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的革命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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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和周恩來，從旅法勤工儉學時期開始交往、共事，在大革命中和長征路上並肩戰斗，到新中國成立后主持經濟建設工作。這對革命戰友，相知、相交半個世紀，他們相互支持，相互敬重，肝膽相照，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法蘭西歲月

李富春，1900年5月出生於湖南長沙。1918年春，李富春從長郡中學畢業。當時，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由於在戰爭中傷亡慘重，勞動力缺乏，急需從亞洲各地招募工人。從1912年開始，留法運動就在國內迅速開展起來。李富春和當時很多青年一樣，“有提高科學文化水平的願望，但因家境貧寒，無力升學，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國經過勤工達到升學目的，便想盡辦法奔向這條路上來”。

1919年10月31日，19歲的李富春乘法國郵輪“寶勒茄號”從上海啟程前往法國。李富春初到法國，和大部分勤工儉學生一樣，是懷著“工學主義”理想的。1920年2月，李富春和李維漢、李林等人共同組建“勤工儉學勵進會”（當年8月改名為“工學世界社”）。在李富春到達法國一年之后，1920年12月，周恩來作為華法教育會組織的第15屆赴法勤工儉學生抵達法國馬賽港，開始了旅歐生活。李富春和周恩來這對革命戰友在遠離故土的法國有了人生交集。

1921年6月16日，法國各大報紙披露了北洋政府以出讓鐵路“筑路權”為代價與法國秘密協商借款和購買軍火等事宜。這個消息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周恩來立即與“工學世界社”社員袁子貞一起聯絡旅歐的華人團體，組成反對借款委員會，並發表《拒款通告》。6月30日，在法各華人團體組織了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廳舉行拒款大會，會上宣讀了各地華人團體的抗議函100多封。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法國政府被迫暫時中止借款的商談活動。在這場斗爭中，李富春和“工學世界社”的同志們一直站在斗爭的最前列。這場“拒款”斗爭，是李富春與周恩來一起革命和工作的起點。

在勤工儉學生與當局的多次斗爭中，周恩來、李富春等人總結經驗教訓，深刻地認識到在勤工儉學生中建立“一個嚴格的戰斗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必要性”。1922年初，趙世炎、周恩來聯絡李維漢、王若飛、李富春、劉伯堅等勤工儉學生中的先進分子，商討組建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經過幾個月的醞釀和籌備，1921年6月下旬，作為中國共產黨8個發起組之一的旅歐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

1922年6月，旅歐的中國進步青年在巴黎建立統一的旅歐共產主義青年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2月，旅歐少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更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團組織成立后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組織青年學習馬列主義著作。為了配合這項工作，8月1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創辦理論刊物《少年》月刊。周恩來、李富春、鄧小平既擔任編輯，又撰寫文章。刊物的編輯部就設在周恩來在巴黎的住所，這裡同時也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的辦公處，李富春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在這間狹小的公寓裡，周恩來和李富春等人全情投入、忘我工作，“身居陋室，條件艱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床上、桌子都坐滿人。他們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時連菜蔬都吃不上”。據親歷者蔡暢回憶：“《少年》刊物是輪流編輯，鄧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蠟版，李富春同志發行。有時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時間不定。鄧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黨的工作，而周恩來同志則全部脫產。”

1924年2月，《少年》改組為《赤光》半月刊。當時，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中，以曾琦、李潢為首的國家主義派組織青年黨，攻擊中國共產黨，反對國共統一戰線，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論戰對象。周恩來、李富春等人立即組織起來奮筆直書，在《赤光》上連續發表文章予以回應，同國家主義派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揭露國家主義派名為愛國、實為賣國的本質。

在法蘭西的激揚歲月，李富春與周恩來同時確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以昂揚的斗志、忘我地工作書寫著青年人的意氣風發。

大革命中

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后，在國共合作的新形勢下，廣東已經成為國民革命運動的中心，急需大批干部前往開展工作。黨中央決定派李富春和蔡暢前往廣東工作。

1925年8月20日，剛從蘇聯回國的李富春和蔡暢乘坐輪船抵達廣州。當時廣州全城正在戒嚴，所有外來的船隻都被阻攔在城外。第二天，戒嚴解除后，李富春和蔡暢才得以上岸進城。原來就在8月20日上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殺害。廖仲愷被害事件，使初到廣州的李富春在興奮之余增添了一份憂慮，隱隱感覺到在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背后隱藏著種種危機。

在中共廣東區委，李富春見到了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就共事過的周恩來、陳延年。李富春的到來，使他們非常高興。周恩來比李富春早一年回國，到廣州后即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不久，又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初，廣東革命政府下令東征，周恩來因隨黃埔軍校東征而難以兼顧中共廣東區委的全面工作，就由陳延年接替了他的職務，周恩來改任軍事部部長，集中力量領導軍事工作。李富春到廣州后，中央決定由他出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委員會委員，后又決定由他以國民黨黨員身份參加國民革命軍。

