慶油田45個油層中每個單層,並掌握其特性和規律。康世恩鼓勵地層對比隊年輕的地質隊員,要從實際出發,敢於創造,勇於探索。經過反復研究,終於搞出了一種“回旋對比法”。不僅認識到了油田的每個單層,還認識到了居於每個單層中不同的“油砂體”。這套油層對比法,后來獲國家科技一等獎,成為領先於世界的研究認識油層的基本方法,為大慶油田分層注水,分層採油,實現長期穩定高產,提供了科學依據。

康世恩更是以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傾注於現場注水試驗。由康世恩提名,挑選中國著名的開發專家朱兆明、劉文章等組成的試注前線指揮所。

康世恩關切地對劉文章說:“你們要學會抓主要矛盾,注不進水,油田就沒有壓力,沒有壓力就不能穩產高產。解決這個主要矛盾,要靠實踐,反復實踐,不要怕失敗。”他們經過幾十次失敗,終於在1960年10月18日試注成功。

1961年,注水試驗半年后,康世恩預料的現象出現了。注水井附近的油井相繼見水,滲透率高的油層首先進水,有的油井過早地被水淹沒,原油含水迅速上升。原定的開發方針和目標受到嚴重威脅。一直密切注視著開發試驗的康世恩,抓住少量“水竄”這個苗頭,立即召開技術座談會,尋求解決辦法。

在熱烈的討論中,有人說:要注水就必然出水,有水利就會有水害,這是難以平衡的法則。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要是能把水害減少到最低程度就好了,可惜地下油層的性質是無法改變的。康世恩分析了事物的矛盾法則后,站起來大聲講:“我們要高水平高效益地開發好大油田,就不能見事遲,抓得慢。更不能在困難面前無所作為,任其自然發展,放棄主觀能動性。我們就是既要注水,又要治水﹔既要用水利,又避水害。要創造出一種能指揮注入水在油層中自由活動的新技術。”

康世恩提議仍由劉文章研究創造這種新技術。他對劉文章說:“你要像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揮車流那樣,指揮油田地下注入水,該流的流,該堵的堵。”

1962年2月,劉文章到北京參加石油部召開的領導干部會議。康世恩專門聽取了試驗匯報,對劉文章說,注水的成敗關鍵是應該有一種得心應手的封隔器。他要劉文章想一想,搞個什麼樣的封隔器好。

過了幾天,康世恩又把劉文章找去,用鉛筆在紙上邊畫邊說:“我想了幾天,按大慶多油層的特點,搞一個像北京大街上賣的糖葫蘆串那樣的多級封隔器,每一個封隔器做成皮球那樣,連接在油管上,形成一串,往油管中注水,它就脹大,將油管與套管的環形間封隔住。停止注水,皮球就縮回去,你不想注那層就封堵那層,想注那層就打開那層。”

劉文章聽后,真是茅塞頓開!覺得主攻方向明確了。他們按照康世恩的這個設想,經過1018次試驗,在1962年底終於試制出一種糖葫蘆式封隔器,並在注水井中使用成功。這項新技術,為大慶油田實施分層注水、分層採油、分層測壓提供了可靠的技術手段,使大慶油田長期穩定高產成為現實。大慶成為工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毛主席發出了“工業學大慶”的偉大號召。

“臨死前我要大聲喊三聲:油!油!油!”

“文化大革命”期間,康世恩頑強地堅持著工作。這時,他主持做出了由大慶組織勘探隊伍,赴遼河開展遼河盆地石油勘探的決定。

1967年初,繼上海“一月風暴”后的奪權高潮卷到石油部,造反派要奪石油部的權,逼康世恩表態。在一次會上,康世恩面對各種威逼,鎮靜、嚴肅地說:“在中央沒有正式指示之前,我不能把這個權交給你們!”隨后,動亂不斷升級,康世恩受到長達兩年的批判和隔離審查。

1969年2月,渤海結冰。巨大的流冰沖擊著塘沽近海的一個油井平台。如果油井被毀,必將造成原油的大面積污染,需要立即派人前去組織搶救。在國務院會議上,周恩來問余秋裡:“這件事派誰去?”

