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強調打好政治軍事仗

　　1964年5月，毛澤東在向外賓介紹中國革命戰爭勝利經驗時深刻指出：“隻有會做政治工作的人才會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會打仗。”他認為，戰爭指導者隻有懂得政治的重要意義，才不至於跟著戰爭打圈子、把自己束縛起來﹔隻有從政治著眼，才能懂得並深刻認識戰爭的規律性，實現對它的指導，才能決定為戰爭服務的一切戰略、戰術、政策、計劃與方案。
　　軍事行動要服從政治全局需要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戰爭本質的基本觀點。毛澤東緊密結合中國革命戰爭實踐，鮮明提出了“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是流血的政治”等精辟論述，科學揭示了戰爭與政治的本質聯系。他指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深刻闡明了戰爭與政治的內在一致性。
　　在毛澤東看來，軍事問題本質上是政治問題，左右軍事行動和戰爭結局的決定因素往往不是單純的軍事力量，而是政治力量。軍事作戰原則與政治斗爭原則在實踐中是統一的。他指出：“一切軍事行動的指導原則，都根據於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盡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這個原則，在革命戰爭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則聯系著的。”戰爭離不開政治，政治必須貫徹於戰爭中。一方面，政治是目的，戰爭是手段，戰爭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另一方面，在把政治貫徹於戰爭的全過程中，政治又是作為能動的因素，積極影響軍事的，它保証軍事斗爭和軍隊建設的政治方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根據“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觀點，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情況，在戰爭指導上成功地解決了諸如戰爭的政治動員、根據地和軍隊建設中的許多政治問題，用進步的政治精神灌注部隊，有力地推動了我軍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發展。
　　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原則
　　要贏得戰爭勝利，不僅要爭取軍事上的主動，更要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如果僅有軍事主動而沒有政治主動，軍事主動就難以保持。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期間為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而提出的“有理、有利、有節”，是在軍事斗爭中爭取政治主動的重要策略原則。所謂“有理”，就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就是勝利原則，“不斗則已，斗則必勝”﹔“有節”就是休戰原則，“適可而止”“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斗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
　　新中國成立后，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安全及和平發展大局，毛澤東在籌劃和指導邊境斗爭和局部戰爭中，仍然始終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原則，使我軍師出有名、反擊有理，打得主動、停得及時。以抗美援朝戰爭為例，有理：朝鮮戰爭爆發后，多次警告美國不要擴大戰爭、進攻三八線以北，然而美國卻沒有正視，將戰火燒到了中朝邊境，嚴重威脅到新中國的國家安全，毛澤東被迫作出出兵的決策。有利：在朝鮮戰場上，志願軍運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浴血奮戰擊退了“聯合國軍”的進攻，並守住了三八線附近的陣地，給軍事斗爭和政治談判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有節：為避免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潭，第五次戰役后及時調整志願軍入朝作戰的政治目的，從徹底驅逐美國軍隊出朝鮮半島轉為恢復戰前狀態，使得中美雙方能夠在相對合適的時機簽訂停戰協定。正是人民志願軍始終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始終保持政治上的主動，使得抗美援朝戰爭基本控制在朝鮮半島范圍內，避免了國家建設和發展大局受到更大的沖擊。
　　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緊密配合
　　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沒有政治斗爭的配合，軍事斗爭是不可能取得完勝的。他批評了為戰爭而戰爭的單純軍事觀點，批評了把戰爭孤立起來的形而上學觀點，強調將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緊密結合起來，在全局上進行綜合考慮。例如，上海戰役前夕，中央軍委的作戰意圖十分明確，就是既要打一場城市攻堅戰，又要給人民留下一個相對完整的上海。為實現這一意圖，毛澤東指揮設計了一場漂亮的政治軍事仗。在軍事部署上，人民解放軍渡江后不急於奪取上海，使湯恩伯部在上海不感覺有急迫的威脅。在攻城時機上，不以軍事准備是否就緒為准，而以接管上海准備工作情況而定。在作戰行動上，避免重炮強行攻堅，而是誘殲敵主力於城外。在政治策略上，要求參戰部隊進入上海市區后嚴格遵守群眾紀律，注意保護資本家的房屋財產，既拉住資本家在上海同我黨合作，又以良好形象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上海人民及社會各界中的政治影響。
　　軍事斗爭是武力打擊的硬殺傷，政治斗爭是非武力攻擊的軟殺傷。毛澤東認為，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可以相輔相成，政治斗爭打好了可以有效配合軍事斗爭，軍事斗爭打好了，又能給政治斗爭帶來主動。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要求人民軍隊不要有麻痺思想，要站在自衛的立場上堅決反擊國民黨軍的進攻，並認為：你們越多打勝仗，我們在這裡越安全﹔你們越多打勝仗，我們談判就越主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我晉冀魯豫解放軍在山西上黨地區殲滅了來犯的閻錫山部隊3萬余人，有效遏制了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的進攻企圖，加強了共產黨在重慶談判中的主動地位。在我黨軍事打擊與政治斗爭緊密配合下，不僅在政治上揭穿了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的面目，還在軍事上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進犯解放區的囂張氣焰。
　　作戰指揮必須講政治
　　毛澤東認為，不僅戰略上要講政治，作戰指揮上也要講政治，這是落實政治軍事仗的重要條件。1958年炮擊金門作戰時，在中央政治局作出炮擊金門決定、福建前線部隊完成集結后，毛澤東並沒有急於下達開戰命令。7月27日，他給彭德懷、黃克誠寫信，說道：“政治挂帥，反復推敲，極為有益。”炮擊金門這一仗肯定要打，但必須把政治上的利弊得失計算清楚，確保政治上獲益。進入8月，美國得到中國准備在台海方向採取軍事行動的情報后，一面決定向台灣地區增派航空母艦和戰斗機，一面發出外交恐嚇，企圖以“戰爭邊緣”政策阻止中國的軍事行動。毛澤東看到美國被調動起來了，最終下定開戰決心，以收到同美國進行隔空政治對話的效果，並達到試探美國台灣政策底牌的目的。8月23日炮擊開始后，毛澤東“武戲”和“文戲”一起唱，軍事上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政治上則以輿論宣傳和外交斗爭緊密配合，完全實現了“靈活應變，主動在我”。
　　當軍事行動與政治利益相一致時，應全力組織好軍事行動，加速政治目的的實現，而軍事行動有悖於政治目的時，應及時作出調整、改進，以保証政治目的的實現。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抗美援朝戰爭第三次戰役。經過第一、二次戰役的連續作戰，志願軍打到了三八線附近，但已經相當疲勞，亟須休整補充。而毛澤東經過反復權衡，認為我軍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帶來很大的不利，要求志願軍乘勝南進，堅決越過三八線，在三八線以南打一仗，不僅可以加重美國的失敗情緒，而且可以打破美國維持入侵狀態、整軍再戰的企圖，並在停戰談判中爭取到一個有利地位。此時毛澤東主要考慮的是政治上的利弊得失，也就是說：作戰指揮不僅要考慮軍事因素，更要考慮政治因素﹔軍事上不可行，而政治上需要時，軍事要服從政治。