國民革命軍是廣州國民政府依靠中國共產黨人對舊軍隊的改造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共6個軍。每個軍都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周恩來與李富春分別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此時年僅25歲的李富春還兼任第二軍軍法處處長，領中將軍銜。李富春和蔡暢初到廣州，住在離中共廣東區委不遠的文德東路文德裡，周恩來和他的新婚妻子鄧穎超也住在這裡，李富春到二軍工作后才搬到了高第街五號二軍司令部附近，兩家人的關系非常密切。

如何改造舊軍隊，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周恩來和李富春等中國共產黨人上任后就開始著手健全軍隊政治工作制度，加強軍隊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李富春還選派了一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青年軍官從事黨務工作或宣傳工作，並在二軍軍、師兩級建立了共產黨的秘密組織，發展新黨員。在李富春的帶動和領導下，二軍政治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軍隊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因工作成績十分突出，李富春還受到了中共廣東區委和軍事部長周恩來的表揚。

正當北伐的各項准備工作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時，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策動了公開反共的中山艦事件。周恩來和正在廣州開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毛澤東得到消息后，趕到時任第二軍副黨代表的李富春的住處商討對付蔣介石進攻的對策。當時李富春的態度十分明確，主張對蔣介石進行反擊。毛澤東、周恩來和李富春一致認為，在國民革命軍6個軍中，除第一軍外有5個軍長同蔣介石有矛盾，在蔣介石直接指揮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產黨員。根據這種形勢，他們提出以葉挺獨立團為主，聯合國民黨左派和一切能聯合的力量給蔣介石以回擊。但是，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終沒有採納他們的意見，主張妥協讓步，以致蔣介石的軍事地位更加鞏固。

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節節勝利的凱歌中，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7月15日，領導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與蔣介石合流，公開背叛革命。中共中央為保存實力，決定將在國民革命軍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撤出。李富春是國民黨通緝的重要人物之一，被迫轉入地下工作。周恩來則重整旗鼓，在他和賀龍、葉挺、朱德等的領導下，8月1日凌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在南昌打響。

長征路上

1934年9月，李富春離開工作3年多的中共江西省委，到達中共臨時中央的駐地瑞金。在這裡，紅軍和中央各機關正在緊張地進行大轉移前的各項准備工作。當時，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后負傷未愈，中央決定委任李富春為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職務。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分別從瑞金等地撤離江西蘇區，開始長征。

1935年1月7日，紅軍突破了烏江天險，攻佔了黔北的軍事要地遵義。紅軍部隊在遵義休整十幾天，利用這個“少有的休息機會”，中共中央召開了具有轉折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在會上，博古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主報告，將紅軍失利的原因歸咎於種種客觀原因。周恩來作副報告，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錯誤，主動承擔責任，同時批評李德、博古的錯誤。毛澤東也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尖銳地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批駁了博古的錯誤觀點。

李富春作為紅軍的主要指揮員，在長征中特別是從湘江戰役后一直反思紅軍存在的問題，認為黨的路線和黨的領導從根本上出了問題。李富春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非常尖銳，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伍修權就在回憶錄中寫道：“會上的其他發言，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是李富春和聶榮臻同志。他們對李德那一套很不滿，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很嚴厲。他們都是積極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的。”會議增選了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李富春在中共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上，堅定地支持毛澤東、周恩來等的正確的組織、軍事、思想路線。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當時的形勢和紅軍面臨的任務。這次會議決定中央紅軍恢復紅一方面軍的番號，周恩來任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委，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和李富春再次搭檔，二人共同肩負起領導紅一方面軍生存和發展的重任。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兒蓋舉行政治局會議。會議當天，周恩來與李富春聯名發出指示：“爭取洮夏戰役的勝利，是赤化川陝甘的關鍵，而在洮夏戰役之前，更要經過相當時間的草地行軍與可能的戰斗。”為了執行洮夏戰役計劃，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混合編隊分為左、右路軍，中央再次調整李富春的職務，決定由他到三軍團任政委。

在長征中，周恩來“承擔著軍委的主要責任”，工作非常忙碌，因為長期勞累、身體疲勞，加上營養不良、自然環境惡劣，到達毛兒蓋后他就病倒了，連續多日高燒，不能進食。經醫生檢查，周恩來患有肝炎，已經發展成了肝膿腫，急需排膿。由於缺醫少藥，隻能由戰士去附近高山上取來冰塊敷在他的肝部，用局部冷凍的方法降低體溫，控制炎症發展。

8月21日，右路軍開始北過草地，李富春隨三軍團殿后。周恩來也在這支隊伍中，這時他雖然病情略有好轉，但身體仍極度虛弱，在平地上行走都很困難。從毛兒蓋到班佑需要經過數百裡茫茫草地，氣候極端惡劣並且變化無常，遍地都是泥沼，不小心陷下去就很難拔出來。為保証周恩來安全通過草地，李富春和彭德懷等三軍團指揮員決定為他組織擔架隊，將周恩來抬出草地。李富春考慮問題十分周到細致，行軍路上，他經常隨著周恩來的擔架走，不時叮囑抬擔架的戰士手腳要輕，並請有關同志想盡辦法安排好周恩來的飲食。經過六天六夜的艱苦行軍，李富春和三軍團的指戰員們終於走出草地。在李富春、彭德懷、陳賡和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的細心照顧下，周恩來的身體在這樣極度艱苦的環境中奇跡般地得到好轉。這是同志戰友情在艱苦卓絕的長征路上的完美體現。