余秋裡回答:“康世恩熟悉情況,懂技術,最好派他去。”

總理立即指示與會的石油部軍代表把康世恩叫到了會場。

接著周恩來讓海軍副司令員周希漢匯報渤海流冰撞擊油井的情況。總理說,壓井這一套工作,你周希漢聽康世恩的﹔海上航行破冰、安全,你康世恩聽周希漢的。最后,周恩來又囑咐周希漢,連夜直接把康世恩接到海軍司令部去,然后直奔塘沽去壓井。康世恩和周希漢連夜趕到塘沽了解情況,在大港油田渤海勘探指揮部的配合下,破冰出海,成功地指揮了壓井作業,戰勝了冰災,完成了總理交給的任務。

1969年6月中旬,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講了組織江漢石油會戰的意義,並點名要康世恩去組織這場會戰,任會戰指揮部副指揮長,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會戰由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革委會、石油部統一領導,武漢軍區副司令員韓東山為指揮長兼政委,軍區參謀長張顯揚為副指揮長,在部隊的支持下組織會戰。

去江漢前夕,周恩來找康世恩談話。總理緊緊握住康世恩的手,語重心長地說:“要排除各種干擾,堅決把中國內地的這場石油會戰打上去。要想辦法,保存一支石油骨干隊伍,保持石油隊伍的好傳統和好作風。”

李先念副總理聽取匯報后也作了具體指示。國務院領導的關心和重視,使康世恩深感肩上責任重大。他對江漢的同志說:“在江漢找不到油,我死也不閉眼,如果閉了眼,你們就用火柴棍給我撐起來。臨死前,我也要大喊三聲:油!油!油!”

8月正是酷暑,而江漢地區又處於著名的“火爐”之中。康世恩在這場會戰中,調集了140台鑽機,近10萬會戰隊伍,雲集江漢平原。根據康世恩的安排,石油部機關、各油田被打倒的“走資派”,靠邊站的“反動技術權威”,關“牛棚”、受批判的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共有200多名處以上領導干部,被安排到重要崗位上,參與組織和指揮會戰。康世恩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這支經過鍛煉和考驗的石油骨干隊伍。1972年5月,江漢石油會戰結束,一次就從這裡調出7000多名干部和3萬多名技術工人,為石油工業新的崛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72年康世恩開始主持燃化部工作。由於國家燃煤缺口越來越嚴重,周恩來下決心,令電廠由燒煤大量改燒原油。為保証原油供應,周恩來找康世恩商量,決定動用后備石油儲量,開發大慶喇嘛甸后備油田。同時,繼續加緊在內地找油。

1970年3月,從大港油田抽調隊伍加強遼河盆地的勘探。會戰一開始,康世恩與地質人員討論,認為遼河凹陷西斜坡能找到大油田。1975年西斜坡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康世恩親自到遼河油田進行動員。他把西斜坡的一連串突破比作是“繼大慶油田之后發現的又一個大油田”,要求用3年時間,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這個大油田。他部署先把曙光地區200多平方公裡的油田拿下來,同時開展對西斜坡的全面勘探,為以后發展准備新的開發區。按照這個部署,從大慶抽調成建制隊伍和遼河職工一道,開展了曙光油田會戰,三年時間相繼拿下了曙光油田、高升油田和歡喜嶺油田,使遼河成為中國又一個重要油氣區。

1975年1月,康世恩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5月,康世恩和石油地質家根據對冀中地區地震勘探資料的研究,認為河北任丘——辛中驛地區是一個有利的油氣聚集帶,決定進行重點鑽探。1975年7月3日,任丘4號井噴出高產油流,經酸化后日產原油上千噸。這是中國第一次打開古潛山油藏的大門,是勘探領域裡一個新的突破。“工業學大慶”在石油戰線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實行包干責任制使石油工業再現新輝煌