從東北到中央

1950年1月10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乘火車到莫斯科，協助已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同蘇聯政府談判。李富春是代表團成員之一，此時他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東北軍區副政委，是東北黨、政、軍的二把手。

李富春隨周恩來赴莫斯科，與蘇聯援助東北項目的談判有關。周恩來非常了解和信任李富春，他認為李富春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開過火車，當過司機，青年時代的生活經歷使他對現代工業的了解比許多人都要深刻﹔在東北工作時期，李富春領導了東北工業恢復與建設工作，並主持編制了東北地區第一個國民經濟計劃，有著領導和管理經驗，是黨內少數的熟悉現代工業交通、懂經濟的領導人之一。因此，周恩來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電報中說：“為便於商定一九五〇年通商協定中的出入口貨單，東北關系最大，除貿易部葉季壯前往外，毛主席曾提到富春是否需要前往，我們認為甚有必要。”

列車一路西行，周恩來和他率領的代表團不顧旅途疲勞，緊張地從事談判的准備工作。1月20日，李富春等隨周恩來抵達莫斯科，立即去毛澤東的住所研究中蘇會談問題。22日晚，中蘇開始正式談判，中方參加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李富春、王稼祥、陳伯達等。這次談判形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毛澤東、周恩來訪問蘇聯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重大的外交活動，舉世矚目，影響深遠。李富春不僅同王稼祥一起協助周恩來參加條約及相關協定的談判，還在中央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因病不能出席的情況下，主持中蘇貿易談判。2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乘專列離開莫斯科，李富春沒有隨行，留在莫斯科主持談判此前中蘇談判中沒有解決的問題。

正當李富春在莫斯科負責中蘇貿易談判之時，1950年4月11日，中央決定任命李富春為政務院政務委員、財政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並接替陳雲兼任重工業部部長。4月19日，中蘇兩國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簽訂《中蘇貿易協定》，隨后，李富春離開莫斯科回國。回到東北后，李富春完成交接工作回到中央，為大規模開展工業建設做准備。

到1952年下半年，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進行得較為順利，從1953年開始，我國將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從1951年就開始了，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當時國民經濟已經開始好轉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實際情況，經周恩來提議，成立五年計劃編制工作領導小組，由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人組成，負責領導“一五”計劃的編制。周恩來與李富春這對老戰友，又一次並肩作戰，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擘畫藍圖。

1952年8月，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為代表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蘇聯。中國代表團的任務是將五年計劃的輪廓（草案）同蘇聯方面交換意見，並爭取蘇聯的援助。李富春到莫斯科后和陳雲一起協助周恩來與蘇聯政府會談，並同國內中財委保持密切聯系，通報會談進展情況，及時傳達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周恩來和陳雲在蘇聯逗留了一個多月，在安排好代表團與蘇聯的談判議程和方針后離開莫斯科回國。在此后的近10個月中，一直由李富春率領中國代表團繼續同蘇聯政府有關部門商談蘇聯援助的具體項目。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3月8日，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飛抵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3月10日、11日，李富春抓緊時間向周恩來匯報近幾個月來中蘇雙方就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輪廓（草案）等問題商談的情況。根據商談情況和我國實際，李富春提出制定“一五”計劃的條件，分析五年計劃草案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意見，並對國家計委、中央財委的建設提出了意見。周恩來十分重視李富春的這些意見，認為許多意見對改進計劃工作很有參考價值。

4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在李富春的領導下，同蘇方進行反復磋商研究后，雙方在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重大項目上已取得一致意見，基本具備了簽訂協定的條件。5月15日，李富春作為中方全權代表，在《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上正式簽字。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在周恩來的關懷下，李富春帶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順利完成任務。這是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前的一項意義十分重大的工作，在新中國經濟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

此后，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李富春繼續奮戰在國家的經濟戰線上，陸續主持編制了“二五”計劃、“三五”計劃，繪制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的完整藍圖，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1975年1月9日，75歲李富春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彌留之際，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周恩來，他說過：“不知道周恩來的健康狀況如何，擔心他的病情，希望不要惡化。中國的經濟建設離不開周恩來，特別在困難時期。”1月15日，李富春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當時已經重病纏身的周恩來，不顧醫護人員勸說，從醫院趕到人民大會堂，親自為他的老戰友李富春主持追悼會。蔡暢激動而又關切地問周恩來：你怎麼還是來了？與李富春幾十年風雨同舟的周恩來動情地說：“我怎麼能不來呢？病得再厲害，也要來。我們是五十年的老戰友了！”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