1981年中國石油工業面臨一次新的抉擇,原油產量下降,中國又將花大量外匯進口原油,對國民經濟將造成嚴重的負擔。這一形勢,引起了康世恩的嚴重憂慮。

當時,康世恩得了膀胱癌,住進了醫院。他在病中最牽挂的是:石油怎麼才能穩住1億噸,不要繼續往下滑,而且要逐步轉入上升。他對石油部來看望他的同志提出:“能不能不叫下面各油田年年爭投資,想個辦法給他們包干?”他組織石油部有關人員算了一筆細帳,把1980年動用的石油地質儲量57億噸、121個區塊劃分成四類:產量穩定的、遞減率較低的、遞減率較快的和可以擴大開發的,算下來1981年可以保持原油產量1.0065億噸。

當時,中東爆發了“兩伊”戰爭,原油價格上升至每噸260美元,而中國國內油價每噸才相當於35.7美元。康世恩把這些情況綜合考慮之后,在腦子裡逐漸形成一個原油產量包干的輪廓:國家對石油部實行原油產量1億噸包干,超產的原油允許石油部出口,利用國際油價上漲的機會,換回的資金用於資源勘探、油田調整和技術改造。國家不用增加投資,不用進口原油,而是讓石油部門本身增強活力,使石油工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1981年2月,中央決定康世恩兼任石油工業部部長。4月22日,由國家計委等幾個部門聯合給國務院正式上報了原油產量穩住1億噸和增加工作量的報告。國務院領導同志於4月26日批復:可以同意,並盡快落實。可否在此基礎上包三年。

原油產量1億噸包干的報告經國務院批准以后,康世恩在醫院立即組織研究實施辦法,決定派副部長焦力人等率工作組到勝利油田搞包干試點。工作組臨行時,康世恩對他們說:“國務院確定1億噸包干是一次大的調整,也是管理體制上的一次大的改革,石油要穩住1億噸,必須加大勘探工作量,必須對已開發的油田提高採收率,這就要大量的資金。在國家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於是才想出這個‘包干’的辦法來。”他認為實行這個新的政策,有利於調動石油戰線百萬職工的積極性,給企業一定的好處和自主權,使石油工業比較順利地發展下去,同時促使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

如何實施包干?康世恩講了兩條原則:一是四級包干,責任到人﹔二是企業內部實行甲乙方獨立核算。

按照這個要求,石油部工作組在勝利油田工作了一個月,擬定出先進的承包方案,康世恩十分滿意。

1981年7月24日,康世恩在能源委員會向中央書記處的匯報會上,提出實現1億噸原油產量包干,一是靠政策,二是靠管理,三是靠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四是靠登泰山過十八盤的精神。在政策上實行包干制,解決資金不足的困難,增加石油自我發展的能力﹔實行沿海大陸架對外開放,與外商合作勘探開發海上油、氣資源﹔允許採取多種方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先進裝備,可以向國外貸款。后來,中央同意了這三項重大決策,為中國石油工業新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1982年3月,中原石油勘探相繼取得新的成果,決定要在河南濮陽一帶展開石油會戰。康世恩多次聽取匯報,針對這個地區復雜的地質情況,提出要“打一場80年代特殊的石油會戰——科技攻關會戰”。

7月,油田編制出開展中原石油會戰實施方案。這時康世恩正在北京301醫院住院,醫護人員不許他工作。康世恩就通知油田同志用看望的名義,偷偷將地質資料等帶進病房。等醫護人員聞訊趕來時,病房裡牆上挂的、床上和地上鋪的都是地質圖。康世恩對護士長風趣地說:“我一看地質圖就來精神,比吃藥還強。”經過幾次研究,確定了3年內要探明石油地質儲量5億噸、天然氣儲量500億立方米,年生產原油500萬噸的會戰目標。

1983年3月國務院批准了中原石油科技攻關會戰,並確定宋振明擔任領導小組組長。4月康世恩率有關部門負責人到河南濮陽參加會戰動員會,要求以大慶會戰的勁頭,把大油田拿下來。隨后,石油部和中國科學院達成了科學院7個研究所參加中原油田會戰的協議,石油部也組織了200多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科技攻關。1985年底中原油田原油產量達到550萬噸。

臨終前艱難地寫下最后一個字:“油”

1988年3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他不再擔任國務委員,退居二線,但他依然心系石油,心系未來。

他給自己提出新的課題:到各油氣田調查研究,為石油、石化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盡老馬之力”。

從1988年到1992年,康世恩每年都到大慶作一次調查研究。他曾打比方說,大慶打個噴嚏,石油部大樓就要抖幾抖,大慶原油產量如果掉下來,哪一個油田也補不起啊!他每年到大慶去,總是主題鮮明地提出:大慶油田如何能做到長期穩產高產,不但要穩產到本世紀末,還要穩產到下個世紀初葉。他還是像當年會戰那樣,認真細致地和專家們日夜商討油田怎麼再細分開採層系,怎麼打加密井,怎麼開展三次採油試驗,提高油田的最終採收率。大慶的領導同志感動地說:“康老真是人在北京,心系大慶啊!”

1993年3月的一天下午,朱镕基副總理來到康世恩居住的四合院裡,聽取關於發展石油工業的意見。看到滿屋挂的地質圖紙他為老人專心致志研究石油開發的執著精神深深感動。朱镕基后來在一封信中說:“康世恩同志對發展中國石油工業那種執著追求、鍥而不舍的精神,嚴格要求、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3年5月,康世恩又到中南海向江澤民總書記作了詳細匯報。康世恩的建議得到了中央的重視。

從1992年以來,康世恩多年勞累引起的心臟、肺部等疾病,開始頻繁發作,每年要住幾個月醫院。1994年5月下旬,他帶病從四川歸來,到301醫院復查,結論是肺癌,已轉移。面對“死亡之症”,他鎮靜自如,對身邊的同志說:有病就治,沒有什麼了不起,我80年代得了膀胱癌,戰勝了它又活了10年﹔如果這次我能戰勝肺癌,我還可以再活10年。

每當石油、石化的領導到醫院去看望他,他總是關切地詢問石油和石化生產發展情況。他對著大地質圖,聚精會神,邊看邊談,根本不像一個病人,仿佛又回到當年指揮石油會戰的現場。

1995年3月17日,康世恩病情加重,呼吸困難。朱镕基副總理來看望他。康世恩知道自己時間不多了,掙扎著坐起來抓住朱镕基的手,流著淚喘息著對朱镕基說出埋藏在心裡很久的話:“老朱啊!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一定要加強黨的領導,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多麼重要的囑咐。

1995年4月4日晨8時45分,江澤民得知康世恩病危,趕來探望。這時他已切開氣管,不能說話了。

江澤民緊緊握著他的手說:“你放心吧!上次你和我說的關於石油工業發展問題,我記著呢!”康世恩流著眼淚點點頭。

4月20日,是康世恩的80歲生日。

第二天上午,康世恩已在彌留之際。身邊人員看到他的手在微微抖動,知道他想寫字,趕快拿來紙和筆。康世恩這時口、鼻和身上插著許多管子,身體已無法動彈,兩眼隻能望著天花板。他憑直覺握著鉛筆,在一塊紙板上艱難地歪歪斜斜地寫下了他這一生最后的一個字“油”!身邊醫護人員、工作人員和家屬見此情景,再也忍不住失聲痛哭。

4月21日下午2時55分,康世恩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原載:《中華魂》2020年第5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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